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與《七俠五義》

包公與《七俠五義》

史策流傳已不真，稗官小說更翻新

季康子與李麻子，嚼爛古今多少人

這是《七俠五義》第一回，俞曲園為本書所作詩歎。說的是史料俱在，有可考證的事實，但因各時代史觀的趨向，不免於偏離真相；若再加上傳播者的演述、改造以及訛誤，則更荒誕失實了。尤其「演史小說」的作者，在「事實與虛構」的比例上，必須兼顧教育性與趣味性，往往別開生面的處理材料，雜糅傳說、信仰以及個人經驗，以保持內容、色彩的鮮活翻新。如此，才能滿足民眾的口味。這就是演義流傳民間，取代歷史地位的原因。

至於本書在正史上的源始根據乃是「立朝剛毅，關節不到」的包公本傳，他的事蹟與典型，為中國自從吏治以來，因斷獄嚴明、不屈權貴，且有感神泣鬼的至誠、精察深訪的機智，綜合而成一個萬民信賴、伸冤訴苦的偶像。他的功德，並不表現在治國安邦，與將相爭名的上層結構中，卻圓滿於印證「廉明官吏，為民父母」的具體質踐。他投身於各階層，為低賤無告的百姓爭取生存的權利與尊嚴，一力面作為民眾的褓姆，宣達了統治者的關懷，另一方面則化解民怨，鞏固了政府的根基。宋仁宗對他絕對信任，百姓尤其感恩報德，奉若神明。在專制政治的陰影下，百姓對皇室只有效忠、貢獻的義務，卻無要求垂憐呵護的權利，因為還有中間階級（即地方官吏與權貴豪族，互相勾結，欺下瞞上）的阻隔與剝削。百姓生命與財產的保障，雖名義上仰賴於皇室的決策，實際上卻掌握在委派府縣的地方首長。人民瑣細的冤苦無法越級上達皇帝耳中，而皇帝亦無暇顧及這些普遍存在的民瘼。「聖聰」成為遙遠而抽象的傳說，百姓的哀號只能迴響在「代天子，行獨斷」司的民事公堂中，在「威－武－」的聲浪下，淹沒了千餘年中國老百姓的血淚殘軀。

這說明了何以一個嚴於聽訟的「包公」會變成民間的偶像（偶像的形成，是感情與祈願的凝聚。在古籍中：如《詩經‧甘棠》的「召伯」，《論語．顏淵》的「孔子」都是善於聽訟的典型），則不只在於他有所羅門王決斷的智慧，更由於他兼備了普救眾生的慈悲。他是悲苦百姓的青天活菩薩。他的神話性格即由此點染而來。孟瑤《中國小說史》:「也許由於歷來清廉剛正官吏之不可多得，人民不免因為嚮往傾慕的關係，逐漸在傳說中把這個人物理想化而且神奇化了。」「清」是智慧，「廉」是道德，「剛」是性格，「正」是原則。這是為治民官吏必須兼備的職業條件。包公只是個成功的抽樣，也是民間塑造出來，供給後世取法的典範，他的表面潤澤著百姓的血淚，以及冤魂的哀怨。

但是，清廉剛正是屬於文治方面的建設，其影響力依舊是有限的，他只能抽查式的照顧「一時一地」的百姓，並且由於遵循法律程序所受的延礙，而不能放手暢辦。於是，便須輔以某些自我授權，但能游走四方、見機而作、解危拯溺的「武者」，這類人全憑一腔訴諸「俠義」的直覺，在事件發生的現場，以優越的技擊扶持人間柔弱的受害者，在見聞所及、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他們減少了許多隱埋的冤恨。行俠而不欲人知，是他們生命中價值的所在，也是志氣的所在，更是本書以及所有俠客的共同主題。

至於「包公」與「七俠五義」的結合，另一層意義是：包公賦與俠義行為合法的權利，並約束、淨化他們血腥的暴力。而俠義則擴展並加強了包公深察民苦、制裁惡徒的領域與力量。甚至，在有效互補的組織下，這種結合更壯大而成正規的軍事機構，足以平定國內的集團叛變──襄陽王之亂。這就是本文所將討論的標題內容。

