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上國運的熙寧變法：行在地獄之上，凝視繁花

日在九天

更新於 2024/10/09發佈於 2022/10/09閱讀時間約 19 分鐘

[日文-原文]
世の中は地獄の上の花見哉

[中文翻譯]
此世
如行在地獄之上
凝視繁花

— — 小林一茶

死局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不辭一作：不妨）

— — 蘇軾，惠州一絕，紹聖三年(1096)

北宋之時，嶺南被稱為死地，被貶到此，與死刑類似。中原帝國的历史上，宋朝是一個開明的朝代，所謂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真宗之後，未殺過士人。宋神宗時，因為陝西兵敗，神宗下令斬一漕官。當時的宰相蔡確，以祖宗以來不殺士人為由，堅不執行。神宗只得改為面部刺字並發配 — — 即便如此，依然被章惇以“士可殺不可辱。”而反對。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
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
確曰：“方欲奏知。”
上曰：“此人何疑？”
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
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
上曰：“何故？”
曰：“士可殺不可辱。”
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 — 高文虎，蓼花洲閑錄

所以到了熙寧變法，新、舊黨爭劇烈的時候，只得将對手貶到“死地”去。而到了宋欽宗，陳東接連五次上書要求殺“六賊”，最終，宋欽宗實現了陳東誅殺蔡京父子的快意恩仇。但是士大夫們忘記了：刀子一旦開了光，就收不住了。

這一點北宋名相範仲淹看得很清楚：

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

— — 蘇轍，龍川別志

果然，到了南宋高宗時，殺了文人，殺武將。高宗“紹興十二年體制”重新確立了帝制專權。士大夫人人噤聲，或自保，或開始阿諛奉承、栽贓嫁禍以求上進。北宋以來的開明風氣不再。

一個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時代，結果確被士大夫自己破壞了。士大夫自己無法解決士大夫之間的共治，也無法維護和君王的共治，历史由此完成了一個大轉彎 — —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不僅大開殺戒，而且達到了濫殺士人的地步。太學生趙麟，因為國子監夥食太差以至於餓死人，在學校里貼出一張壁報，就被朱元璋將人頭掛在了國子監的竹竿上，直到明武宗下令撤掉竹竿，這根血淋淋的人頭竹竿，居然豎立了一百二十六年。

其實明太祖的那根竹竿，不是依然豎立在中國人的心中嗎？

我們不禁要問：北宋的開明共治是如何走向黑暗專制的？為什麼沒能像萬里之外的英格蘭，一個外來“野蠻”的開明專制，最終走向貴族共和。

历史

在物理學中，微觀粒子會同時顯示出經典的波動性與粒子性 — — 被稱為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

對於历史來講，也呈現出科學性和藝術性的雙重性格。历史學家的責任，在於科學地考察和分析史料，尋找历史中的真相。但是對於历史的認知，卻不是僅僅依靠历史學所能完成的。

历史應該由哲學家來寫

— — 喬瓦尼·巴蒂斯塔·維柯

喬瓦尼·巴蒂斯塔·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或詹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年6月23日-1744年1月23日）是一名意大利的政治哲學家、演說學家、历史學家和法理學家。他批判現代理性主義，並以巨著《新科學》聞名於世。

一百多年後，另一位意大利的著名文藝批評家、历史學家、哲學家貝內德托·克羅齊（意大利語：Benedetto Croce，1866年2月25日-1952年11月20日），作為一位傑出的自由主義者，更進一步，將历史看成“運動中的哲學”，他認為在历史學中既沒有“一勞永逸的藍圖”，更沒有終極計劃。而所謂的“历史科學”就是一個笑話。

克羅齊的“直覺”概念，很類似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幼名雲，字伯安，號陽明子，故世人稱之為王陽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浙江省寧波餘姚市]人）的心學。在他看來，直覺是概念的基礎，卻並不依附於概念。直覺創造出意象表達了物質、感受、被動、自然等形式，甚至人的主觀情感。直覺即表現，不是功利活動，不是道德活動，不是概念或邏輯的活動，也不能被分類。

克羅齊將历史學視作與藝術相接近的“學科”。在他的《作為表現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中將人的思維分為四個階段：直覺-邏輯-經濟-道德。藝術產生於人的直覺階段，哲學產生於邏輯階段，而历史學居於藝術和哲學的中間，因此历史學正是處於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中間。

克羅齊還創造了野驢政治（onagrocracy） — — 把政府比喻成高聲喊叫的驢。本意是形容意大利法西斯運動以及領導人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執政風格，但諷刺的是，越來越多的當代政府都表現出野驢政治的現象。

觀念

Al Gore’s global warming concept led him to be billionaire觀念先於历史，傳播新觀念的人主宰著历史發展進程。

— — 哈耶克(F.A. von Hayek)

出生於奧匈帝國的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德語：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當代自由主義的旗幟，作為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在197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一切真實的历史都是當代史

— — 貝內德托·克羅齊，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Teoria 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這句話一直被誤讀為“一切历史都是當代史”，從而作為“历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另類表述，而後一句話其實也是誤讀。

