閱讀|《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上):自我與他者
黃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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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上):自我與他者

黃郁書
2022-04-25|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德國哲普作家沃弗朗.艾倫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的《魔法師的年代:跟著維根斯坦、海德格、班雅明與卡西勒,巡禮百花齊放的哲學黃金十年 1919-1929》,幾年前甫出版就成為暢銷書。而一讀就發現,《魔法師的年代》之所以精彩,不僅因為書中哲學家都是德國哲學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影響了其後整個西方哲學的走向、關切核心、以及研究哲學的方式;更因為艾倫伯格以富有文學性的生動筆調,鮮明刻畫出他們的性格和生命姿態。閱讀過程中,既有故事般的趣味,也能讀到他們的書信和作品片段,對他們重要的哲學概念之形成與發展有所認識,亦成為理解二十世紀以來的哲學如何探討存在、語言和時間之起點。雖然這幾位哲學家實際上和哲學上並沒有太多交集,但作者適時將他們彼此的生活處境和思想做出連結對照,很能引起讀者進一步聯想、反思、與之對話,是這本書的獨到之處。
今年剛出版中文版的艾倫伯格新書《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在寫作風格和結構上完全延續了《魔法師的年代》,聚焦1933-1943年間,漢娜.鄂蘭、西蒙.波娃、西蒙.韋伊和艾茵.蘭德的生命與哲思。這一次,透過了解當年的她們正分別身處什麼樣的個人遭遇、人際關係和社會處境,從而理解她們何以提出那些反思與批判,顯得加倍重要。因為新作不僅在時序上承接了前作,來到政治氛圍更險峻動盪的納粹崛起、二戰爆發時期;內容上,哲學家們哲思的對象也從個體存在和抽象領域,轉為對他者、群體和政治的關注——若用鄂蘭的概念作區分,可說是從「沉思的生活」來到了「行動的生活」。其實,本書的德文書名直譯,也正是「自由之火:黑暗時代的哲學救贖」(Feuer der Freiheit:Die Rettung der Philosophie in finsteren Zeiten)。
不過,剛開始讀的時候,難免覺得將艾茵.蘭德與其他三位女哲並列有點爭議。她主張極端個人主義和「開明的利己主義」,推崇純粹理性、自由的個人,不需要任何他者、完全不受社會束縛,並視「利他主義」為奴隸道德觀,對美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派/共和黨有重要影響。然而,哲學學術界基本上不會認同她是位「哲學家」,她的「哲學」甚至經常被當成笑話揶揄的對象。原因有許多,比如她透過小說作品如《源泉》所塑造和尊崇的強大個體和個人主義,並無細緻嚴謹的哲學思辨與論證作為根基,而主要秉持著一份對「自我」的堅定信念。她建構出的「客觀主義」看似自成體系,卻對長久以來已然累積建立起的龐大哲學知識系譜嚴重缺乏認知。
這一方面反映了哲學的高牆,非哲學院訓練出身的個人,尤其長期被排除在體制外的女性,很難達到同等高度和受到認可。但另一方面,蘭德的思想確實漏洞百出,明顯的問題之一,在於經常混淆「實然」與「應然」(is and ought)。她十分喜愛並在多處呼應尼采的「超人哲學」,但尼采明白指出「超人」是一種理想型(應然),蘭德卻認為「全然理性自由的個人」是真實可行的(實然);這樣的混淆很容易讓她的讀者對於「個人在世界上的真實處境」有錯誤認知。
我們可以借用同時期漢娜.鄂蘭的文字,對蘭德作出簡潔反駁。鄂蘭在書寫十九世紀猶太女性知識分子拉赫爾傳記的過程中,清楚體認到「理性自由的個體」與「其所身處的歷史文化」之間可能產生劇烈拉扯,但兩者亦密不可分、且不應該將之分離,因為若只強調理性個體概念,將會與世界和現實脫節
在拉赫爾的生命境況中,有兩種必不可少的勇氣互相衝擊著:一是啟蒙的勇氣,這代表個人會運用理性思考能力,自主將自己定義為理性個體;再來則是認清事實的勇氣,體認個人自覺、自我籌畫的自由,永遠會受到歷史以及文化條件的制約,沒有人能全然擺脫這些制約。......沒有人能逃出被拋進這種拉鋸狀態的命運,而且也不該合理地希望能擺脫這種宿命。因為這麼做的代價,其實不亞於失去那值得被稱為世界與現實的事物。
艾茵.蘭德 Ayn Rand (1905-1982)
儘管,認識蘭德的生命經歷後,便能理解她的思維脈絡:成長於蘇聯,家人因為布爾什維克的崛起而從寬裕到落魄;她獨自去到美國,賦予了自己全新的名字——艾茵(Ayn)的發音相近英文的「我」(I)——在好萊塢追求自己的美國夢並逐步獲得成功。事實上,蘭德的小說《源泉》裡,那位完美體現她個人主義內涵、「徹底否定他者的相關性與意義」以重新征服「自我」的主角洛克,正是以她自身的心靈和意志作為藍圖。蘭德認為「全然理性自由的個人」真實存在,因為她自己就是一例。
然而,這顯然也是自我盲點。透過閱讀我們可以歸結:蘭德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集體主義奪去個人面目的痛惡和恐懼,而試圖以極端的個人主義反擊、捍衛個體獨特性和創造力。同時,她也強烈抨擊現代消費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下的人們共享相同弊病,那就是將個人價值判斷與生命前提建立在他人身上,使得神聖的「自我」一詞失去根本重要性。不知她是否也意識到這份對「自我」的堅持已經近乎信仰、其中包含理性和理性以外的因素,才反而需要如此強力地宣稱自己的絕對理性?