本書原由《龍圖公案》、《龍圖耳錄》等「包公斷獄」故事脫胎來的。以活躍在包公周圍，協助破案的一群盜俠如：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蕙、丁兆蘭、以及陷空島五鼠（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共稱為「七俠五義」而命名（原本是三俠，後經俞曲園加上小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沉仲元，共是七俠）。它最初的形式是「說唱」的底本，後來刪去唱的部分並加考訂潤飾，而流傳為小說。事實上，包公的故事才是本書的主脈，正如《水滸傳》在個別敘述一○八好漢的出身後，把他們聚集在梁山泊水寨中，由此顯出集團的整體方向。而七俠與五義在本書中亦曾依照出場次序，個別交代了他們的家族、性格、相貌、武技，以及零散的俠行義舉，隨後，即縮結在包公的脈絡中。包公吸收了他們，並組織他們成為彼此照應、互相配合的機動部隊。這除了包公本身人格操守的感召，還兼有俠者對朝廷官爵的殊榮感。即由民間的、個人英雄式的「俠義」提昇為國家的、集團的「忠義」，而進入社會化、合理化的階段。這對於他們是一個共許的誘惑，使他們進一步推廣俠義行為的抱負，而兼收光宗耀祖的青史勳名。包公確是如此牢籠他們，而他們亦不復矜持於豪俠的自由與孤傲。

必須討論的是：《七俠五義》在中國歷史「俠」的傳統中，其本質與面貌的衍變。戰國的「游俠」，是與「辯士」同等出身的，他們屬於破產的士人工商業者，及失業的農民，沒有財產，構成游閒不定的特殊階層，倚賴富豪的慷慨、國庫的賑恤，及對弱小有產者的壓迫而生存。他們輕視勞動，集中於都市，養成好勇鬥狠、野心向上的性格，並具備了組織活動及首領的能力。由於對富豪的階級憎恨，他們表現出激烈的暴力事蹟，或為獨立的英勇行為（如刺客列傳），或為集團的效忠主義（如養士風氣）。他們以「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為共同的意識。基本上，他們只是對雇主（諸侯，貴族）履行契約責任，本身並無善惡是非的抉擇。雇主能尊重他們、善待他們，便能得到感激圖報的宣誓效命，而雇主豪族亦往往以「藏亡納垢」的寬容收留這批游閒分子，以備不時之需。在背景上，他們屬於社會動亂、封建解體的時代產物。

秦漢大一統初期，傾向安定與建設，這些游俠在政權的裁抑下，暫時的斂跡以避禍或屈節而事尊了。但是他們的勢力依然潛伏在豪強者的庇護下，伺機而動，有顛覆政府的威勢（如劇孟），隨後，有一部分行徑則已喪失政治意識，而變質為純粹的私人報復與示恩（如郭解）。漢武帝時代，集權政治成熟，法律秩序建立，於是族誅郭解。此後的武俠，或者變為「有退讓君子之風」的合法主義，或者採取盜賊的方式集團反抗。

三國時代的俠者，往往和地主打成一片，成為幕僚、謀士之類。他們擇主而棲，互通治息，經歷魏晉南北朝的武人政治，到隋唐，由北土統一南朝，承受新興民族的刺激，王侯將相，率雜異族血統，而出現了唐傳奇中「劍俠」之流。但是，劍俠的產生並無史實記載。只是由於當日藩鎮跋扈，為害地方，政府亦無法律制裁他們，故由文人幻想一種能騰雲飛劍的超現實俠客，作為受壓迫者精神上的慰藉，他們多半只宣洩了一種荒誕的快感，並不符合俠義的行徑。

宋代以文官治國，武者之流，屈居次等的從屬地位，俠客亦只能出之以民間解怨、私人拚鬥的型態，同時，為了加強這階層彼此的聯繫，他們以一個代表朋輩友誼的「義」字作為行走江湖的信條。至於如《水滸傳》的主題，原本在強盜豪傑相互間的憐惜與攜手，而最後卻歸結到「招安」，成為以「忠義」標榜的說教。但是，他同時也把俠義的資格，推展到職業軍人以及一般低賤的市井小民，引車賣漿者階層中。他多少對佞臣奸黨，欺壓百姓、殘害忠良的事實，有著憤怒與抗議作用，因此，他們收集下層民眾中，富有俠義的亡命者以建立另一個草莽恣肆的樂園，消極的呈現他們對政府及國法的輕蔑。但當他們揭出「替天行道」的標語時，他們的行為卻只顧及集團的利益，共飽私欲。對讀書人毫無尊重，對農民殘忍而輕賤，對官方則叛逆與羞辱。他們是悖道而行，不能爭取普遍的諒解。這種俠義其有變態的、虐待的傾向。

到了《七俠五義》，創作者的背景，是清朝「乾嘉以後，國家承平日久，許多少壯游勇，這是都肯為國家出力報效，好炫耀鄉里。」(孟瑤：《中國小說史》)七俠與五義本是江湖盜俠，即因為這種緣故，而成為國家的忠臣義士。馬幼垣：〈話本小說的俠〉（《中外文學》第61期）云：

