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賞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的文字和影像時,或許是因為身處暗處、窺探奇情並渴求戲劇性之心態,我們很難將作品與她鮮明的形象以及精采跌宕的人生故事分割,僅管她本人曾宣稱:
「我寫,因為我要讓自己變得庸俗,我要把我自己給宰了,其次就是為了奪走我的重要性,卸去我的重量:我要文本取代我的位置,如此一來,我才會比較不存在。」(註1,頁101)
出生在法屬殖民地印度支那的勞工階級白人家庭,十五歲時與中國富商談了場轟轟烈烈的禁忌戀情(註2)的莒哈絲,回到法國求學定居後加入共產黨,二戰時第一任丈夫因涉及反抗運動被德軍抓入集中營,戰後曾任總統密特朗秘書,積極參與六八學運,與眾多作家、學者、導演交情匪淺,時常將公寓門戶大開讓巴黎時下當紅的藝術家們自由來去。她創作不輟,於小說、戲劇、電影皆有成就,對理念不合之人及其作品愛恨分明、批評犀利不加矯飾,晚年因酗酒問題屢次住院治療,又在佝僂多病的風燭殘年,與年幼三十八歲的男友相伴至過世。
她的直言不諱與自成一格,她對激情與死亡的永恆追逐,她飽富爭議的生平,皆讓「莒哈絲」如同一尊藝壇中高大刺眼的象徵,勾引出潛藏人性之中共通慾望的同時,又保有讓無心久探、只是走馬看花的「俗人們」難以親近之孤寂,與她本人矮小、不修邊幅的樣貌形成強烈對比。神秘魅力時刻誘惑著眾生,引發後人頻頻致敬,對她的作品進行再創作,竭盡所能旁敲側擊地靠近她,卻彷彿沒人能真正瞭解她──而我們有時甚至忘了,連「莒哈絲」也並非她的真實姓氏(註3)。
*當我們談論莒哈絲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
本屆臺北文學.閱影展以「如果攝影機是一把武士刀」為源頭開啟策展論述,企圖探討電影這個媒介,如何展現橫跨多領域的創作者之「理念」與「意志」。綜觀選映的五部莒哈絲改編作品──《廣島之戀》(Hiroshima mom amour,1959)、《長別離》(Une aussi longue absence,1961)、《印度之歌》(India Song,1975)、《留愛在蔚藍海岸》(Azuro,2021,改編自小說《塔吉尼亞的小馬》)及《莒哈絲最後的情人》(Vous ne désirez que moi,2021)──其中又以《莒哈絲最後的情人》最不與莒哈絲「直接」相關,卻無處不見她「真實」的身影如鬼魅般充盈全片。
《莒哈絲最後的情人》改編自莒哈絲晚年情人揚.安德烈(Yann Andréa)的訪談錄《我想聊聊莒哈絲》(Je voudrais parler de Duras),該書由揚與記者米榭.芒索(Michèle Manceaux)於 1982 年 12 月 2 日及 12 月 3 日的兩場長篇對談構成,訪談錄音一直沒有交還給揚,待兩人皆過世後,輾轉由揚的姊妹逐字謄寫,並於 2016 年出版,成為本片的依據。電影結尾利用旁白客觀、冷靜地陳述改編之事實,打破前面九十分鐘極力以少剪接的長鏡頭,接近「實時」呈現的綿長言談與語句中宛若當下即興所生的停頓、思索和口誤,以及如紀錄片般詳實捕捉的室內環境細節建立之「紀實假象」,揭露一切皆是專業演員的演繹,是導演克萊兒.西蒙(Claire Simon)對當年對話現場氛圍的想像與再詮釋。
揚娓娓道來自己從沉迷莒哈絲著作的哲學系學生,到成為伴她身側親密愛人的經歷──一切始於一場《印度之歌》的映後,終於見到莒哈絲本人,已經觀看電影不下十次的他鼓起勇氣舉手,發表自身對結尾運鏡的詮釋,獲莒哈絲認可,爾後拿《毀滅,她說》索取簽名,順道取得她私人住處地址後,開始長年寫信給她。
揚與米榭一來一往綿延談話間,時不時穿插他的回憶片段,包含:初識莒哈絲的電影院、長期通信後終於私約見面,前往特魯維爾濱海城(Trouville)巴士途中的興奮與忐忑、兩人同居後爭執導致他多次試圖自殺,每每嘗試坐火車遠離卻又焦慮萬分而返回、乃至被莒哈絲嫌惡壓抑同性肉體慾望,只得在夜晚樹林間尋找陌生男子釋放……這些重點時刻的再現,除了提供更具體的想像讓觀者身歷其境,也呼應著米榭循循引導揚時所言──「再多描述些當時實物的印象」──角色話語構成指令,跨出戲外帶領團隊製造畫面,映照出揚的腦內劇場。
「我想聊聊莒哈絲」,這終將是一場關於莒哈絲的訪談,一部莒哈絲未實際出場、卻實為主角的電影,自然不會一面倒於揚的單方說詞。導演設計「主軸對談之外」的閃現畫面,除了揚的回憶,還有《印度之歌》電影片段,以及莒哈絲本人的訪談影像,她如鬼影般冷不防現身,魔幻地出現在電影院大銀幕上回應映後提問、在《阿伽達與無限閱讀》(Agatha et les lectures illimitées,1981)片場以導演身分對揚指指點點,彷彿監控著揚的思想,也對鏡頭後方的你我宣示主權及強烈的存在感。莒哈絲不在這裡,卻在所有地方。
*「你什麼都不是,你不存在,你只透過我才存在」
當揚皺著眉陳述兩人逐漸變得「有毒」的關係──莒哈絲控制慾極強,嚴格管理揚的交友與思想,她要成為他唯一且所有的慾望,而他必須對這份厚重的愛照單全收──外人看來可能會認為就是個性轉版 PUA(Pickup artist)故事,病態又令人窒息,光是莒哈絲不停從樓下打來提醒訪談時間將至的室內電話鈴聲,都足以讓銀幕前的你我神經緊繃。
但,真的如此簡單嗎?揚只是個被擁有權威性的偶像操弄心智進而傻傻貢獻出全身的迷弟?遙遠對比莒哈絲當年與中國富商的戀情,只是以青春幼體換取金錢資助嗎?