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里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她塗抹起來，裝扮起來。實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里，由我們彫成什麼像

— — 胡適，實驗主義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讀書時曾取名洪騂，又改為適、適之。一生用過筆名有：希彊、自勝生、鐵兒、冬心、臧暉之主人、臧暉等。生於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祖籍安徽省徽州府績溪縣上莊鎮）的論述和历史無關。中國式的大批判不是理性的爭論，而完全是對對手本意的惡意歪曲和人身攻擊。馮友蘭（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字芝生，男，河南唐河人）在批判胡適時說過：

實用主義者的胡適，本來認為历史是可以隨便擺弄的。历史像個‘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是可以隨便塗抹的。

— — 馮友蘭，哲學史與政治-論胡適哲學史工作和他的反動的政治路線底關系

因為馮友蘭的批判，後來就演變出“历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

朱光潛（1897年9月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實，筆名孟實、孟石，男，安徽桐城人，中國美學家、翻譯家）對於“一切真實的历史都是當代史”做過一個解讀

沒有一個過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現實的思索，打動現實的興趣，和現實的心靈生活打成一片。過去史在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複蘇，才獲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現時史……著重历史的現時性，其實就是著重历史與生活的聯貫”。

— — 朱光潛，克羅齊的历史學

在“《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的第一編第一章：历史與編年史” 中，克羅齊寫到：

真相是，編年史與历史之得以區別開來並非因為它們是兩種互相補充的历史形式，也不是因為這一種從屬於那一種，而是因為它們是兩種不同的精神態度。历史是活的編年史，編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當前的历史，編年史是過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種思想活動，編年史主要是一種意志活動。一切历史當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記錄下來時，它就變成了編年史，……甚至历史也會變成我們現在傾向於把它當做編年史去讀的東西。

— — 貝內德托·克羅齊，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Teoria 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所以：

一切真历史都是觀念史

— — 旭

人的觀念（請註意，我強調“人”，而不是“人類”）是解讀編年史的鑰匙，解讀的結果形成了個人的真历史。我們越來越看到，對同一事實的解讀，造成了人類群體的巨大分裂，其根本原因在於觀念，或者我們可以說，一切人類社會演化的历史，都是不同觀念的競爭史。

我們認為的真理，不過是人類可理解的共識，往往與真相無關。

— — 詹姆斯·馬奇（James G. March，1928年1月15日-2018年9月27日，美國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和理查德-賽特的《企業行為理論》的開創性的對組織進行了研究，闡述了被稱為垃圾桶糢型的組織決策糢式）

人類社會存在兩個真相：

科學的真相：不斷重複的，可以通過實驗證真的事件。

觀念的真相：沒有重複，不斷被創造的历史。

— — 旭

演化

大多數人學習的是達爾文的演化論，但是觀念中存在的卻是拉馬克的進化論。

讓-巴蒂斯特·皮埃爾·安托萬·德·莫奈，拉馬克騎士（法語：Jean-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Chevalier de Lamarck，1744年8月1日-1829年12月18日）是法國博物學家，他在1809年發表了《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第一個提出生物進化的學說。拉馬克的學說核心是：

用進廢退

獲得性遺傳

用進廢退符合我們日常的觀察，例如運動員的鍛煉，會增加運動機能。重複的操作，可以提高單一動作的效率。拉馬克認為這些後天增加的技能，是可以被遺產到後代的 — — 這就是獲得性遺傳。例如運動員的後代也更善長運動。

拉馬克的學說貼近我們日常的經驗，造成我們多數人總是用拉馬克的進化論來觀察世界，從而認為：

历史總是進步的 — — 历史可以克服已經被證明的錯誤，不斷重複正確的策略而進步。

历史是線性的 — — 历史的進化是分階段的，從低到高發展的。

複製歷史可以獲得快速進步 — — 完全複製先進民族的文明，可以重複先進民族的歷史，從而更快的完成進化。

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又譯達爾溫）是英國的博物學家、地質學家和生物學家，他早期受拉馬克的影嚮很深。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中，也多次引用了拉馬克的話。

達爾文進化理論的核心也是兩點：

變異和遺傳

自然選擇

首先，新物種的產生不是“用進廢退”的結果，而是變異（Mutation，或稱突變）。非洲大草原上的長頸鹿（Giraffa，又稱麒麟鹿，是哺乳動物偶蹄目下一個屬，棲居於非洲，是世界上最高的哺乳動物）不是因為普通鹿使勁伸長脖子的結果，而是因為偶然的基因突變。並不是所有的突變可以遺傳下去，無數次突變，可能僅有極少數可以被遺傳給後代。

但是可以遺傳的長頸鹿是否能夠成為新的物種，取決於自然選擇 — — 因為長頸鹿可以從樹上獲取樹葉作為食物，從而生存下來，這樣，長頸鹿才能成為一個演化後可以生存的新物種。

並不是大多數人理解的，新物種長勁鹿比舊物種短頸鹿更“先進”。短頸鹿依然存在，而且事實上比長勁鹿具有更多適應環境的能力。

這里我們暫且不展開進一步的討論，我會在《觀念與行動》中作更詳細的敘述。達爾文的演化論其實和我們大多數人的理解完全不同。至少在中國大陸，我發現不少演化論的教學，更多的混雜了拉馬克的進化論。

