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來敲門？》：來，說實話就沒事了，別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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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1951年的6月4日的匈牙利，那時是由拉苛西領導的共產黨所統治，國父加強是共產黨宣言所述，但凌晨卻會有秘密警察出現在家門，數千人遭到驅逐出境，是這部片開首的字幕顯示，這個情況被稱作「門鈴恐懼（Doorbell Dread）」。幾個黑衣人開著開車敲門找「高斯一家」，按了門鈴確認身分後沒二話地直接進入如同那不是屋主的主屋。

畫面從陰暗的清晨街道轉到白日的大學，高斯太太伊洛那是保管保險箱鑰匙的人，她的妹妹莎菈則是擔保姊姊到大學工作的人，即便是不同部門，但主管仍以擔保為由—卻不是職務部門分工，命令莎菈使伊洛娜到校。沒裝電話的高斯先生家，莎菈打電話給友人愛菈，正在醃草莓蜜餞的她前往高斯一家後人就不見了。於是莎菈也必須親自前往一趟，畢竟他做了「人格擔保」。

應門的並不是姊姊，而是兩個穿著西裝的黑衣人，即便說明來意還是被提示一張有著編號9363的男人照片，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怎麼了嗎？他是誰？」

黑衣人沒有回答的義務，他們不算是警察，也不算是公務員，但卻是秘密警察，或許可稱為特務。

「伊洛娜人呢？你們要幹嘛？」

「我們不想幹嘛，是你堅持要進來的。」

原來一家人在餐廳喝著茶，連同愛菈，放著草莓快被糖泡爛的愛菈。莎菈這時還義正詞嚴地向伊洛娜拿鑰匙，來訪的目的本來就是遵循上意完成工作，畢竟擔保的人若是出了問題，自己也同樣有責任，這是連坐。一聲「再見」認為自己理當可以走出門的莎菈發現，即便說自己必須要上課、今天要發薪、學校需要鑰匙甚至拿出黨員的身分，都被一視同仁地要求不得離開現場，也不得接近門窗。

「你至少必須說明為什麼關我們吧？」莎菈問。沒有回答。

隔日與再隔日，房內的人越來愈多，因鄰居報警而來的警員以及都市警察廳部長巴柯斯先生（艾拉的丈夫）巴柯斯家的兒子、管理員瑞索、警察廳方的人員拉奇與老夫婦艾琳與卡爾曼、妹妹羅莎，大家都是拜訪而已，沒想到卻要暫住於此，而且報警而來的警員被恫嚇這是攸關國家安全的大案件被驅離。即便食物儲藏都空了，特務也答以只受命要留置所有人在此，沒有受命要提供食物，即便羅莎是幼兒的母親，卻也必須大鬧一場被拉扯頭髮在地後，才能把兒子帶來哺乳，面對這樣的無理，人民只能卑微地像伊洛娜在狹小的空間中切洋蔥讓官員淚腺難過，荒謬好笑，但悲哀。在極權國家中，重要的是「命令」而不是「法律」，而「命令」的來源更是重要，這個命令者正式具有權威發號施令的統治者，或說就像《1984》中的big brother。

在電影絕大部分時間都用輕快且俏皮的配樂，除了彰顯出「雙重思考」的兩面性，也就是生活在極權社會的人民同時必須覺得自己快樂以及被壓迫，在畫面中的人身自由侷限配上調皮的弦琴撥弄，這種荒謬反而是極權體制的常態。被關押的人們有著各種各樣的性格，包括一直認為自身可以協助國家機關的瑞索、希望能讓自己豁免的拉奇，又或者是真正相信國家公正的莎菈。在影片的前半部莎菈為了瞭解情狀而與姊姊談話，被拉進衣櫥以悄聲對談得知事情是在高斯一家的小女孩愛斯蒂的父親費瑞與代表團在柏林，女兒被留在國內當作人質以防他移民，