此外,在我看來有些諷刺的是,「超人」(Übermensch)一詞後來被納粹德國頻繁使用以劃分「強者/優等民族」和「弱者/劣等人種」。儘管這違背了尼采的定義和本意,卻也迫使我們反思:蘭德所描述的理性自由、意志強大的個人,是否真能如她所言,僅僅專注於追求自身創造性目標,而不需要、也沒有意願在過程中或成功後,試圖擴張權力、支配他者?
畢竟,更有可能的情況是,當具備某些特質或行為表徵的人被過分高度地推崇——無論是「超人」或「全然理性自由的個人」——人們很容易區分出符合條件的「優秀的人」,和其餘「缺乏理性或意志薄弱的人/受制於群眾或社會規範的人/未能展現人之潛能和創造力的人」,並認為兩者毫無共通點。而即使是在蘭德的個人主義下,仍只有前者是獨特個體,後者則依舊面目模糊。這樣的概念也隱約已經將後者視為「次等的人」,同時潛在地賦予了「優秀的人」擁有更多權力、甚至支配其餘他者的道德正當性,而終形成「優秀的強者」對他者的壓迫。除了納粹德國的極端之例,其實西蒙.波娃的《第二性》,不也正揭示了社會以同樣的區分邏輯,將男性建構為強者、理性自由的「第一性」,女性則是弱者、情緒化、應當服從強者的「第二性」。
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相對於艾茵.蘭德的理性利己,個人意志同樣強烈堅毅的西蒙.韋伊,在光譜另一端積極實踐「利他主義」。韋伊和波娃曾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同學,在校成績韋伊第一、波娃第二。但儘管波娃十分欣賞韋伊的哲學天賦和人飢已飢,兩人卻初次見面就分道揚鑣:
我(波娃)羨慕她(韋伊)有顆為全世界跳動的心。有一天,我居然順利認識了她,我不曉得我們是怎麼搭上話的。她斬釘截鐵地對我說,當今地球上只有一件要事,那就是推動一場讓所有人能得溫飽的革命。我則不容置辯地反駁說,問題不在於讓人活得幸福快樂,而是替他們的存在找到意義。她毫不動搖地看著我:『妳看來就是一臉從來沒餓過的樣子。』我們的關係便就此劃下句點。
波娃與沙特在咖啡館裡談論哲學的姿態,的確與粗衣糲食的韋伊相去甚遠。韋伊早早放眼世界苦難、不談個人戀愛;而這個時期的波娃,生活重心圍繞著沙特,忙於維繫由兩人「緊密而誠實的開放性關係」延伸出的多角戀情之平衡與和諧。其實,讀了書中節錄的波娃日記和書信、了解他們關係更真實的樣貌後,不免對那些將波娃與沙特的愛情模式理想化的傳頌感到荒謬。波娃深信沙特是自身生命與思想中最需要且唯一必不可少的人,但沙特真正重視的始終是自己。這一點也反映在他們的哲學上:同樣立足於存在主義思想脈絡,沙特著重於存在的虛無、個人擁有絕對的自由作出選擇;波娃則從自身困擾和愛情經驗出發,反覆思索「他者的存在」與「我的存在」彼此間的關係和意義。
幾年後,隨著政治時局日益嚴峻,波娃進一步發展出存在主義的倫理學,提出「自我」與「他者」可以站在平等的基礎上團結共創,創造出互相認可的狀態,從而不落入勝利者(統治)和失敗者(奴役)的對立與爭鬥——這或許是對前述因推崇強大個人發展成的「強者」支配性很有意義的回應方式。波娃所言的是一種「形而上」的團結,而我認為最有意思的是,由於她的思想根基於人際關係、尤其愛情關係中的自我與他者,她並非站在抽離或道德制高點提出「個人的自由需要以他者乃至所有人的自由為前提」,而是作為真實身在其中的個人,體認到「沒有人是孤島、沒有人能獨自獲得自由」,再將經驗哲學化,並融合海德格和黑格爾哲學,對政治現實回應以「社會主義與自由」的相輔相成——想來韋伊也會認可並樂意與此對話的,可惜兩人太早失去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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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郁書
倫敦政經學院國際政治碩士。曾任品牌主管、課程統籌,從哲學、心理學、藝術、文學切入探討人生課題。現為文字工作者,經營FB粉專:藝文日常。IG:epilogue.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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