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萱〈經過 Passing by〉, Acrylic, Paper, 21 x 29.7 cm, 2022。 攝影｜作者
前言
於PTT Space舉行的黃萱個展《分心》，是涵括裝置、攝影和錄像的近期作品呈現。而雖然行動並未實際在展間發生，不過本展尚有「行為」作為作品重要元素，橫跨在「裝置、攝影和錄像」的中間地帶，即：錄下了行動的錄像、拍下行動收穫的照片、行動成果的物件等。由於實際不見藝術家本人，「行為」此一元素似乎與展覽隔了一層薄膜，難與裝置、攝影和錄像同列，卻又是充滿貢獻，令我好奇，是什麼留在了現場？以及，藝術家曾經的施力如何在展覽中不滅，必須計入展覽組成元素？——所謂不計入展覽組成元素的行為，舉例而言，人們觀賞繪畫時，不一定會視藝術家作畫的動作過程為「行為」、並不斷猜想藝術家創作當下的一舉一動。在《分心》展中，藝術家的動作卻舉足輕重。我想討論藝術家彷彿滯留在現場、且其在場性質必須被考慮的情況，此外想分析藝術家如何側寫「注意力」，他以行動融合鏡頭作為一種方法、語言遊戲作為另一種方法，以及，何為藝術家在自述中提及的「錯誤的使用」？
被提醒的在場狀態
在閱讀王聖閎〈行為、裝置與錄像的模糊交會： 從臺灣錄像藝術史書寫中的類型化問題談起〉清晰的討論後，我的困惑獲得了初步的梳理：行為、裝置和錄像之間隱隱的連繫似乎一直存在於這幾個「名詞」底下作品的血液中。在此我想嘗試探討黃萱的「分心」行動，以及展示現場的物件是（創作的）最終目的，或作為紀錄的藝術文件。例如作品〈散步〉不只以電視播放錄像，更將藝術家散步穿的帆布鞋放在電視前的地上。那雙鞋鮮明地作為〈散步〉是過去式、一個發生過的行動的見證，而錄像或道具都是該行動的痕跡；帆布鞋是指向錄像畫面的索引，因為散步時在場的帆布鞋，和它有著一模一樣的外觀，令人聯想它是具有檔案意義的物件。但存在著另一個可能，那雙帆布鞋和影片能被視為創作結果本身：藝術家也許要的是一雙磨損的鞋以及一部聚焦在行走動作的影片。但這個詮釋版本較薄弱之處是，它沒有討論藝術家為何不綁鞋帶、為何以那樣的狀態在大街上一直行走。因此不綁鞋帶的行為成了無法解釋、或者必須被解釋的元素，主要是它使我明白藝術家在進行行為表演，而不只是在拍攝影像。而「不綁鞋帶」何以成為作品中必須被討論的現象，即與黃萱企圖在《分心》展中進行的討論有關。
鞋帶要綁好是我們熟知的一個日常規則——考量到行走的便利和安全，綁鞋帶嚴格說來不算是個選擇，而是穿著鞋子的基本設定，若不把鞋帶繫好，就得承擔相應的風險。因此這個被打破的日常慣例，除了讓人分心（周遭民眾注意到拖地的鞋帶、黃萱為了避免絆倒，走路時必須一心二用），可以說是徒勞的動作。但在此被顯化的分心現象，卻使我回想起，分心同時是當前追求效率和生產力的社會不樂見的現象。大量出版物和文章談論著對專注力的保護，以及分心如何為「成功」的大敵，我們常視分心為必須解決的問題。而當人們說自己因為過於專注，而進入忘我、忘卻周遭的情況時，則不認為這種出神有何不妥。僅僅因為不利生產，分心和專注的等級就被劃分出高下。藝術家所嘗試的分心把觀眾拉回此時此地——這個眾人都想趕著離開的時空——我在〈散步〉看見，分心的狀態有時比專注狀態更能使人身在當下，在場作為清醒、生存的真實狀態，似乎是藝術家透過主動地分心所想拾回的。
黃萱在此想提議的除了何不試著分心、正視分心，我認為也是對現代生活作息的緊湊和「充實」打上的問號。究竟立志不分心的我們想前往哪裡、自認為合乎效能地使用著注意力時，是否遺落了一些可能性或彈性、對待生活的別樣方式。而思索《分心》的呈現，能感受到展覽作為介面，藝術家和觀眾的在場有如訊號在其中流動閃爍。
如同不綁鞋帶這微小卻無人反其道而行的動作，作品〈白繩翻面紅沙發椅〉使用與沙發的設計初衷不符的方式安裝沙發套，製造一種未完成的狀態，且懸置了一個謎團，給我一種藝術家的在場並未褪去的強烈感受。翻好面的紅沙發靜靜佇立展場，令人好奇究竟如何用白繩為沙發反面裝上椅套——這張沙發與其說是裝置作品，不如說，為沙發套翻面的行為本身才是作品、沙發則是一件作品紀錄，就像〈散步〉的那雙鞋及錄像。這使我想起蘇育賢個展《晚安，待會見》，現場那支摔破又組回的吉他、那件可以懸絲操縱的棉被，它們的故事只在紙上和錄影裡流傳，所有與該物件關聯的行動都發生在展覽時間之外，但正因為那些物件擁有的特殊使用歷史是由藝術家創造，是以它們紛紛指向、指出了藝術家的存在。
黃萱〈白繩翻面紅沙發椅〉, Fiber, Wood, 70 x 60 x 86 cm, 2022。 攝影｜作者
專注於分心
