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許多知識分子為了爭取臺灣人自治的權力，在東京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蔣渭水等菁英受此感召，共推霧峰林獻堂擔任總理，在1921年10月17日，於臺北靜修女中成立臺灣文化協會，距今正好100年。文化協會希望團結全島有志之士，共同致力臺灣社會改造及文化啟蒙運動，而不只是字面上的「提升文化」而已。他們關心的議題牽涉了社會改革、政治主張、意識形態、當然也揉合了殖民統治下的民族意識鼓吹的成分。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立刻在各地成立支部，並積極發行刊物、設立書局和讀報社，開辦文化性活動。他們反對差等待遇，提倡弱勢－如婦女、農民和勞工的社會運動。文協領袖更努力爭取臺灣的自治，積極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當時最重要的政治活動。
在文學上，雖然臺灣文化協會中的許多成員也是古典詩的名家，但他們也大力支持以白話文來創作文章與戲劇等。究其原因，也是因為古文的門檻高、知識傳播不如白話文來得普及，因此若要讓台灣的社會底層也能夠吸收新知，必需推廣易於普及的文字工具。結果，也間接促成了臺灣新文學的發展，後來又演變成了文學界的新、舊文學之爭。恐怕是文化協會諸君始料未及之事。
文化協會成員除了新知識分子，也有很多傳統社會仕紳，所以雖然推行新文學，但其實並不是抵制舊文學。文協的重要人物中，如霧峰林獻堂、林幼春、清水蔡惠如都是傳統詩社櫟社成員，被坊間尊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其實寫過的古典詩還遠遠多過於他創作白話文。
當古典詩詞還是上流社會流行的玩意時，幾乎所有的檯面上人物也都能在詩詞的韻律中表達出各自不同的性格與主張。大家若不熟悉這樣的歷史，恐怕很難想像下面幾張臺灣幾大詩社的成員，有多少人也參與了代表變革的臺灣文化協會吧？
礙於臺灣各地並沒有自己的發聲管道與媒體，只能靠著輾轉從海上運回在東京出刊的《臺灣民報》。文化協會於是投入組織讀書會、讀報社這樣的文化講演，在全台各地宣傳、串聯社運組織。臺灣文化協會所帶動的新思潮很快就席捲了臺灣大小市街，但在雲林這樣的傳統、農業地帶，很明顯地進入較慢。圖片為一九二七年五月，由林麗明、蔡少庭等人組成北港讀書會、設立讀報社。那時候的文化協會已經經過了幾次爭執與分裂。但北港讀報社邀請蔣渭水、鄭松筠演說，仍然吸引了聽眾超過千人。
當這類活動的反響越來越大時，就開始遭遇日本總督府的壓制。臺灣文化協會也在統治者給予的壓力底下開始產生路線之爭、意見分歧，終於導致多次爭執、競合與分裂。這些過程有太多學者前輩的研究與專文，在這邊我們就不再贅述歷史。筆者只是有感於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始於殖民統治下的種種不公平與壓迫、由知識分子發起的全面性的省思與鼓吹變革，但文協諸君始終維持著和平抗爭的路線。雖然實際的成果只有短短幾年如煙火般的亮點、稍縱即逝，但文協留給臺灣人的是一種文化啟蒙的思想，他們告訴全部的同胞、弱勢與更弱勢，我們可以透過學習而變得更有價值，努力為自己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
一百年過去，臺灣的社會又經歷了太多次的變革。我們在不同的專制政府底下遭到壓迫、消聲，在不同的政治思想底下被洗腦、恐嚇；我們也在不同的時代失去過自由、失去過權利、失去過自己的語言。所以我們或許不該只用紀念的方式，去緬懷過去先賢的足跡，反而忽略了他們的精神面；如果他們的精神意志活在現代，當許多議題已成為日常、不再需要高聲疾呼地奮鬥，當許多以往的慣習、反而成為瀕危的事物。他們或許驚訝於臺語竟成為了語言弱勢，他們是否會支持臺語重新回到學校教育？當古典詩詞從仕紳標榜的藝術，變成為了現代藝術弱勢中的弱勢，他們是否也會以維繫社會多元的角度，去支持古典詩詞的傳統再傳承？
我相信是的，因為文化提升的是包容的自信，而不是拘泥於新舊的型式之爭。當我們有了自信，又何嘗不能吟著老派的詩、同時做個新時代的人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