「他想要移民？」

「為什麼不想？這只是個預防性的措施，愛斯蒂被留作人質。」

「如果是公開的，幹嘛隱藏？」

「你也知道你同志們的作風，對吧？」

「我認為誠實的人應當無所畏懼。」

「那我們說話幹嘛鬼鬼祟祟？」

對啊，幹嘛鬼鬼祟祟？行得正不應該是抬頭挺胸做人的嗎？這樣理所當然到如同廢話的道理其實並不是所謂的普世真理，碰到一些非理所當然的地方也必須要讓路給例外的規則。

當我們認為孩子應該是無辜的不能對他從事什麼，但當高斯家孩子看到特務掉出的編號9363男子相片時，也成為被審訊的客體，即便是面帶笑容的。孩子不是孩子，只不過是個被掘取知識的客體，而已。從寇延丁的《敵人是怎麼煉成的：沒有權利沉默的中國人》一書中，我們可以發現極權體制的運作是以「恐懼」為核心，不只是人民的恐懼，更重要的是國家體制的恐懼。在《誰》這部電影中，確實被關押的這些平民恐懼於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但這些官員也恐懼於不知道國家將會發生什麼事，即便如同拉奇這般想要自保而告密的人說他從莎菈那裡聽到「如何找到你們要的人」，官員也回答道：「但要是你從她那聽到，那你不也知道了嗎？」面對想要求生的背叛告密，官員也必須用密無一疏的審慎來懷疑，這也就如同賣命地想成為國家協助者的瑞索告密高斯一家藏有銀礦時也被當成謊報的白痴一般。諷刺的是，反而是不知道差點被告密的莎菈讓睡在一人沙發上的拉奇有個衣服可以枕著頭。

告密者不會有好結果，雖然不是必然，卻是電影中出現的情節。因為他表現出他掌握有資訊的情報時，他從被關押的國民成為知識的載體，特務連同警察將其提出並且拷打，然而拷問的警員與拉奇的互動卻是糾結的，尤其表現在警員邊毆打訊問邊扭曲的表情中，間雜在巴掌、膝擊中的對話是：「你以為我喜歡打你嗎？」、「我一點也不喜歡」、「我可不是虐待狂」、「我不過依令行事」，這樣的對話就像是米爾格蘭實驗所顯示出人無法抗拒於違背良心的命令，亦即對於權威的服從。

電影末尾不再有輕快音樂時是有「上司」來臨的時候，這樣的大人物出現也讓氣氛沈重了起來，蓄著八字鬍帶著墨鏡的「上司」，將所有人隔離訊問，一個接著一個進入「房間—訊問室」，在進入訊問室之前伊洛娜對莎菈說：

「對他們來說，你說什麼並不重要。」

事實確實是如此，官員問是否認識答說不認識、就問如何遇見答說沒遇見、就問是否用通信，沒完沒了，沒頭沒尾。更甚至是以欺矇的方式說古斯提已經道出一切了，

「我們已經知道一切了，現在只需要了解細節。你是黨員對吧？那就請為黨的利益和人民著想，這個米奇尼，是個帝國主義的間諜、偷渡者和殺人犯，你怎麼會保護這樣的一個人？你相信我，你要是沒做錯事，就沒什麼好怕的。就算是你的家人幫助了他，畢竟每個家庭難免都有老鼠屎，這種人，我們會根除這些反動派主義者。高爾斯小姐跟你有一半的血緣對吧？」

「她是我姊姊，並且他沒什麼好隱瞞的，所以你也別想耍花樣。」

「你說什麼？」

「你以為我怕你嗎？或許吧。但你不能這樣對待我們！你不能起訴無辜人民，還非法把他們禁錮！」

「這件事我們說的算，你認為...」

「你們就是法西斯主義者！來啊！打我啊！把我帶走！把我關起來！」

火爆的對話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物理暴力發生，換個方式來說，極權國家的暴力形式絕大多是以暴力為後盾的威嚇（deterrence）為主，只當威嚇失效時才必須再度施展武力以鞏固威嚇的效果。