在遇見莒哈絲之前,揚從不相信自己能與女人做愛,他感嘆陰陽結合讓他真正「成為一個男人」,並看清過往人生的本質,太習慣把問題全數歸咎於同性戀,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受不到愛、缺乏愛,而從沒有人像莒哈絲這般給予他愛。莒哈絲一方面否認並排斥揚的同性傾向,卻對他使用陰性語法(feminine),儘管揚宣稱他透過莒哈絲成為真男人,他的所作所為反而更像「女人」,負責家務瑣事並臣服於伴侶,也讓這段關係在心理層次也像是莒哈絲曾評論「因無法生育而大大拉近與死亡距離」(註1,頁171)的同性戀情。
訪談中,明明仍是現在發生的事,揚卻忍不住用過去式表述,或許,他是有抽出一段距離檢視自身、並用情感條理兼具的語言留下紀錄的能力的,只是被莒哈絲響亮的名氣及話語權籠罩下,他選擇少說,而纏繞、迷離、互相牽制又共生的兩人世界,我們外人終究只能窺見冰山一角。
曾拍攝法國高等電影學院 La Fémis 紀錄片《電影夢的開始》(Le concours,2016),並獲得威尼影展最佳紀錄片的導演克萊兒.西蒙,相當懂得如何遊走現實與虛構的模糊邊界。
片中米榭初來乍到,麥克風試音時,曾兩次按下「開始錄音」,第一次打斷了背景音樂,人聲進入,這時觀者尚以為只是戲劇「進入正題」的普通表現,隨著人物變換姿勢,無論是梳理電線或將底座放置桌上,產生的回音都讓這段連續動作很有臨場感。
接著米榭回放,觀者與兩人一起重聽一遍方才錄製短短的段落,確認設備正常運作後,她按下暫停鍵,電影卻突然進入無聲狀態,直到米榭第二次按下「開始錄音」,環境音與人聲才再度出現。
西蒙利用看似微不足道的錄音細節,巧妙將音畫拉出分離的意義(註4)──突來的無聲暗示觀者「未被錄音帶收錄的間隙」才是實際的對話,而它們只存於當下、稍縱即逝,我們永遠無法觸及、無法從剝除音軌的畫面中聽見聲音。
而電影能做的,僅是藉由留下的證據、被記錄下的音檔及文字試圖還原,就算看似再怎麼同步,也只是場精準配合的演出──以畫面本位的角度而言,聲音便是配音及擬音;以聲音本位的角度而言,演員就是在對嘴。
但再退一步,以上都是西蒙透過敘事技法對「何謂真實」做出的辯證,在劇情片前提之下,兩者皆為虛構。事實上,演員也表示為了不受影響,拍攝前並未聽取音檔,僅憑訪談文字發展表演。
回到一開始的疑問,當我們談論莒哈絲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
莒哈絲迫切的書寫中,總是伴隨著慾望與死亡,揚也坦承她激發出自己原先沒有的暴力因子──愛到想把對方殺了,可是又無法想像對方死亡;難以接受存活於沒有她的世界,卻又相愛到忘記遇到她之前,自己是如何存在著。
「她使我回歸虛無,以重新創造我(She uncreated me to recreate me)」
或許,在深層的意識裡,我們都渴望這輩子能碰到一次具備毀滅與重生力量的濃烈之愛,它會點燃生命的靈光,帶著我們參透死亡、飛越恐懼,直至再無所感的那刻。
全文劇照提供:台北文學閱影展
註1:繆詠華(譯)(2013)。懸而未決的激情:莒哈絲論莒哈絲。臺北市:麥田出版。(Marguerite Duras & Leopoldina Pallotta della Torre,2013)
註2:1984 年將此段經歷寫為小說《情人》(L'Amant),熱銷百萬冊並獲龔固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1992 年改編的同名電影由尚-賈克.阿諾(Jean-Jacques Annaud)執導,珍.瑪奇(Jane March)及梁家輝主演。
註3:本姓 Donnadieu,語意為「獻給神」,莒哈絲覺得宗教成分太濃,遂將筆名姓氏改為父親的出生地 Duras,既能保留與父親的連結又能避免宗教之聯想。
註4:論形式,「音畫分離」充分貼近了莒哈絲的創作精神,本片引用的《印度之歌》和《阿伽達與無限閱讀》皆採取類似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