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尉叛逃記》—極權體制中，贖罪聖途的主體創生

致謝 Savoir｜影樂書年代誌 刊登本文：https://www.savoirtw.org/article/4588

“「大尉，你覺得呢？他們為什麼都堅稱無辜？」

「我猜是想逃避責任吧。」

「你看起來挺聰明的。但你一點也不懂辯證法。記住，他們堅稱無辜，是因為真的無辜，這些人並非恐怖份子、間諜或破壞者，但他們落到我們手裡是有原因的，他們都是不可靠份子，原因有很多，有的背景有問題，有的親人被鎮壓，即使以斷絕關係，肯定懷恨在心，有的其實是波蘭人，或者德國人，也就是即將成為間諜，有些人就是不愛祖國，就是有那種人，天生不愛國，這種不可靠份子多到不可思議，這是很危險的，身處這個時代，你懂的，國家腹背受敵，勢必要ㄧ戰，開戰後，這些不可靠份子會怎麼做？他們現在確實無辜，但之後就會有罪了，我們不能坐視事情發生，豢養賣國賊、間諜、恐怖份子、破壞者，屆時就太晚了，所以我們才監禁處決他們，今天，現在，超前部署，這叫『防範潛在敵人於未然』，這就是你我在做的工作。」

「所以您是說我們逼他們招認還沒做或不打算做的事？」

「用用腦袋，又不能無緣無故監禁處決，那樣是違法的，這可是個法治國家，所有刑罰都要有罪行，懂嗎？」”

這是大尉（Captain Volkonogov）的上司少校（Major Gvozdev）在回憶中對他說的話，而這段話正是1938年史達林時期蘇俄的生存境況描述。所謂的法治在這時還沒有經歷實證法與自然法的衝突，法律仍然是應被遵循的主權者意志，而主權界線的圈劃將會隔出國民與敵人的高牆，國民的定義必然是愛國者，然而愛國與否是國家說了算，因此你身分可疑、行為可疑、思想可疑，你就是該被殲滅的敵人。至於是否可疑又該怎麼斷定呢？這點卻是無疑的，當然是國家。

故事開始在一群穿著的鮮紅色服裝—從背心到工作褲，充斥肌肉與陽剛味濃厚的雄性間從事排球運動與角力間開始，他們是大尉與其部屬，從這身衣著就能一望即知地辨認出他們所代表的蘇聯紅軍意象，而他們是秘密警察。相較於軍人從事對外的國家敵人殺戮，（秘密）警察則是在國家內找出潛在敵人的相對應職位。通俗常稱警察是人民保母，實際上不過是種宣傳後的結果，警察從來都不為保衛人民生命身體安全而存在，卻一直都是國家龐大軀體的末梢，用以深入國境內的各個角落。

在觀眾都還來不及注意的時候，猝不及防地大尉突然開始叛逃了，相較於一般電影的情節鋪陳，從開場大尉在進入機構見到上司（Major Gvozdev）跳樓時已充滿細節。大尉是唯一未被肅清的人員，只因他直覺敏銳地在發見到下屬一個一個被喚出做「重新評定」時，他在一步之遙的距離逃出了秘密警察部門。重新評定當然是種修辭，就像在冤案被宣布破案時都會用「突破心防」一詞一般，然而這不過是刑求的同義詞，重新評定則與政治肅清等義，畢竟是否為敵、是否可疑都只有統治者能予判定。

演繹了歷史的《大》並不枯燥，充滿驚悚的逃離過程讓張力始終無法鬆弛，同時，劇情也在超現實的情節裡帶出了求取救贖的歷史罪業實踐者的聖途。逃離的大尉冒充為平民街友，卻恰巧被當街帶離前往機構埋葬剛處決的「敵人」們，這些屍體卻正好都是大尉的部署，這時大尉的好友（Veretennikov）從被埋入的泥土（甚至不是墳墓）中爬出對大尉說：