俠的基本社會義務，是解救貧弱者目前或即將來臨的危險。對某些俠來說，他們還有更重要的日標要達成，亦即要建立王權，或達到朝廷重職以增加個人事業上的榮譽。而他們行俠仗義的舉動，有助於他們的事業，一如有助於社會，這也說明了「個人榮譽觀念」決定了英雄豪俠的形成。即使是那些對他們本身的俠義行為並不期望得到什麼，其對個人榮譽，也一定看得很重要。雖然，一般說中國俠對於社會約束是不很遵守的，而又是高度的崇拜個人主義，可是他們很注意在同輩中的聲譽，注重同輩對自己的看法，這種重視個人身價榮譽的觀念，就他們在行俠的過程中，減低了任何為國或是愛國成分。

七俠、五義的根源，亦是以個人的榮譽觀念及同輩中的認同為行為規範的，他們有所謂「江湖規矩」、「綠林守則」之類的約束，而且對俠義與敗類的判別，也在於是否符合了這些自律的要求。可以說，他們尊重的毋寧是屬於民間處世思想的傳統與自發的正義感，這是改朝換代所不能動搖的，比之於國家法律重點的隨統治者而更革轉移，似乎更具有穩定性與權威性。這是俠義性格的基本內涵。至於投身於時代的適應中，他們亦可對政府機構作相對的協調，在七俠、五義的觀念裏是：「一來與朝廷出力，二來為百姓除惡」（第一○○回）把忠與俠完美的結合。這也是承平時代，俠者的幸運。因為他們不需牴觸朝廷法律（以武犯禁），而兼顧除強扶弱。甚至，積極的說，他們是以私人的身分去彌補法律的空檔。這也是七俠、五義能與包公結合，相輔相成的因緣。雖然他們起初未必有投靠皇家、效忠皇室的念頭，只如沉仲元所說：「既不能匡君澤民，止於借俠義二字，了卻終身而已。」建勳封爵固然是專制政體下，個人及家族最高的榮譽，但不能絲毫勉強。尤其在戰亂時代，因政治立場的歧異，可能產生朝野對峙的局面，俠者處身此際，憚於抉擇，只好回歸到最單純的善惡判斷，即扶弱濟貧的現實效用了。總之，秦漢以後，不含政治陰謀的俠義，都來自民間，活動於民間，亦遺愛於民間，這是他們的事業範圍，即使俠義者無可避免的要效忠於朝廷，那也必然緣於俠義的基本情懷，而不摻雜政治因素。

那麼，作為歸納、提昇七俠、五義於忠君勤王事業的「包公」，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他又如何降服這批江湖俠客？根據本書的敘述，包公乃「文奎星」降世，原神的形狀是「頭生雙角、青面紅髮，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銀錠，右手執一硃筆，跳舞竟奔前面來。」一付權威而活潑的形象。出生後，臉是黑的，家人以為不祥，曾被其次兄棄置野草叢中，卻為長兄拾回哺育，乳名「黑子」，童年讀書，敏捷穎慧，墊師曉得他「有來歷」，於是改名為「包拯」，字「文正」，預言他將來拯民於水火，為治國良臣之意。這樣的天命神哲使他能與鬼怪溝通，而他亦自覺的運用這種異能，如第三回敘述他以週身正氣庇護了遭劫的狐精，並因此三次得狐報恩，成就了一門親事。成年後上京會試，以知縣任用，在職期間曾審斷「墨斗案」、「烏盆冤」，聲名遠揚，卻犯了上司的嫉妒，藉故將他革職。後來養病於大相國寺，被欽差訪得（因聖上夢見包公，於是御筆親繪圖象，派丞相暗訪此人），答問時，說出一席話：「雖則理之所無，卻是事之必有。自古負屍含冤之魂，憑物伸訴者，不可枚舉，難道都是妄誕麼？只要自己秉公斷理民情，豈肯以妄誕二字，就置之不問，豈不使怨鬼含冤於泉下嗎？」這種見解，為包公聽訟斷獄的「異能」作了精妙的註解：「理」，只是智性的推斷，有其論證過程的限制。而「事」涵容廣遠，包括了顯而易見的常態，以及幽微難測的奇蹟，事兼蓄了理，人只能即事而見理，卻不該執理以限事。尤其一個決斷訟獄的官吏，由於牽涉著人命，首應以「秉公、明察」為原則，任何事件、跡象，足以獲致正確答案的，皆當留心，而不必到了吃緊處，仍迂腐、泥滯的計較「合理」與「荒誕」的界域。包公是肯定冤魂的存在，並有訴怨的能力（至少小說中的包公是如此）因此，他愈加公正誠摯的處理訟案，使「理」澄澈的躍現，並冀以「誠」感通「靈」，取得驗證。這雖含有神祕色彩，但卻是介於「理」（事理、物理、情理）與「靈」（神蹟、靈異、鬼魂）之間，不可批判的觀念。同時，這番話中的見解，也影響他對人及人格的看法：他判斷一個人時，並不存有階級、身世、職業等方面的差別意識，他是秉著「誠懇」的情懷，去衡量一個人為善的能力與志氣，由此透入人格的可塑性中，挖掘出真正的潛能與效用。亦即，他不單純從一個人的行為來決定他的本性，但卻能運用「聆音察理、鑒貌辨色」的觀人術，來探索人的內心，掌握動機與意向。譬如對待七俠、五義，他不執定「非法的盜賊」為惡性而擬繩之以法，或至少隔離他們，以顯示官宦的清高，相反的，他激賞他們人格中「俠義」的心態，並略去了他們「雞鳴狗盜，不服王法」的部分，而主動的親近結交他們，將他們導入合理的途徑，又給他們適當的尊重與自由。這即是他的寬容處，以及獨具慧眼處。

