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廁所能否悟禪且不論，能將此至穢之地轉而修築、灑掃為至潔至雅，倒也真可稱為一種持戒，一種修行。
周作人翻譯過谷崎潤一郎一小段文字談京都、奈良等地寺院的廁所：「實在這廁所是宜於蟲聲，宜於鳥聲，亦復宜於月夜，要賞識四季隨時的物情之最相適的地方，恐怕古來的俳人曾從此處得到過無數的題材吧。這樣看來，那麼說日本建築之中最是造得風流的是廁所，也沒有什麼不可。」
知堂先生雖覺得這樣的描寫多少含有詩人的誇飾，卻也接著指出：「日本在近古的戰國時代前後，文化的保存與創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裡，這使得風氣一變，如由工筆的院畫轉為水墨的枯木竹石，建築自然也是如此，而茶室為之代表，廁之風流化正其餘波也。」
他還提到：「佛教徒似乎對於廁所向來很是講究。偶讀大小乘戒律，覺得印度先賢十分周密地注意於人生各方面，非常佩服，即以入廁一事而論，後漢譯《大比丘三千威儀》下列舉『至舍後者有二十五事』，宋譯《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六自『云何下風』至『云何籌草』凡十三條……都有詳細的規定，有的是很嚴肅而幽默，讀了忍不住五體投地。」然而這等「講究」到了周作人時代的中國，至少就其所經所歷，已不可得見。
提及古人如廁，我印象最深的資料有兩條。一是《世說新語》提及以香棗塞鼻掩臭。另一則是李商隱有首詩恰巧用了這個典故：「鬱金堂北畫樓東，換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籌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歸臥繡簾中。」
高陽將這首詩解釋為「登廁即興」。說白一點，是便秘得解，身心俱暢而有所作。「就詩論詩......章法井然，應該是一首好詩。」想來，那時的李商隱一定是法喜充滿，還能「憶事懷人兼得句」，「正念」得不得了。
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