“「為什麼自己跑掉，費歐達？你扔下我，他們刑求我，我什麼都簽了，然後直接下了地獄，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我們的人都在那裡，知道我們在那裡幹嘛嗎？你可不笨，費歐達，我們在受折磨，那就是我們的刑罰，要永遠受折磨，知道什麼是永遠受折磨嗎，大尉？（一手插入大尉的肚子拉出腸子）就是一直這樣，直到永遠，他們要我傳話給你，你有機會去另一個地方，不用跟我們一起下地獄，但有一個條件，死之前，你必須悔改，並讓至少一個人原諒你。」”

我們能經常在電影中見到死刑犯在行刑前有神父前往讓其告解的橋段，而這是在讓罪人於死前若能真誠向上帝懺悔時能得到寬恕，進而能進入基督信仰中所應許的來世（afterlife）。只不過在共產國家裡頭是沒有信仰的，並且電影敘事中的世俗化更是讓「人」在現世所犯下的罪惡，也沒有神能被求取應諾，除魅後的世界是沒有神的。

在這趟贖罪之旅中，大尉遇上的人都是國家敵人的遺親，有父親是病毒學家的女醫生，當父親被捕後就被醫院開除也沒了公寓，甚至必須獲准才能在停屍間打工並居住於斯，然而她的父親卻是在研究病毒的疫苗以保衛國民，但國家說他是在製造生化武器，誰說了算？更荒謬的是，父親早就被處決的消息從未通知，她仍然例行性地寄送襪子與圍巾，直到叛逃的大尉前來求取寬恕時才讓死訊被轉達。她的反應並不驚駭，她只質疑那為什麼還是繼續收下襪子與圍巾？當然，大尉並沒有那麼輕易就得到原諒，作為共犯的大尉只得到一句：去你的。

另一個遇上的人則是兒子被處決的老父親，當收到噩耗時他的反應卻並非難過，而是以表忠的態度說出早就與兒子斷絕關係，如果可以的話甚至想要親自處決他，並讚頌執法組織是絕對無誤的，不可能處決無辜者。語畢，他問道是否通過考驗了？並自承他經歷過四次政治肅清都挺過了，這次的檢驗也通過了吧？在一個極權的環境下，就連至親的死訊都將成為一場檢核，爹親娘親都沒主席親大略如是。但當大尉誠摯地說這並不是一場考驗時，父親一反先前的態度突然悲傷的哭泣，就如同一般我們所想像失去親人時的反應一般，然而他卻在大尉等待他端茶前來時拿起電話敲昏了大尉並通報了秘密警察前來抓捕。讓人錯亂的並不是這位父親，我們當然不再能分辨在如此環境下生活的人們到底真實心理是什麼，因為並不存在真實心理，重要的是表現出服從的態度：不表態服從，就是反對，就是可疑，就是敵人。

當然地大尉逃脫，繼續尋找原諒他的人，他這次遇上的是太太被逮補並被定性成反革命份子的丈夫，與大尉飲酒時他說了太太被抓捕的原因，不過是一個笑話：「一隻駱駝前往執法機關，然後說，逮捕我，他們就問他：『為什麼？』，駱駝回答說：『因為我對你們吐口水』。」”太太笑了。其實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我們的歷史中，1968年作家柏楊僅因翻譯大力水手漫畫即被當權者羅織入獄。回到故事，大尉挨了先生的一拳並被告知再拿一瓶就能得到原諒，但當他拿著酒返回時，先生已經上吊身亡了。

在路途上，大尉也遇上先生被槍決的婦人，得知死亡消息後，突然裸身地說了一串詩意的話語；也遇上年幼的孩童卻務實地告訴大尉不會有人原諒他的。最後，大尉在街巷中大喊著：是否有國家敵人的家人住在這裡？但聞及的街坊避之唯恐不及，只見房間的黃光一盞一盞地消滅，直到夜晚過去都無人聞問。而冒如此之險的大尉，係因追捕著他的接班人少校（Major Golovnya）也在權力階層的系統中下了最後通牒：抓不到大尉，就換自己上行刑台。於是少校把所有大尉要拜訪的地點—也就是大尉的部門曾經執行過的98位政治犯家屬的遺屬全數抓捕，讓求取原諒的大尉沒有任何去處。看似「非常手段」的措施，卻不過是在一個異常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手段」而已。