後來包公經引見入宮，鎮壓「寇珠」冤魂（此即後日「狸貓換太子」一案的線索）聖上大悅，即升包公為開封府尹，陰陽學士：「從此人傳包公善於斷鬼，白日斷陽、夜間斷鬼。」加上他擁有三件寶物──古鏡、古今盆、遊仙枕──藉此助力，他治好李后盲疾（第十六回）、夢遊地府（第二十七回），返命還魂（第二十七回），開封府成為全國疑難訟案的最後裁決所。包公加封「龍圖閣大學上」，欽賜「御鍘三刀」（原本是因包公官高寵厚，恐怕諸王親不服法令，故皇上特賜「御札三道」以為憑證。而公孫策用諧聲法，將之改造為龍虎狗三品鋼刀，先斬後奏，以鎮嚇全國惡徒）。更因審明「狸貓換太子」前朝舊案，使李后回朝，仁宗認親母，天下哄傳，於是包公加封丞相，位極人臣。

以上即是包公的出身來歷，關於他的通靈、精察、判案異秉、不畏豪強，都是頗具說服力的。但是，從另一方面說，編故事者特意為包公安排了「星主」投胎的傳說，並給予通靈寶物的陰助，則表示包公乃是「有所為」而來的，是天命的傀儡。上天賦與他無限的權能，仁宗更授與他最惠的辦案方便，在這些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優勢下，他擔負起許多重大刑案的責任，並憑著一念精誠，而萬事亨通。或許作者並非有意給這樣一個幹練的法官，安裝了迷信的背影，但民間傳說既使包公成神，作者也只好順從俗議了。黃摩西《小說小話》云：

此書人物、地址、稱謂，多寓遊戲，作者亦無一定宗旨……然豪神壯采，可集《劍俠傳》之大成，排《水滸》之壁壘，而又有一特色，為二書所不及者：則自始至終百餘萬言，除夢兆、冤魂外，絕無神怪妖妄之談。而摹用人情冷暖，世途險惡，亦曲盡其妙，不獨為俠義添頰毫也，宜其為鴻儒欣賞，而刺激社會之力，至今未衰焉。

這裏所提到的「夢兆、冤魂、神怪妖妄之談」部分，即是附屬於包公的情節，是民俗信仰的縮影。包公的人格之外，潤飾了神性，有助於對後世的影響力，但亦不貶損他在正史上的地位。民間所真正需要的，常非政府及學者所能提供，因而，他們創造了自己的偶像。

