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提到：「『五四』作為一個知識或文化革新運動發生在中國現代史的特殊轉折點上，其精神源頭在西方。」
余先生從大處著眼看「廣義的五四」，而我順著這樣的思路，再由大及小談其中一個面向與現今台灣的關係。畢竟，當時從晚清一路以來對西方的排拒、吸收、轉化，以及相應對自身的張揚（乃至張狂）、反省、困惑、質疑，直到今日的台灣，都還是現在進行式，與過往有著程度不一的相似性。幾年前的五月四日，搶救國文教育聯盟還召開記者會要捍衛古文。就語言文化的層面說，這不能不讓人想起白話文運動時期白話、文言之爭，只是用語「溫良恭儉讓」太多了。前人可是一方將使用「白話」視為「退化」：「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另一方則大罵對手是「餘孽」、「謬種」：「此十八妖魔輩，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稱霸文壇......既非創造才，胸中又無物，其伎倆惟在倣古欺人，直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雖著作等身，與其時之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係。」
細看雙方用語，會發現白話∕文言之爭不能簡單以先進∕守舊一刀切，因為標舉文言之寶貴的不是別人，正是翻譯《天演論》的嚴復。而嚴復以物競天擇「優者自存，劣者自敗」來看待文言文前景，從後見之明來看，既顯得尷尬，又有幾分道理。一方面，文言的確是「敗」了。白話文已成為書寫的典範(paradigm)。這代表，經年累月下來，白話中文吸納文言文與外文的詞彙、語法，給了書寫者無比開闊的空間。同時，書寫者也累積了以白話文處理各色議題的經驗、能力，並且形成種種規矩與默契。這不只是白話文便於普及，而是白話文本身就是文化的創新與集大成。文言文支持者喜歡說：文言是白話的基礎。但別忘了，白話文才是主體。
另一方面，文言作為一種語文元素，已與白話綢繆難分；作為一種文化遺澤，更存有其長久的價值。如今以本土化的思維來區隔親疏遠近，但同樣得嚴肅地思考，如何去承繼封存於文言中的台灣生活體驗。這些，也許是如〈東番記〉所保留的漢人所見原住民習俗。也許是舊詩、古文（包括「賦」這種更不為當代讀者熟悉的文體）所記載的居台感懷。又如，提及賴和，一般著眼其人白話文學創作，但懶雲先生也寫文言散文，更有如學者施懿琳所言，「以真性情寫作的漢詩」。那位戲稱他「看來不過庸夫相」的賴和好友陳虛谷便稱許道：「平生慣作性靈詩。珠玉連篇不費思。藝苑但聞誇小說。世間畢竟少真知。」
即以母語復振的角度看，眼下政府雙語國家政策之弊，也可從前人於本土、西方的思索中得其針砭，儘管這不代表全盤接受其說法。視嚴復如師如友，也一樣堅持以文言寫作的呂碧城就認為：「苟因溝通學術交換文明起見，英文固亦必需。若社會間矜為時髦，以不解英文為恥，則所見殊誤。」至於何以「殊誤」，固不必如呂碧城那般以「國恥」立論，然則強勢外來文化藉語文排擠置換在地語文及文化，卻是相通的。必須強調，兩相異文化不會只有排擠置換，還有並存偕行，更有融合開創。雙語政策的問題也不在文化本身，而在政策的體制化效應鞏固了外來高於本土的語文及文化位階。
當然，將「五四」視作結合前導與後續活動的宏觀發展，就不會只有語言文化這一層，也必然如余英時先生所說，是「未完成」的。「民主」與「科學」是五四留給後世「最重要的遺產」。我想，余先生最念茲在茲的，尤其是二者中的「民主」雖已「入籍」中國，卻「時時有取消國籍、遣返西方的呼聲」。而無論是取徑語言文化或科學、民主的面向，「從『未完成』的角度說，『五四』作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化運動，不但具有豐富的歷史意義，而且在今天仍放射出親切的現實意義。」
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五月四日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