是直到翌晨方有一人悄悄地告知有個有教養的女人女兒被捕後被人吐口水、辱罵，一個月未曾進食骨瘦如柴，大尉為已經奄奄一息的她清洗身軀，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她撫摸著大尉的頭顱，寬宥了他。他滿足了免去地獄的條件，這時邁向尾聲的故事，接班者少校（Major Golovnya）已緊追在後並擊中大尉兩槍，大尉這時突然喊停，

“「你現在開槍，我會直接上天堂」

「大尉，你真的相信那套？」

「『相信』，那是個籠統的字眼，我只是覺得我不屬於那裡。」”

大尉縱身躍下，並且隨著被逮捕的政治犯家屬被釋放，故事結束。

開始突然的故事，結束也突然的故事，但其實在細節中都有濃厚的意蘊。我們見到知識份子必須窩屈在濕暗的停屍間，也見到只因與大尉共框於相片就被刑求逼供的好友（Veretennikov），更且他提供了假資訊卻讓接班者少校（Major Golovnya）在發現時，因為軍審的速審速決讓他即刻被槍決而無法再有其他資訊被榨取（當然這也必然地有刑求所出的資訊真偽的老生常談）。或是病毒學家的政治犯在刑求過程還被脫下褲子羞辱的反文明手段，在順時的敘事中夾雜著秘密警察時期的大尉所曾經做出的邪惡行徑，或者是鷹犬培養過程的訓練，例如一群紅衣的秘密警察被領往刑場向「傳奇」見習，穿著防濺工作服的槍手每日產能是槍決二十到四十人不等，他教導著後輩：「最主要的訣竅，就是讓犯人站好，瞄準合適的角度，讓他們一槍就斃命，這樣既省時又省彈藥。」。一槍一個敵人。

修辭是必要的，我們不能說政治肅清，必須使用重新評定；我們不能說刑求，必須使用特殊手段。大尉拜訪的每位遺屬時都承認了他犯下的罪，他們使用特殊手段讓無辜者承認、畫押。求取原諒的過程除其宗教意涵以外，在政治上也如同現代國家在面對過往不義時所可能出現的態度，但電影畢竟是種虛構，在那個時期是不可能有人求取原諒甚至冒險為之。寬宥的索求正好是在極權體制下對強制的反抗，所有的強制都是把自由給壓縮至零，就像過往大尉在「特殊手段」下所逼出的所有言語，但寬宥卻必須要在真誠悔過之後，依憑著對方的全然自由才「可能」給出的赦免，或許這也正是大尉面對自己過往的惡而走向對反於此的苦行的理由—從全然的強制到全然的自由。

但更令人驚訝的是，在經歷過一整個艱難旅程後的大尉，卻喊止了追捕著他的少校，並告訴他若現在被射殺就能前往天堂（得到寬宥後的死亡能前往來世），並在說出了自身不歸屬於那裡的言語之後跳樓自殺。我們知道在基督信仰中自殺者是不能上天堂的，但我們也知道在共產思想中是無神的，因此大尉的自殺代表著什麼？

現代政治是去基督的，更不用說共產的唯物思想更是全然物質的，好友從泥土中的爬出甚至他所告知通往天堂之路的消息，或是來世（afterlife）與自殺的關聯，其實都不過是沒有任何物質基礎的超現實思想。薩米爾欽（Yevgeny Zamyatin）在《我們》的比喻是把人與國家用克與噸的對比：「想要從一無所有發展到偉大，最自然而然的辦法就是忘記一個人是一克，並牢記一個人只是一噸的百萬分之一！」並且克是不可能與噸相抗衡。並沒有任何的「個人（individual）」存在，也就不會有「人（being）」的存在。大尉所選擇的自殺，卻正是一個讓其重新在國家的噸之中脫離而出所形成得以與噸相抗衡的克，他成為自己的裁判者—如同神在宗教中所具有的權能，並在同一個行為中把自己宣判—創造為需為自身行為擔負責任的主體，而責任所相伴隨的必然是自由，也就是說，大尉同時把自身創造為具有全然自由的主體（subject）。因此自殺並非虛無的，在故事中的主角Volkonogov（大尉）卻正是在自殺行動中，創生出自己的存在，確實他上不了天堂，因為他不屬於那裡，也並沒有天堂，但他在人生的終結點上讓自己成為了一個：人，being，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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