對於莎菈的訊問在這樣的吼叫中結束，離開房間的莎菈發現所有人都在另一房間，問了古斯提大家是否說了什麼時，即便得到大家都三緘其口的回覆也難以相信，這從片尾她選擇不與古斯提一同離開而是獨自步行見得。

重要的不是你有沒說實話，重要的是這話實與不實，是由官員以及國家所判定的。所以才說：「這件事我們說的算」。

是的，這就是片尾了，特務就這樣離開這間屋子，調查、訊問、審判就這樣結束了，我們才發現卡夫卡的《審判》的故事，真是若與現實雷同，純屬虛構。

數字的邏輯真理在兩個人對二十人之下肯定不是勢均力敵的，但是這只有數字二的官員卻是在單純的數字之外更有政治上的權力在其背後，電影中的平民角色所面對的不是兩個黑衣男人，而是一整個國家。而這個「國家」並不是來訪被趕走的警察所代表的那個國家，那個只是表面的國家，當特務可以更高的權威命令警察時，我們發現除了警員代表的國家之外，還有特務所代表的「國家背後的國家」。我們以為行得正就不怕走夜路，這所依循的不過是表面的規則，但真正的國家（國家背後的國家）規則才是規則，尤其這條規則是「沒有規則可循」，以為走夜路不用膽戰心驚的人們當遇上國家政治這位守路人時，行得正或不正並不是你決定的，卻是鋪路的國家決定的，國家一轉彎，你即便原先走的是直線也變為走成了彎。

在特務官員離去之後，首先跳出門檻的是高爾斯家的孩子問大家道：「你們不出來嗎？」然而那道門檻的位置正是國家權力的痕跡所在，卻是沒有社會化的孩子才能無視這樣的暴力，這裡的無知並非貶義，而是天真的 innocence。全文到此都沒有出現「高爾斯」這個姓名，到底是誰？不，這也是電影末尾才揭露的，是在高斯家的孩子拿著作業簿向官員搭話時，才揭露出原來他們並不是要被調查的「高斯」，卻是「高爾斯」；也是在官員離開所留下寫著「最高機密」的紙張上，被孩子用作摺紙玩具才發現，他們要找的地址是西格特街19號，但電影所發生的地點卻是西格特街17號。這固然是國家官員的顢頇，但更多的是可笑。

然而，在這種沒有發生悲劇的結果出現之前，沒有人是笑得出來的，就像高爾斯先生在訊問前徬徨地對妻子所說的不知將來是否有機會能回想笑著當下的這些事，慶幸的是所有人能回頭取笑這樣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事情是笑不出來的呢？

懼怕如巴科斯先生上廁所沒衛生紙不敢拿有人物肖像的報紙擦屁股，只能拿著心愛的絲巾拭糞；悲憤如卡爾曼老兵說：「你相信嗎？兩次世界大戰，我都能活著回來，卻在和平時期被這些王八蛋欺負。」；相信因果的算命師波黎希（高爾斯一家的租客）答覆以：「凡事皆有因的，凡事皆有。」給自己安慰；卡爾曼再覆以：「那個拉柯西主席就是原因」。

在進入訊問之前的莎菈與古斯提有段對話就如同電影稍前莎菈與伊洛娜的對話，古斯提也認為說實話是不會有問題的，畢竟這是正常人都會這麼想的，但正常人卻沒想到自己並不身處於正常處。莎菈的性格轉變正是有趣的地方，從一個共產主義體制的追隨者到幻滅，進一步被摧毀對人的信任以及對體制感到失望。共產主義不只是無法發展經濟，更會是摧毀人性的好工具。理想的烏托邦在上個世紀的各種實驗中已經證明只會通往煉獄，從勞改到大革命都是如此。

過了幾個十年，習以為常享有著「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今日，以為民主自由社會是歷史的終點，不過是天真的夢想。當我們忘記是誰來敲過門？我們也就更接近於屆時必須要驚惶地問：是誰來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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