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述而》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四句教，是孔門德、藝雙彰的「成人」教育大綱領，也是儒家學術思想的一個總拈提。歷來學者由於彼此理解不同，詮釋也頗不一致。
「道」，是就體悟層面的抽象之理上說；若落實到實踐層面的具體事物，則唯有「德」與「藝」而已。故就現實人生看，「德」必在「行」動中乃見，「道」必在才「藝」中方顯。「道」，是學人對於宇宙人生的體認理念，是其「藝」與「德」的發展方向之形上指引；「德」，是學人在運用其才能技「藝」時的一種正面心靈態度。「道」，重在邏輯論證的理上認知，其入人也淺，故有「道」者未必有「德」；「德」，重在實踐體證的事上之篤行，其感人也深，故有「德」者必有「道」。
唯初學者於「道」認識未深，往往只是「彷彿若有光」，須待在力行踐履中漸次體認調整與擴充印證，方能大放光明。同時，所依之「仁」的性體，也在德、藝雙軌並進的調習、磨勘與證悟過程中，各隨分限而不斷地發瑩增明，強化其覺照感通能力。故志道的學人，既能因性起修，依仁而成德成藝，率循天性以修習人事；又復於其發而不中節處能不斷省察，改過遷善，導情歸性，經由識仁、體仁、輔仁，以全復天命之「仁」性，圓成其所想望的大中至正之「道」。而這個以「人」合「天」的修鍊歷程，全皆在「仁」性的發用與覺照轉化中完成。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這正是「仁」的全體大用。故分解地說雖成四句，統合說來卻只是一理。體用一如，四目原本同歸一心，都是徹頭徹尾的話。人之「德」與「藝」，同在「道」的嚮往引領下開顯，雖有本末輕重之殊，而其同為「仁」的性體之發用（依仁）而展現，則並無兩般。對於《論語》「志道」四目作如此立體的錯綜生發方式詮釋，庶幾合於原始儒家德、藝雙彰的教育理想之宗旨。不如此理解，則「德」與「藝」終古被打作兩橛，而「藝」與「道」亦必難得其會通。
後儒講解論語四句教這一章，往往拘牽詞義，或作「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的順列式解法，或作「游藝→依仁→據德→志道」的逆列式解法，雖有順、逆之殊，其將四句作平面的並列排比方式加以詮釋，則並無二致(參見吳冠宏〈儒家成德思想之進程與理序：以《論語》「志於道」章之四目關係的詮釋問題為討論核心〉一文)。大抵都將游藝之「藝」當作狹隘的「技藝」解，故不免強為穿鑿，難以自圓。明末清初的王船山雖能錯綜解之，卻把「仁」看作是「據德熟」後之所顯，硬將原本義兼體用，統攝諸德而為「德」、「藝」所依的「仁」性之普遍義消除，移列在「據德」之下，只充當具體義的德條。則天地不仁，德為虛位，不免背儒而趨道了。連帶也把「藝」理解為「與道相為表裡，非因依仁而始有」(《讀四書大全說》卷五)，將「游藝」與「依仁」兩目完全割裂開來。如前所述，儒家之「道」既為天人合一之道，道行之而成，且「藝」係人為，天假道以垂文，聖因藝以顯道。只要不是人之所為，都不得稱「藝」。「仁」性雖係天所賦命，卻因人之情感作用而朗現。王氏既知「藝」、「道」相為表裡，今不「依仁」，豈非把「藝」看作是天造地設的自然物？這種說法，既不解「游藝」之真諦，又將「據德」、「游藝」兩目導歸無本之學的戲論中，其實是「不解孔聖真實義」。
依此論述，這四句教的義理關係，應是「志道」首開於前，「依仁」居中以立根本，然後落實開展而為「據德」與「游藝」兩個人生面向。如此詮解，庶幾能與孔、孟、顏、曾等儒家教典不相違異。
文：沉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