達爾文的演化論（evolution，指的是生物的可遺傳性狀在世代間的改變）可以讓我們看到更“真實”的历史。

历史是偶然的

历史是非線性的

历史更多的表現為反動

人類的历史從來不是沿著一條既定的道路運行，历史不是進步的，甚至更多的時間是反動的。如果我們承認當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天賦人權、共和民主等是人類的普世價值，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一觀念深植人心的人類史不過幾百年，即使當今，認可這些理念的人數，恐怕全世界也不足一半。

历史也是偶然的，是突變的。人類历史更多時間不過是反複的重複，但是總有一瞬間 — — 也許是關鍵的生死存亡時刻，也許是少數人的突發奇想，也許是一次決定性人物的任性…突然的變異，造就了历史的轉向。

中國的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 — 黑格爾，历史哲學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德語：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常縮寫為G. W. F.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是一名德國哲學家。他對中國的論述只能說基本正確。中國有历史，中國有關鍵節點的選擇，遺憾的是，每次突變，沒能把“先進”的基因遺傳下去，而結果更多是，用更加的“落後”代替了“落後”。

熙寧變法就是這樣的選擇，一次亂法，造成一個中原王朝燦爛繁榮時代的戛然而止，從此江河日下，影嚮至今 — — 而這一影嚮一直被忽視，被中國的历史學家僅僅局限在了宋、明，甚至僅僅作為北宋历史上的一次失敗的變法。根本原因在於忽略了本次變法深層的思想，對中華文化觀念的再塑造，“一道德”限制了士人的價值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觀念，使得中國精英總是認為历史可以被人為“設計”。

如果有機會我希望可以再寫戊戌變法，一次完全脫離現實的人為設計的變革 — — 在很多方面，它比日本明治維新激烈得多。

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 — 楊深秀，《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15.

楊深秀（1849年4月24日-1898年9月28日，初名毓秀，同治十三年甲戌改名深秀，字漪邨，會試朱卷作衣純，又用里名自號儀邨，號孴孴子，山西絳州聞喜縣人）在康有為的授意下，於1898年9月20日上書，建議組成“中美英日合邦”。

緊接著，9月21日，清朝派駐法國的官員宋伯魯（1856年12月21日-1932年8月7日，字芝棟，亦作子鈍、芝洞、子棟，號竹心、芝田，晚年又號鈍叟，筆名別號九嵕山樵、瓶園老人、心太平軒老人）上書：

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

— — 宋伯魯，《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170.

“中美英日合邦”等於交出的清朝獨立治權，這樣遽然激烈的提案不可能被中國人接受，這也是導致支持變法的慈禧（孝欽顯皇後葉赫那拉氏，滿語：ᡥᡳᠶᠣᠣᡧᡠᠩᡤᠠ ᡤᡳᠩᡤᡠᠵᡳ ᡳᠯᡝᡨᡠ ᡥᡡᠸᠠᠩᡥᡝᠣ，穆麟德：hiyoošungga gingguji iletu hūwangheo；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亦稱那拉太後、西宮太後或西太後，历史通稱慈禧太後或慈禧，滿洲鑲藍旗人）最終下定決心廢除變法的重要原因。

梁啓超成為第一個為王安石熙寧變法大唱贊歌之人，也是基於“三不足”，基於再造社會，推倒重來的認知。

而更加註重基於傳統進行演變的英國、日本等，更多認為历史是“經驗”的，他們沒有選擇大開大合的在白紙上作畫，而是在現實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妥協的演化，成為融合了完整历史的今天。觀念上的根本差別，最終形成了不同的結果。

另一方面，對“先進”文化的學習，是塑造觀念的重要環節。但是幻想历史可以被複制，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種思潮。中國革命就是在複制蘇聯革命的基礎上慘烈開場，而終於在血的教訓中，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替代。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历史，就是历史不可複制的最好證明。目前有人提出在不同历史階段，通過計劃複制不同“先進”國家的經驗，制定中國的產業政策，其本質就是期望“複制历史”實現中國的彎道超車 — — 無論從經濟學，還是人類社會的演化中，這都被證明是不可能的。

北宋開創了君王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無論從哪個方面都證明了這遠比英國“原始”的君主封建糢式更先進。但是英國“變異”出另一種道路 — — 貴族共治。而中國，沒有進一步實現士大夫共治，反而黨爭的你死我活，終止了中華文明的進一步演變，最終再次使得中原王朝陷入中央集權專制的結局。

幾乎和徵服者威廉同時崛起的蒙古人，同樣都採用了部落聯盟的政治制度，前者最終演化為英國的憲政體制，而後者，走向了野蠻的專制集權。

這不是要否定历史是可以學習的，明治維新是對先進文明的學習，通過學習改變觀念後的再創造。历史大部分在重複，但是創新，才真正推動了历史。

历史從來沒有必然。從這一點來講，絢麗多彩的人類文化，恰恰是人類演化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