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資本主義下的奴隸是為金錢而拼命工作，那麼升學主義下的奴隸，不是為了學科的分數，就是為了學習歷程的時數。
有一天，我帶著一箱一袋一梱的教學器材，計程車司機大哥好奇問我是在做什麼工作，我回答是培育青年成為文化大使。司機大哥有點年紀，不過是一位好奇好學的中年男子，他想知道年輕人為什麼報名參加這樣的培訓計畫？
我說大哥您有所不知啊！這個時代的年輕人，除了要顧好學科成績，考出漂亮的分數之外，還要花錢花時間獲取所謂的「服務學習」、「學習歷程」或「實習工作」。司機大哥下了一個妙結論：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程度的辛苦啊！
地球繞行太陽運轉一天24小時是固定不變的，「金錢」、「分數」、「時數」這三樣東西，在整個社會體制的運作之下，綁著青年的思維模式及生活樣貌。
「時數」連結的「服務學習」之所以被規範在「學校」空間之下的教育手段，是為了讓學生能夠提早瞭解社會服務的概念。但並不是所有的「服務」，都算是「服務學習」，大多數的學校老師也沒搞清楚，所以會請學生在學校做一些雜事，也能取得「服務學習」時數。
依照美國非營利組織National Youth Leadership Council的定義，「服務學習」是以「學科」為基礎，在「社會」中進行「學習」之後，將自已的想法融入學科教育，向「社會」的主管單位提出具體的內容，進而能提供實質的建議。
而「志願服務」則是在特定目的之下，進行一系列的志工訓練課程之後，參與主管單位所訂定的服務範圍，進行服務大眾的實質內容。
青少年在國中階段第一次接觸到「服務學習」時，引導的老師或家長就應該提供正確的觀念。不然，就會看到有部分學生的時數爆表，但大部分是沒有真正實質意義的雜項工作；學生搞不清楚「服務學習」的精神，也不知道怎麼進行。
有一次，建議新北文化大使計畫的學員提早半小時到課程現場進行討論會議，學員立刻意識到提早半小時是不是有時數。我壓抑想翻白眼的衝動，沈住氣回答：開會要有投入和效益，才會有時數，如果只是晾在旁邊不參與討論，就不會有時數。
為了「時數」，有時候連家長也一起卯起來參與。
還記得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入學第一天，許多爸爸媽媽會在教室窗戶外面看著自己的小孩，老師說觀課的時間差不多到了，家長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文化大使是一個高中生以上才能參與的計畫，我發現有些家長對於16歲的青少年，仍然像照顧小學生一樣無微不至。先是加我LINE詢問報名應該注意的事，甚至報名表是爸媽幫忙填，資料上的電話和email都是爸媽的資料；進到甄選階段，也會幫自己小孩確定是不是該帶的東西都帶齊；培訓階段也會盯著系統搶登記有名額限制的課程；學員需要請假的時候，也會代為請假。
有一次，一組四人錯過繳交服務學習報告的期限，一人一信求情之外，還直接用LINE的方式詢問是否有補救方式。工作團隊表明無法補救的幾天後，市府就接到家長的陳情信。
整件事情其實可以有很多面向來論述誰對誰錯，但我比較想從學生和主政者的感覺來討論。
一開始，學員一定很懊悔，所以才會一直寫訊息來求情。我的回答也是很堅定。因為在提醒信件中，一直提到參加12小時以上的場館服務學習並且準時交報告，才能取得時數。
經過10人工作團隊討論決定，遲交報告就不算時數。
四個學員當中，有一個學員一直來求情，最後可能跟家長分享了這件事，家長不忍心看到孩子錯失一張證書，轉而憤怒地向主辦單位陳情。
政府對於「陳情」這個癌細胞，向來是害怕的。主政科長跟我討論是否有什麼方式可以通融。這下子換我不爽，我的論點是，當初是經過團隊討論的結果，才決定不通融，如果通融一個學員，那另外三個學員，作何感想？
家長的論點在於他的孩子既然已經參與完成三天的服務學習，也完成報告，理應拿到服務時數，為什麼只是遲交報告，就失去24小時的服務時數證明？
我有時候在想，「時數」是不是應該核發給家長，而不是學員。家長認真起來的模樣，真的值得給一張「家長投入時數證明」。
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曾是我寫論文期間，陪伴著我從一個高度之下凝視青年社會服務學習的社會學家。他在《資本的形式》（Bourdieu,1986）一文中提出四種不同形式的資本。
第一種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金錢」以及其所延伸可以變現的物件，統稱為「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第二種到第四種資本以學術名詞來看，是比較難理解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以及「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青年能創造出「分數」和「時數」的外顯證明，基本上都是都是後面三種資本累積而成。但有多少青年們單純只為後三種資本而活呢？
愛情和麵包哪個重要因人而異，「金錢」、「分數」、「時數」哪個重要？在十來歲的青年腦袋中，判斷力還沒有成熟之下，更是取決於家長、老師和社群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