在「公案、朴刀、桿棒」的系統之外，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即在於七俠五義的故事。段成式的《劍俠傳》屬於劍俠傳奇的淵源，把怪力亂神作綜合的呈現與渲染，它的成就，在唐代已經結束。而宋代的《水滸傳》，又由於是強盜集團的怒書，藉天罡、地煞共一百零八位魔將的播亂江山為解嘲，它對天道與政府有諷刺的意味，故而暗藏了許多傳統的曲解、現實的逃避，以及烏托邦的締造與幻滅。這兩本書都不是純粹的、典型的俠義小說，而只是藉此寓意，另有懷抱罷了。這也是文人小說家的特色。至於作為說唱底本的《七俠五義》，它的本來面目，即只是職業說書人為了滿足、迎合聽眾的趣味及好奇心，因而根據最少的史實（或甚至通篇捏造），配合民情風俗，隨興而編、信口開河，偶爾提醒倫理道德的教條（說書人亦不善於「講道」，他們只是把現成的教條，簡單的陳述而已），便娓娓道來，製造許多懸疑的關節，以求延長故事的回目，多賺幾天生活費。這就是「多寓遊戲、無一定宗旨」的意思。他們想取悅聽眾，並不肩負藝術與教育的責任，這是我們所不能苛責的。《七俠五義》所創造的人物，沒有《劍俠傳》那種超人的能力，也沒有類似《水滸傳》好漢的神性與獸行。他們基本上都是謙虛的、守法的、儒雅的鄉紳階級。把他們與包公並收在同一本書中，卻不感染陰陽怪誕的色彩，大概是因為七俠、五義純屬捏造（俗本《龍圖公案》中有五鼠鬧東京事，但已經過本書作者的改造），故無深厚的民間附會，而得以較合理、自由的發揮與伸展。這部分才是作者真正的得力處，也是本書最精采的情節。

由本書對俠義的敘述，我們認識了俠義的本質。那是不同於亂世，出於被壓迫而生的叛逆與破壞。七俠、五義是承平時局中，階級穩定，富有產業以及鄉里名望的地主紳士，如展昭長年遊行江湖，而無後顧之憂；丁氏雙俠是茉花村望族，掌管二百餘隻漁船；五鼠則是以盧方為首的結義兄弟，聚居在陷空島的盧家莊，「家中巨富、和睦鄉黨」。另歐陽春、智化、艾虎雖是單身無業，而依附在豪族集團中，倒也溫飽閒散。他們生活安定，無須偷盜；也未受官吏的欺壓，而致憤怒；更沒有報復宿仇的動機。那麼，他們所以遊走江湖、慕名交友，行俠仗義，只能解釋為：由於學得一身武技，加以階級、財產所帶來的優越感與閒暇，於是挺身而出，作些業餘的、娛樂的鋤強扶弱。「俠義」對他們而言，只如在鄉里中替人排解糾紛，但經擴大以後，則成為對社會所有不平事端的關懷，要靠他們的正義與技擊去求得解放。也因此，他們的行為是偶然的、片斷的、隨事而發的，並無特定的步驟與目標。他們對「孝」的觀念，或許由於感激祖先留下的財產，「忠」則推及到家產受政府的保障（薩孟武於《水滸傳與中國社會》，稱此忠孝觀念為「紳士階級的道德」）所以，展昭、丁氏雙俠，在家都是孝子，後來與朝廷出力，也都受封為御前帶刀護衛之職。但如北俠歐陽春及黑妖狐智化，則因自身無產，亦較少受到政府的照顧，他們在協助平定襄陽王之亂後，便寧願出家禮佛，而不肯當官。這也是俠義行列中「仕」與「隱」的兩種性格。

七俠與五義，原是互不相識的兩個系統，但因展昭的受封為「御貓」，於字號上犯了「陷空五鼠」的忌諱，招惹出錦毛鼠白玉堂的好勝與鬥氣，於是事端滋生，人物逐次出場，最後經過包公的調停、感化，解消恩怨，同朝為臣。這僅是齣輕鬆的鬧劇。

展昭早在包公未仕前，便相識了，並曾四次解救過包公生命。他們算是布衣之交，也奠定包公後日對俠者的敬慕與認可。在展昭行俠江湖的過程中，是「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事無大小，俠客都能伸出援手。這種人胸懷中有股燃燒的熱情，天地間沒有與他不相干的「閒事」。雖然他的本性是恬淡的，不會「惹事」的。他們遇到「不平的事」，卻常要「好事」的插手，以便最後大家都能「相安無事」。他們因「事端」而生，也隨「事了」而泯。正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那種弔詭，俠客的出現亦表示人間多事。他們亦只緣於一股不容已的趨力，而作出許多慈悲的事業。榮譽感與聲名，倒是後來的考慮。如北俠所言：「凡你我俠義作事，不必聲張，總要機密，能夠隱諱，寧可不露本來面目。」如此不為人知，則自己愈無掛礙，《菜根談》云:

意氣與天下相期，如春風之鼓暢庶類，不宜存半點隔閡之形。

肝膽與天下相照，似秋月之洞徹群品，不可作一毫暖昧之狀。

或可用作俠客的精神面貌。展昭號稱七俠之首，只因他是「儒俠」的典型，容貌俊美，個性溫和，正氣中稍帶傻氣，與白玉堂比較，則厚重有餘；與智化同列，則機詐不足；武功高強，不使暗器。面聖受封後，便鞠躬盡瘁的效忠朝廷。當白玉堂為了「御貓」這頭銜與他嘔氣時，他說：「但我這御貓，乃聖上所賜，他若真個為此事而來，劣兄甘拜下風，從此不稱御貓，亦有何不可？」他極肯息事寧人，成全朋友的交情，所以也成就了完美的「俠」的形象。

