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思想史家魏簡（Sebastian Veg）在他的名著《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描述了20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重啟之後，一種新型態的草根知識份子出現在中國大地上。他們迥異於傳統的菁英，積極與弱勢和邊緣群體合作，主張獨立思想與行動，不倚仗官方勢力，不靠攏專業領域，在編制以外，在人民之間。獨立導演賈樟柯、業餘史家楊繼繩等均是這個時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中魏簡介紹的王小波更是我喜歡的作家。他是一位知識份子，亦曾先後在北京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但他更重要的一個身份，是作家、自由撰稿人。我看他的小說《黃金時代》、《白銀時代》為中國90年代重要的小說作品之一，而他的雜文集《一隻特立獨行的豬》和《沉默的大多數》更讓我聯想到魯迅的雜文，基本上能代表著那個時代的中國現象。在20多年後的今天一再捧讀，更具有深刻的意義。
王小波在1997年病逝，無法見證千禧年代的中國發展，不過《沉默的大多數》所收錄的文章，卻彷彿預見了這20年來中國人民生活的實況。且讀〈居住環境與尊嚴〉裡的一段就知道：「中國這地方有一種特別之處，那就是人只在家裡（現在還要加上在單位裡）負責任，出了門就沒有了責任感（羅素和費孝通對此都有過論述，誰有興趣可以去查閱）。大家所到之處，既無權利，也無義務，所有的公利公德，全靠政府去管，但政府不可能處處管到，所以到處亂糟糟。」（頁125）我20多年前到深圳，那時還有許多行乞的孩童到處討錢，後來國家要發展深圳成為重點城市，頃刻間行乞者就完全絕跡於市，我一直疑惑他們往哪裡去了。也許正如古代皇宮，只要是皇帝不多行經之處，就不會有人打掃，甚至成為垃圾堆積與下人便溺之處。中國人鮮有公共空間的概念，只要到他們那些公廁就不言而喻了。
中國人缺乏公共空間的概念，相對而言，他們十分重視私有化這玩意兒。〈門前空地〉一文描述了中國人對空間的看法與用法，跟外國人的分別。外國人會善用空地來成為公眾能欣賞與共享的地方，中國人就多半會興建只有自己才能看見和擁有的亭台樓閣，而且不惜破壞原來的生態，來成就自己的喜好。這種私有化的觀念也許源於一種民族主義心態，而其民族主義是以「家」自居。故此，王小波寫到「西方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源於自身，所以就重視解決肉體的痛苦。中國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是親親敬長，就不重視這種問題。」（〈人性的逆轉〉，頁23）這觀念到現在都常由官方灌輸給人民。王小波在同一篇文章裡舉過一個例子：「在70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裡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桿。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線桿沒撈上來，人也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結論是：國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算計自己的命值點甚麼，這想法本身就不崇高。」（頁24-25）儘管現在中國新一代都不會這麼想，國家仍然會往這方向推廣這種「家」或「家國」的觀念，不斷強調「飲水思源」、「有國才有家」等等才是崇高的想法。關於作為知識份子，王小波沒有一副知識救國的、偉大的、情感澎湃的口脗。相反，他認為「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費點勁兒，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軌道上。」（頁19）他在第一篇〈花剌子模信使問題〉裡已提出帝王只愛聽好消息，所以如何決定哪個是好信使還是壞信使，就在於他選擇報甚麼消息。這種由於在上位者偏聽而造就「報喜不報憂」的風氣，本身就是不理智的。我不止一次聽到的士司機跟我說：「我們政府做事的智慧，不是我們這般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此言非虛。從古到今，凡為政者只選擇自己愛聽愛看的，就不會理會人民那些「凡夫俗子」的聲音。王小波認為所謂的弱勢群體，就是那些聲音不被聽見的一群，他在〈沉默的大多數〉一文中清楚指出，「至於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頁222-223）話語圈就是擁有話語權的階層，他引用法國哲學家傅柯的說法「話語即權力」，指人民一旦被當權者邊緣化，就喪失了語語權，彷彿成為了啞巴。
王小波既是知識份子，亦只是一個「人民」，但他沒有被話語圈泯滅了聲音。他認為「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頁40）知識份子應該是思維的精英，「知識份子可幹兩件事：其一，創造精神財富；其二，不讓別人創造精神財富。中國知識份子後一樣向來比較出色。」（頁96）因此他主張「批判先於宣揚」（頁98），認為「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麼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
若我們認為在這末世裡，人心不止叵測，而且愈來愈不理智，那就代表知識份子的生存空間愈來愈有限。正如王小波說：知識份子唯一強項是講道理，假如沒有理可講，那就變成弱點，不如死掉算了。（頁68）他這說法並非消極，而是為這世界敲了一下喪鐘，如何在謹守信念之餘，盡力發展智力、增廣知識，並且繼續發聲，那麼就算是被視為沉默的一群，也會有估算不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