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余英時去世，預計坊間會有不少評論及悼念文章，我只想談談曾經讀過的余英時。
還記得十年前大學畢業，對宋明理學頗感興趣，尤其關注明清易代之際的思想轉變。當時讀到《論戴震與章學誠》，其中一段委實深刻。余氏指出，清代「經學即理學」的思想，實始於明代朱子學者羅欽順。羅欽順說：「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以取證經書解決思想上的爭拗。顧炎武、戴震沿此走下去，遂成就「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新思想範式，余氏稱之為「智識主義」的興起。後來章學誠雖以史學代經學，但「史學即理學」仍是「智識主義」的變種，與宋明儒有相當距離，而近於顧炎武、戴震。
治思想史者每好談思想與思想以外的外緣因素之間的關係，但《論戴震與章學誠》有趣的地方是，其重視內在理路 (inner logic)，即從宋明理學內部的思想脈絡，探索儒學在清代何以發展成考據學。此完全突破了梁啟超、章太炎等以滿清異族入主中原來解釋考據學興起的舊有觀點，而開出一新天地。因關注明清之際的思想，我對晚明遺老及經濟亦有所涉獵。《方以智晚節考》透過多重論證，指方以智欲去吉安拜祭文天祥墓時，實際等於選擇了「惶恐灘時説惶恐」的惶恐灘剛烈自盡，發前人所未發。書中別有「晚年思想管窺」、「晚年詩文輯逸」，義理、辭章、考證三頭並進，竊以為承襲自錢穆先生的治學精神。
至於余英時探討晚明商業的著作，不得不提《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我讀這本書時，是在中文大學崇基圖書館，轉眼間已是七年前的事。書中參考德國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 分析基督新教和資本主義興起的關係的框架，解釋中唐以後新禪宗、新道教、新儒家的入世理論，如何對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商人階層帶來重大影響，將經商致富進一步合理化而有了理性的商業行為。
宋明理學家中，我最愛朱夫子，故時刻留心相關著作。錢穆晚年撰《朱子新學案》五巨冊，可謂已窮盡朱子思想、學術世界，以及師友傳承。余英時同樣在晚年，以七十高齡，撰《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方面繼續老師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有所創新，殊為難得。
書中上冊緒說，從古文運動、闢佛談起，追源溯始，視野開闊。轉入下冊，用心理史學的角度剖析南宋孝宗晚年部署，原來孝宗打算採用「理學集團」(以「得君行道」為理想) 協助兒子光宗完成北伐此一未竟之志，奈何事與願違，「理學集團」與「官僚集團」互相傾軋，卒之造成「慶元黨禁」。儘管葛兆光等對心理史學的分析不以為然，余英時無疑對南宋政治史提出一嶄新、極具啟發性的史學創見。又書中的歷史論證細緻綿密，滴水不漏，後人難望其項背。
近年因研讀《紅樓夢》，留意到＜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這是本文學論文學的上乘之作，有別於「索隱派」、「自傳派」、「鬥爭論」。其中提到大觀園的基址是賈赦住的舊園和東府的會芳園，賈赦好色，會芳園發生過「秦可卿淫喪天香樓」、「見熙鳳賈瑞起淫心」，兩地堪稱現實世界上最骯髒的所在，余英時據此判斷：「《紅樓夢》中乾淨的理想世界是建築在最骯髒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之上。他讓我們不要忘記，最乾淨的其實也是在骯髒的裡面出來的……最乾淨的最後仍舊要回到最骯髒的地方去的。」合符文本證據之餘，亦具創新性。
另外，對於近代學人，余英時也有精準的論斷，如認為錢穆不是新儒家、胡適確實取得博士學位等。
總的來說，余英時治史有三大特色：
(1) 領域極廣：橫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
(2) 範圍極闊：上自春秋戰國，下至當代，都有專題論著；
(3) 擅於援引西方理論：有別於錢穆的牽強附會，余英時用「狐狸」、「刺蝟」(出自伯林 Isaiah Berlin) 分戴震與章學誠，拿柯靈鳥 (R. G. Collingwood) 的歷史思想與章學誠的相提並論，都是經過咀嚼、消化，言之成理。
余英時對政治保有遙遠的興趣，一生反共，對兩岸三地受壓迫者發不平鳴，這與傳統儒家講究「外王」相一致。惟其不同意錢穆一味守舊，傾向循序漸進的西化，以實現民主自由為總目標，頗有「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的況味，以及自由主義的思維。
余英時之死，固然是史學界一大損失，也標誌著華人世界失去一「士」(可能是碩果僅存的一位)、一死守善道的自由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