但白玉堂卻另有心思：「想那稱貓之號，原不是他出於本心，乃是聖上所賜，聖上只知他的技藝巧於貓，如何能夠知道我錦毛鼠的本領呢？……那時我再設個計策，將他誆入陷空島，奚落他一回，是貓兒捕了耗子？還是耗子咬了貓？縱然斧鉞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虛生一世。」他的生命是建立在激情與意氣上，雖也是風度瀟洒，卻面帶殺氣，隨時準備與人拚命，他所爭執的，正是所謂「不膚撓，不目逃」的血氣之勇。情調上則屬於「任金革，死而不厭」的北方之強。但他也有好處，即行俠仗義，傲骨凜然，這樣的豪傑，唯有死亡才能遏止他的急進與好勝。但即使死亡的方式，也需選擇血肉橫飛的悲壯，因而，當他被包公懾服，宣誓效忠後，便因獨闖沖霄樓，誤中機關，被十八扇銅網罩住，亂箭穿身而死。他是那種光耀眩目，英年早夭的激射之氣的化身。如項羽、如周瑜。

北俠歐陽春是老吏出身，心事沉穩，諸俠義中，他的武功最上乘，除十八般武藝外、腳力、眼力第一，且獨擅「點穴法」。但飽經人事後，對行俠仗義的行為，已較收斂，顧忌也多，並能容忍些許天地的不公。他和這些年輕的俠客遊行江湖，常是他們的精神先導以及幕後支援。大凡眾英雄束手無策時，總需北俠出面。但因年事較長，平生閒散，在協助剿除襄陽王黨徒期間，不願受官，聖上特許在大相國寺出家，御賜法號「保宋和尚」，與道士雲中鶴作化外遊民去了。

丁氏兄弟天生至孝，雖亦豪俠，但戀守家園，終身不仕，只與眾俠客往來盤桓，互通愛慕。黑妖孤智化與小俠艾虎、小諸葛沉仲元，最初暫棲於襄陽王屬下的霸王莊招賢館，但胸懷俠氣，不與無賴光棍同流，反而暗中設法解救這批惡徒欺掠的弱者，後來畢竟自尋出脫，歸化於包公群俠。智化最有計謀，兼個性風趣，是眾人的智囊，曾探君山救展昭，辯才滔滔，機智百出。又仗著當日在叛黨府中的經歷，熟悉賊徒組織與行徑，以雙重身分出入敵我陣營，耍弄群盜，收集情報。又會裝鬼扮神，巧謀奇計，是運籌惟幄的良才，他的俠義精神表現在辨識忠奸的膽略，曲折的成就了勤王事業，當聖上廣開封爵時，他卻不居首功，獨自隱遁去了。

小諸葛沉仲元個性較偏狹，且未嘗表明立場，受盡誤會與屈辱，把滿腹牢騷發洩在長歎中，等待機會，為自己伸冤，後來澄清身分，不敢要官，只得些金帛賞賜，仍為國家出力，卻在圍剿白菊花的戰役中被誤殺，正如他乖舛的身世，總是不得其所，而說書者讚歎他說：「但凡俠客義士，行止不同，若是沉仲元尤難，自己先擔個從奸助惡之名，而在奸王面前，還要隨聲附和，屈己從人……他仗著自己聰明，智略過人，把事體看透，猶如逢場作戲，這才是真正俠義，即如南俠雙俠到處濟困扶危，誰不知是行俠尚義，這卻倒容易。若沉仲元，決非他等可比，他卻在暗中調停，不露聲色，隨機應變，譎詐多端，到了歸期，恰在俠義之中。」他的評價是最高的。

小俠艾虎不當歸屬在續集的「小五義」排名中，但因出場得早，拜智化為師，認北俠為父，生性靈巧而勇敢，十五歲便參加群俠平亂的義舉，作偽證告發賊黨，搏得俠名。但「好酒貪杯」經常誤事。又兼性情高傲，愛爭奇功、慣打架、而福星高照，是位神童般的傳奇人物。

五義──陷空五鼠的出場（第三十一回）是本書前半段的「俠」，又配上「義」的關鍵。俠義二字連詞使用時，意指「行俠仗義」、「俠客義士」。但是，「俠」的內涵，即包括了「義」──即合宜的行為。在這裏亦屬專稱，為「俠」者所自我肯定的「鋤強扶弱」事實。「俠」在古書上的意義是：俠，俜也。俜，俠也。「俠」與「俜」同義互訓。而俜的本字是「甹」。《三輔黃圖》:「輕財者為甹。」荀悅說：「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游俠或稱「任俠」，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

