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電影《小曉》
我始終反覆在思考，該如何談《小曉》？
因緣際會在今年9月，到了一所國中擔任特教老師。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觸到特殊教育。ADHD、自閉症、學習障礙、情緒障礙的孩子們，都是會出現在我班上的。從剛開始，師生之間還在彼此熟悉，到現在已經過了4個月，我和這群特別的孩子也漸漸形成了相處的默契。
《小曉》上映前，我曾詢問過班上孩子們是否會去看。當時有位ADHD的孩子立刻提問：「老師，這部電影在講什麼？」我說：「是一部關於ADHD小孩的故事。」孩子回答：「老師，那你可以看我就好啊。」我當下雖然笑了出來，但事後想想，其實心中是些許不捨的。
目前台灣在國小、國中、高中教育階段都設有特殊教育的班級，讓這些特別的孩子能夠接受更好的教學資源，另外，輔導室也普遍設有特教組，專門提供個別管理和輔導的服務。然而，當這些孩子回到原本班級時，卻有可能遭遇其他學生的排斥或霸凌。他們的衝動行為或是不可控的情緒宣洩，有很大機率並不受到包容和體諒。畢竟都是尚未成熟的孩子，難免無法對突如其來的行為和情緒全盤接納，甚至給予適當的應對。
ADHD全稱為「注意力不足與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kinetic disorders）。其主要症狀包含：專注時間短；易有衝動冒然行為；容易分心；躁動等等。小曉就是典型的ADHD孩子。她有非常明顯的內／外化行為。承受壓力時會尖叫、破壞物品、發脾氣、過動，加之焦慮、抑鬱、哭泣等等。
我們可以在影像裡，看見一名典型的ADHD小孩與其親屬、同儕和師長之間的互動，是屢屢挫敗的。母親的無能為力和逐漸放棄，校方的刻意迴避和視若無睹，都在在展示了ADHD被污名的現況。一場家長協調會，彷彿只是走個行政流程，問題根本懸而未解。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部分是，小曉曾經努力想融入群體，她試著與同學分享自己的糖果，卻反而招致更加嚴重的歧視和霸凌。我亦反思，片中那位極力討好家長、安撫學生的保羅老師，是否該是我效仿的對象？答案是否定的。保羅的失敗，正因為他踩在了師生與親師關係失控的邊緣。電影讓我們注意到保羅讓自己站在小曉的那邊，期許自己能成為小曉傾訴心聲的對象。然而用力過猛的後果就是全然的失控。
還有父親的缺席和母親的在場，則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景。缺席的人指手畫腳，絲毫不見在場的人失去的不僅僅是生活，更是日復一日的崩潰。母親變得不知該如何與女兒相處，該說什麼話？該給什麼回應？母親只能一次次嘗試，又一次次碰壁，深陷在循環不止的迴圈裡。而父親就只是短暫的現身，旋即轉身離去，將所有責任再次丟給母親一人承擔。
我班上的孩子也多有像這樣家庭功能失衡的情況，更甚者，雙親對孩子是不聞不問的，服藥的事情交給老師，掛號看診的事情交給老師，未來求學的事情交給老師，幾乎所有問題都盡可能交給老師解決，這都是真實發生在日常生活裡的。
《小曉》的確拍出了那種現實的無力感，儘管它不是這個議題的全貌，但卻是很有可能真實存在的個案。也因為《小曉》，而引發了更多人對此的關注。即使情況尚未變得更好，對ADHD的認識也尚未變得更普及，但它確實在往好的方向前進。
前幾天，我問了班上有去看《小曉》的孩子們感想如何？
他們說，小曉的狀態比他們更加嚴重，但他們完全能夠理解小曉。
這或許才是對《小曉》最好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