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圖朱品諺、設計盧育萱
日治時期大部分的產業、階級與經濟分配，幾乎都在日本政府與財團的宰制之中，臺灣人只能在這一連串經濟與土地掠奪的遊戲中掙扎。為抗拒日本對臺灣金融體制的控制，當時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財經專家——陳炘，決定與林獻堂、吳子瑜等人合作，籌組一個「糾集臺灣人的資金，以供臺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1926年12月30日，唯一屬於臺灣人的信託機關－「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在吳子瑜家中召開創立總會。大東信託本店設於臺中市的榮町，董監事多為臺灣文化協會的支持者，並由林獻堂出任社長，吳子瑜出任副社長，陳炘則為專務取締役。
陳炘曾於大甲公學校擔任訓導，後辭去教職考進慶應義塾（今慶應大學）理財科。留日期間，正好是臺灣民族運動的熱潮，陳炘也在其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參與創設「新民會」及《台灣青年》雜誌的經營、編撰；《台灣青年》的創刊號上，陳炘以〈文學與職務〉為題，提倡臺灣文學建設的重要性。
1923年，陳炘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攻讀經濟學，1925年畢業返臺。當時臺灣的民族運動、文化運動正如火如荼的展開，由林獻堂、蔣渭水、賴和、蔡培火等人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在臺灣開始一連串的文化啟蒙運動，如設置讀報社、舉辦講習會、開辦夏季學校、全島巡迴文化講演、推動文化劇運動等行動，而陳炘也被林獻堂聘為夏季學校的講師，教授經濟科目。1944年，大東信託遭政府合併為「臺灣信託株式會社」，陳炘仍任專務取締役。
戰後，陳炘曾發起「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並在中國政府尚未派員來臺前，擔負地方治安維持的工作。因親眼目睹上海物價暴漲、財團囤貨割據，1946年2月5日，陳炘決定創設「大公企業公司」，以抵抗江浙財閥的蠻橫，卻也因此得罪陳儀，在大公企業成立不到兩個月，陳炘即因涉嫌參與臺灣獨立案事件，被拘於警備總部。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各界齊聚臺北公會堂，召開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陳炘當時患有瘧疾，未積極參與開會，但3月4日曾以民眾代表身分，與蔣渭川等人前往面見陳儀，也曾私下受陳儀約見。3月11日清晨6點左右，臺北警察局刑警隊長及數名警員至陳炘家中將其帶走，從此下落不明。
4月1日，林獻堂曾向財政處長嚴家淦詢問臺灣信託是否將被併入華南銀行，林獻堂希望盡量讓臺灣信託能夠獨立經營，若無法獨立，則希望其與彰化銀行合併。然而隔天一早，時任華南銀行董事長的劉啟光即向林獻堂告誡勿插手華南銀行與臺灣信託合併案，雙方在後來仍有幾次爭執，最後臺灣信託仍於當年5月3日被規模較小的華南銀行併吞，而陳炘名下的土地亦遭到變賣。
陳炘失蹤期間，其妻謝綺蘭曾多次到霧峰，拜託林獻堂協助保釋陳炘；該年4月30日，林獻堂向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詢問其下落，並在日記中留下一段文字：「柯參謀長來訪，問林茂生、陳炘、林連宗，他言無此案件。噫！彼等確已死矣。」
徵引書目
1. 李筱峰、陳孟絹，《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二ｏ一五年增訂版1》。
2.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
3.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九）一九四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