俠的內容有：輕視財物（不受利誘、慷慨解囊）、崇尚氣力（技擊技巧、力量制人）、結私交（互通聲氣、千里救難，龐大的默契）、立強於世（形成集團勢力）、相與信（講信用、重然諾）、同是非（共享的利害關係，共同的道德信條）、權行州里（游走江湖，不務生產）、力折公侯（不畏社會豪強階級的頑固權勢，而能與之相抗）等。這裏面的主題，仍為先秦游俠的型態，只是中間階級的仇視貴族，剝削農民的自利意識。但經過後世的演變與修正，則可引申出「劫富濟貧，鋤強扶弱」的平衡行為。而集團組織亦轉換為「片言傾蓋，結拜生死」的義氣相交。七俠所表現的在於解人之危，五義則偏重在朋友的情誼。而這兩者的結合，便形成了掃蕩群惡的專業機構。

在這以前的俠客如展昭、丁氏兄弟、白玉堂，都是出於獨立的英雄行動，憑機遇與好奇而作零星的解溺功德。他們彼此雖然互相仰慕，卻不曾聯手作案。及至引出「五義」後，則表示一場有計劃，有方向的集體行動將要展開。五義以「一人有事，兄弟同擔」的意識出發，這使他們更具威力、更加推展。

然而，五義的型態，本來只是單純的道義相交，以祈共聚一堂，分擔事業，共享利潤的。從經濟觀點猜測：他們或許只是以盧方的莊園為中心，而團聚五個異姓兄弟，以便於管理這批祖上遺傳的財產與土地而已。且由書中指示，五義與丁氏雙俠以蘆花蕩為界，分別掌管二百餘隻漁船。由於這些漁船常為了利害關係而械鬥傷人，因此，經過地方官的安排，把他們集合起來，設立類似「漁業工會」的管理規章，由本地兩大望族（盧、丁）接管。這工會依照組織辦法而有小頭目、大頭目等層級連屬，並且要向總管「站班朝見，聽命行事」的。為了這龐大的企業，盧方雖身為首領，但個性忠厚，大約需要借助其餘四兄弟作幫手。他們由官方授與懲罰違規者的權利，同時也要負責漁民衝突時的排解工作。他們儼然也是稱霸一方的。

這五個兄弟是：大爺盧方，本地巨富，善於爬桿，綽號「鑽天鼠」。二爺韓彰，行伍出身，會作地溝地雷，綽號「徹地鼠」。三爺徐慶，鐵匠出身，能探山中十八孔，人稱「穿山鼠」。四爺蔣平，身材瘦小，形如病夫，為人機巧伶便，智謀甚好，是個大客商，能在水中居住，開目視物，綽號「翻江鼠」。五爺白玉堂，少年華美，氣宇不凡，為人陰險狠毒，卻好俠作義，就是行事刻毒，是個武生員，因他形容秀美、文武雙全，人呼「錦毛鼠」。

至於這五人如何各棄本行，而在陷空島聚義定居，則本書未有交待。只曉得他們都身懷絕技，隱居在家。這五義的重要性，卻不亞於七俠，尤其在勤王平亂的事業後半部，真正的功臣小五義，即有四個是他們的後代（艾虎除外的盧珍、韓天錦、徐良、白芸生）。五義平日都守著家園，不干涉外面的事。只有五爺白玉堂好勝，耐不住寂寞，硬要在江湖中走動，也因此惹出事來，如安平鎮懲賊盜銀（第十三回）、開封府寄柬留刀（第三十八回)、忠烈嗣題詩殺人（第四十一回）、智偷天子三件寶（第五十回）這些事件，半為俠義，半是鬥氣──為了打擊「御貓」的聲威，挽回「五鼠」的名譽，竟然肆無忌憚的冒犯了包公與皇帝，把四個兄長連累出門，代他領罰受罪。幸而皇帝愛才，寬免了他「大不敬」的刑誅。因此，五義的出場，是不名譽的「待罪之身」，由此展開追捕義弟歸案的故事。

