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尺門的辯護人》：最難的是相信世上的痛苦會有停止的一天
法治相關主題的第一篇，皮皮首先想跟你們聊聊《八尺門的辯護人》這部律政台劇。其劇情縝密，涉及許多法律專業，卻精采跌宕，絲毫不枯燥。
故事圍繞在一個重大命案上，從案件審判的過程開展出多元的議題：死刑存廢、遠洋漁業、移工的勞動環境，以及法律與政治拉鋸的多角勢力。除了情節的安排，作者更透過角色背景的設定，呈現了原住民與新住民身分在社會中的弱勢處境與文化多元性。相信有看這部劇的人，都有深刻感受到這部作品強烈的議題主張，也隨著劇情思考許多事情。
而當我閱讀原著小說，發現小說在細節上有更細緻的描繪，對於議題也談得更加深入，因此，我想跟大家聊聊小說中多有著墨，劇集卻省略未談的6個遺珠。
一、輿論與媒體影響力
你想過「海濱命案」這個名稱怎麼來的嗎？
其實在原著小說中，事件原先被新聞媒體稱為「滅門慘案」，聳動報導激起群眾的恐懼與憤恨，是法務部長為求中立客觀，才提出這個未指涉移工，不帶歧視的名稱，意圖減少輿論的未審先判。
二、充滿主觀性的起訴書
劇中，替代役連晉平的工作之一是檢視筆錄、起訴書等等法律卷宗，再整理出辯護的著力點。而在原著小說裡，這些卷宗的內容都被完整的呈現給讀者。起訴書是這樣描述的：
「被告僅因工作嫌隙及薪資問題，竟以利刃兇猛砍殺，復稚子何其無辜，竟僅因害怕犯行曝光而痛下殺手，均見被告根深蒂固之殺意。」
作者透過連晉平之眼批判臺灣過去起訴書不中立的問題，這些出於臆測的描述，都會影響到法官最初的心證。
三、司法通譯制度的缺陷
這部作品裡有多種語言的轉換，包含國語、閩南語、英語、阿美族語、印尼語、東爪哇語，呈現臺灣原住民、新住民共生的多元環境，司法通譯制度卻未能跟上社會的動態。
書中指出，臺灣司法通譯制度長年為人詬病，酬勞低於行情，肩負偽證罪責任，又需要配合審判時程隨時出庭，很難聘雇到兼具法律背景與語言能力的專業人士。而移工的仲介公司因有最直接利益關係，會像是監督公司的財產般，主動提出協助翻譯。第一線警察也容易便宜行事，忽略利益迴避問題，使得使用少數語言的族群權益無法被保障。
四、案件以外，角色的人生
劇中並未提及Leena作為看護、通譯以外的生命故事，然而在書中，作者其實為她建構了較為立體的人物形象，她的興趣是寫詩，喜歡讀文學。而在故鄉她有一位摯友Nur，她參與學運，批判對宗教與政治限制人民自由的現狀，也對伊斯蘭教義中，戴頭巾的規範有所反思，帶給Leena與讀者很多新的想法。
另外，書也寫到Leena在不同家庭中當看護的心情，寫出許多移工真實生活的寫照。例如煮飯時，雖可以避開豬肉，但仍得使用曾沾染豬肉的鍋具；而有時為了一個家庭工作了大半年，離開時卻發現自己從不知道雇主的真實姓名。
這些細節使得人物變得更立體，也讓我更能了解她做出某些選擇時，背後的原因。
五、原住民文化與處境
劇中，關於佟寶駒所屬阿美族的文化並無太多著墨，有被呈現出的是與飲酒相關的社交模式，以及豐年祭時，在電子花車上的舞蹈表演。
對比之下，書中對於阿美族社會中的年齡階級說明的更加清楚，佟寶駒與鄭群峰是遠方親戚，而不是漢人家庭觀中的「表哥」，這也是佟寶駒在法院上不需要迴避的原因。而關於豐年祭，佟寶駒也有更多物是人非的感觸，憶及童年，他有對於豐年祭的美好回憶，然而他在成長過程中，在都市逐漸遺落了部落的音樂、舞蹈，也不再與新一代的年輕族人有所聯繫了。他的故事與心境，也許與許多都市原住民的生命軌跡重疊
六、移工二代的悲歌
書中，關愛之家的楊主任，也就是Suprianto的兒子「粽子」被安置處的主要照顧者，向佟寶駒透露：像粽子這樣，父母皆為外籍移工，沒有臺灣國籍、沒有登記身分的孩子，處境極為困難。因為他們在臺灣法律中是外國籍，無法在臺灣辦理規畫、出養，所屬母國卻不一定承認他們的身分，無法遣返。他們可能和身為逃逸移工的父母一起逃亡，或只能待在育幼院中。
在臺灣社會中，像這樣國籍矛盾的孩子可能有上千名，這些小小生命的命運，又會變成什麼模樣呢？
對於這些複雜議題，原著小說比劇集延伸出更多討論，希望在乎平等、人權與正義的你，也可以讀讀原著，與書本中的觀點彼此對話，開展出屬於自己的思辨。
最後，有一個橋段，是書中沒有提及，在劇中特別加入的……
《八尺門的辯護人》海報
同場加映：我們與法律的距離
劉家恆檢察官說，以前參加辯論社時，若題目是死刑，他總是希望可以抽到正方，因為反方的論點太容易，刑罰目的、生命價值、人性尊嚴，立論時顯得多麼善良，端正又漂亮。
他還說，其實死刑一點都不難，難的是相信世上的痛苦會有停止的一天。
我認為這句話適用在關於所有議題的討論上。人們爭的不是對錯，而是一個改變的可能性。編劇唐福睿從事創作的初衷便是因為自己想要用法律改變世界，然而過去的訓練中，更正別人的錯誤說法，難免流於說教，不容易被接受。所以他創作故事，讓不同觀點並陳，讓讀者、觀眾能夠同理各個角色，進而觸動更多元的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