分心是人類天性，而在資訊高速流通、網際網路發達的現代生活中，分心本非難事。我們隨時都在切換注意力、中斷稍早之前的關注，或許正因是這樣高度分心的數位時代，《分心》彰顯出分心一事的主動被動區別。主動的分心，是從對常規的沉迷、時間運用的競技中抽離出來。從生活場景著手，擷取如家具、電器等現成物為材料，細微地改變其狀態，或引用黃萱個人簡介中的說法：「試圖透過錯誤的使用來翻轉觀眾感知」，這「錯誤的使用」已不僅如杜象把小便斗搬進美術館，而須有更多工序，不尋常的組裝和拼接、違背設計初衷的使用方式，以此擾動視聽感受、慣習和認知——順帶一提，它們並沒有擾動展覽空間，似乎那些碰撞一來到畫廊面前，便乖馴地終止——白盒子在此仍是引渡這些目光和注意力的必要元素。藝術家也從群眾生活切入，製造無傷大雅的風波，其舉動和情景本身似乎因攝錄影而特殊化，有如藏起攝影機所錄製的綜藝節目。藝術家視這種主動分心為一種逃逸路線，我認為這也是爭奪回自身注意力主權的游擊行動。
但這類似於小聲唱反調的行為容易存在一困境：沒人在乎。藝術家也沒忘記將這困窘一併攤開在展覽中，〈+1〉是在河堤路燈的光明遍照下，藝術家舉起手電筒試圖加入提供照明的一員，卻並未帶來亮度的改變；十六分鐘半的錄像〈waves〉，藝術家持續撿起鵝卵石拋向大海，浪濤也許很快又將石頭打回岸上，如此反覆互動直到天色漸暗。在這些徒勞無功之後，我認為藝術家展開了某種帶有溫暖或美的維度，正因為意義的荒蕪、因為世界一直都是如此，徒勞反而轉向為一個心甘情願的選擇，沒人在乎的事情正因此而有了被戳刺以偵測的必要。
沒有人在意主動分心的狀態，直到藝術家讓分心來到美術館之中。我認為分心一部分意味著持續尋找聚焦之物的注意力，有如一圈又一圈轉動探照的燈塔之光。《分心》探討將注意力始終維持在路上的狀態，要求不能靠岸也不能停歇，弔詭的是，持續的分心又似漸往持續的專注靠攏，專注於「分心」，是否將演變成一場熱切找尋「還有何處可分心」的活動。
置中的邊緣
如何再現注意力（之所在）？黃萱使用的方式是旁敲側擊的，如〈散步（airing）〉中那條過長且未繫上的鞋帶，隨著藝術家的步伐拖曳在街上，影片同時呈現四周熙來攘往的行人、商業區的喧鬧。別於鞋帶掉了就要繫好的生活常規，這項微小的行動探測了鞋帶不綁的邊境，我們能看到，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件發生，除了為避免踩到鞋帶而絆倒，藝術家走路同時想必需要留意腳步，既不能專心逛街、也不能專心看路。注意力被呈現於狀態的拉扯之中。
一鏡到底的錄像〈跟隨（follow）〉，是黃萱在夜晚散步，走在一盞又一盞的路燈和照明設施之下，以手機全程錄下自己的影子。鏡頭密切跟隨從一個光源過渡至下一個光源、方向不斷轉變的影子，畫面上的黃萱影子因此得以維持置中，罕見地成為拍攝主要對象；偶有藝術家手腳入鏡，但都在畫面邊緣一閃而過，令人產生錯覺，他的主體挪進了那本為亦步亦趨、現在卻在觀眾視野中獨立出來的影子裡，我認為在那瞬間，出現了一種被更新了的感受。那可以說是我的注意力被引入無人聞問的陰影——我們習於忽略、但在建構空間感和靜物素描時從不會被落下的暗塊，此時有點像是被相機分割了下來。標題的「跟隨」指出影子看似緊附物體本身的狀態，也可以反指向緊隨影子的錄影鏡頭，這類標題的語言趣味性是屢次在《分心》出現的元素。
語言遊戲
〈flat〉系列的三張相片以尋找共通性、並執行歸納的方式，使路上壓得扁平、失去功能的瓶罐，或是整平後的柏油躍上鏡頭。乍看到作品與標題之間的呼應，會聯想到這是一個圖錄編輯活動，「flat」條目底下編了號碼的項目將持續增加，一個擁有多重意義和詞性（形容詞、動詞、名詞）的英文字彙變成了可視對象。一件作品擁有中英雙語的名稱在台灣藝術界十分尋常，觀眾能注意到黃萱本次展出的幾件作品亦是如此。它們往往利用中英語言之間的微妙關聯——或說空隙、落差——稍稍擴大了本身的意象。例如〈輕〉對應著「fly」（並對應畫面上振臂學飛的藝術家和飄揚的羽毛）；〈散步〉對應到「airing」，則是指向藝術家拖著鞋帶走動、無言的背影，兩組名稱之間的轉譯皆有些出乎意料。除此之外，單一英文字彙經常指向複數個中文語意，因而作品〈跟隨〉所標註的「follow」（除了跟隨，也有沿路前行、密切關注、遵循等意思）我認為也許比中文帶來更多表達。許多非英語系國家的藝術家在為作品命名時，習慣另外想出一個相應的英文名稱（也許是當代藝術國際化，想提升創作曝光度的不得不然、或是英文作為無論在何地都是必備語言的現象），藝術家在直譯之外的可能性中順勢找到了另一重敘事空間。從兩種語言的參照，再到語言和作品視覺印象的參照，黃萱藉由中、英文和影像三者的張力製造出一種移動不歇地意義聚焦。
對我而言，藝術家在《分心》展覽一切所做，像是流過意識的清淺河流，一點一滴地鬆動著思考和感受，我想到赫拉克利圖斯聲稱「人不能踏進同一條河流兩次」，在這裡的分心練習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