盧方身居老大，卻保守怕事，正是所謂「爛忠厚沒用」的人。不只白玉堂在外胡作非為，他管不住，甚至其餘三位拜弟也瞞著他，與人勾結盜取龐太師的壽禮贓銀（第四十回）這件事，本來是有人向他遊說過的，他則推卻：「弟蝸居山莊，原是本分人家，至行劫竊取之事，不是我盧方所為。」盧方本非「俠」行中人，他不關懷外界的疾苦動亂。他只是愛惜兄弟，想把「義」的內涵限制在「結拜」上，把兄弟都拘束在富裕享樂的莊園裏。所以當白玉堂出外行俠，兩個月未回莊，他便放心不下，說：「自我兄弟結拜以來，朝夕相聚，何等快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好事逞強，務必要與什麼御貓較量……。」於是便吩咐三位把弟前去尋白玉堂「回來」。這種保守自足的心態，終究栓不住兄弟們的俠肝義腸，後來畢竟被拖累出莊，受朝廷官爵，而為國效命去了。但他仍稱不得「俠」，而只是奉公盡責的武官而已。

五義中，刻劃最成功的是「蔣平」，餘如韓彰，個性陰鬱，不甚露臉，徐慶與趙虎是一對粗魯惹笑的丑角人物，無多文述，蔣平身材雖不起眼（當兄弟一齊面聖時，皇帝顯然有輕視、嫌惡他的意思），但水底功夫卻是獨一無二的，兼又足智多謀、心事曲折，雖好作弄人，卻度量寬廣，兄弟之間的和諧全靠他的斡旋。趙虎欺負他，他也不計較，只是暗地裏操持著大局。他跟著包公辦案，幹練如偵探，大約是久混商場，熟諳人性與冷暖，又事事留心，自然就長袖善舞了，作者費了大筆墨，寫他個人的事蹟，如擒拿白玉堂歸案，感化韓彰再團聚。他的手段狡猾，常被誤會，但他不辯白。仗著潛水術，他先後逮捕了花蝴蝶，制服了鎮海蛟，全是獨行俠的赤膽與機變。他完成的功勞最多，而所受的苦難也最大，但最不吭聲的也是他。又愛於偷閒處開玩笑，如《小五義》第三十三回，婆婆店調戲甘寡婦，差點飲藥酒被害。而危險過去後，依然是嘻皮笑臉的個性，這叫做「遊戲死中活」。

以上說完七俠、五義的特色。他們的俠義是多方面呈現的。並且，當他們從事這種事業時，是出於自覺的選擇，也嚴肅的以切磋的方式互相激勵、修正。俠義中人與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懷抱著同樣的心態，即：「天下無事不關己」的同胞愛。他們以遊走江湖來磨練志氣與膽識，而當人們需要他的援手時，他們的付出是毫不吝惜的，生命財物，一切都可拋捨。也不為什麼，只因胸中一股燃燒的熱情。這些或許是人皆有之的，唯有俠者勇於付諸行動，並積極的建設它成為一種價值觀。俠義的作風，洋溢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裡，雖有時代面貌的不同，卻未曾消歇。有人說「俠義」是未有法治以前的私鬥、復仇行為。然而，《七俠五義》說明了，即使法律建立以後的承平社會，俠客依舊活躍，因為，世界各角落永遠有人在受苦，受欺、受害，而宗教與道德不能普遍約束人類的獸行時，俠客強有力的拯溺工作，也是一項需要及慰藉。唯有當「俠」的涵養變質為虛玄的「武俠」小說時，它才脫離了社會與人生，而失落為世外的幻夢。誠如金庸說：「武俠小說看起來是一個浪漫美麗的世界，但實際上是一個很不理想的社會。一個只講暴力，不講法律的社會。」[1]《七俠五義》的好處，即在於它的「平實」，它側重在分析人情的冷暖、俠義的原則、及具體的作用，全是關連著社會的缺憾而講的。至於技擊方面的描寫，也都符合人體的機能與限度。夜行人雖能「高來高去」，但必須腳踏屋頂；雖能輕功蹤躍，一半也靠「飛抓百練索」的借力，在近身搏鬥的，它詳細的描述每一個動作與姿勢，並且要拳腳打擊在肢體上。他們使用的兵器，儘是些刀劍棍棒刺之類的平常器械。暗器如鏢、箭、袖箭、背箭等，亦多寫出製造及使用方法，包括機關佈置的結構、發動、威力等，都作了必要的解釋。這種種細節，使本書的武俠世界深具現實性。他如「黑店、蒙汗藥」、「江湖暗語」，前者固然在《水滸傳》裏就是常套了。後者卻是本書最有趣最獨特的玩意，尤其是《小五義》的部分，徐良、艾虎等人，慣用此種黑話，在文學語言上，特別顯得活潑生動。

本書之價值，更有待於後人的尊重與挖掘。

[1]林麗君,《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明河社出版2000,頁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