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菸酒生》自由與安全：數位遊牧者的困境與考驗

^{（訪問時間：2022年12月15日）}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各地紛紛吹起遠距工作的風潮。此外，拜行動網路、數位傳播科技的普及，以及視訊會議軟體的成本下降所賜，遠端工作逐漸成為許多人追求的生活風格。即便疫情趨緩，疫苗施打率普及，有一部分仍繼續維持遠距工作的方式。

2022年4月，義大利媒體《Il Sole 24》發佈關於將「開放數位遊牧簽證」的報導。根據報導，義大利將在夏季開放數位遊牧簽證的申請，有興趣的工作者僅需提出居住證明、健康保險、無犯罪紀錄和最低收入門檻等證明，即符合申請資格（凱倫，2022）。由此情形可知，數位遊牧已愈來愈普遍，許多國家敞開雙臂，迎接跨國際的遠距工作者。在疫情期間，許多國家看準數位遊牧興起的趨勢，特地為數位遊牧者們量身定做專屬簽證，只要符合條件，這些國家就向這些數位遊牧者敞開國門（數位時代，2021）。

數位遊牧民族看似美好，但其本質建立在高度自由與高度不確定性上。數位遊牧民族無穩定的工作場域、簽證，且在移動過程中，經常受阻於語言不通、簽證期限等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透過訪談，了解數位遊牧民族這樣的新興工作型態，需要具備的條件為何？過去是否從事過穩定的工作？為什麼選擇放棄穩定的工作，轉而踏入數位遊牧民族工作型態？對於不確定性該如何調適？選擇高度不確定性的工作的原因，以及從事數位遊牧民族至今的心境。

貳、文獻回顧

一、數位遊牧民族（Digital Nomad）

數位遊牧民族一詞是1997 年由日本企業家牧本次雄在書中提出，意思是帶著電腦、有網路，身處世界各地都能工作。演變到後來，它形容的是一種「邊旅遊、邊工作」的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工作。

數位遊牧者利用資訊與通訊科技（ICTs）的便利性遠距工作，不受限於時間空間。之所以稱為「遊牧」，是因為這類工作型態的人，多為在某地待上一段時間後便會離開，前往下一個地點（黃立元，2020）。根據美國 Project Untethered 的統計，2018 年全美擁有 480 萬名數位遊牧民族工作者，且此統計數字在 2021 年疫情期間成長至1550 萬人。此現象顯示，疫情使數位遊牧不再專屬於自由工作者，工作者的業務不受區域限制、有網路、有電腦就能完成，就有機會成為數為遊牧的一員。

FlexJobs 在 2018 年下半年針對 500 位數位遊牧民族做調查，數據顯示，選擇數位遊牧民族的主要因素為「工作與生活平衡」（73%）、其次為享受自由（68%），以及熱愛旅行（55%）。由此可見，投入數位遊牧工作者，其主因還是想擺脫朝九晚五的工作型態及職場文化。

另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夠不受限地過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在疫情影響之下，遠距工作逐漸形成趨勢。根據 Airbnb委託全球市場調查以及數據分析公司 YouGov 製作的「數位遊牧民族調查」顯示，超過五成的台灣人希望嘗試融合工作與度假的工作型態。此外，24至39歲的「千禧世代」，是最希望能夠遠距工作的年齡層。

二、 液態現代性

Bauman（2005）提出，現代性即為一種「液化」（Liquefaction）的過程，其誕生之初便一直是流動的。Bauman 認為過去的社會屬於固態（Solid），講求土地佔有與勞動力控制，藉此建立穩定與流水作業的秩序，壓低成本，達到利潤最大化。但在行動通訊普及化的現代，流動（fluidity）的液態（liquid）是當代社會的重要特質（Bauman，2005）。

Bauman 指出，當代社會處於成員行動快速變遷，慣習（habitus）與常規（routine）尚未來得及形塑，這樣液態性（liquidity）的生活型態即是液態現代社會的本質，人們將難以維持固定形狀與樣態，也無法持久。

資本家與勞動者皆能透過這穩定的秩序而有所預期，相互依賴及保障，例如：過去勞動者往往可能在同一工廠／公司工作至退休，但現今社會已從固態轉為液態（Liquid），同樣在追求效率，無休止，但科技發展大幅收縮了空間與時間，每時每刻都受不同訊息影

響，分秒都有有改弦易轍的可能。「流動」取代「秩序」，「短期」勝「長期」，勞資兩方的結合已然鬆脫，資方不再承擔長期投資，對勞方來說以單一技能規劃生涯的時代亦不再可能。

三、 新自由主義下的遊牧者

Beck & Beck-Gernsheim（2002）提出「脆危的自由」概念，展現出非理性的個人主義。1968年學運以來，以個人主義抵抗體制與政府的意識形態興起，並被個人主義式消費文化風格取代（蔡蕙如、林玉鵬，2021）。興盛的私人企業自由競爭、個人自由選擇與自由開放市場，取代政府治理、公共支出、福利制度與高度市場管制概念，要求「個人」擁有自由選擇權利的同時，也要有自行擔負責任的義務。

「自由選擇」伴隨的是責任自負，這是數位遊牧者隱而不顯的殘酷現實。一方面看似自由，但數位遊牧者必須不斷適應新的勞動市場、生活圈、科技趨勢，以確保自己擁有能夠變現的生存技能。Beck &Beck-Gernsheim（2002）提出一種「脆危的自由形式」，形容新個人主義的風潮，意味著人們必須承擔自由選擇生活的一切後果。人們愈發需要具備主動調整、適應的能力，也呼應 Bauman 提出的液態現代性。

段義孚（1977[1998]）在《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中指出，壞的（Bad）原意是「開放的」，也意味著「暴露」與「易遭受攻擊」，因此才被視為壞的，意即開放與自由會招致不安全（Ibid.：49）。段義孚主張「人類生活是二元活動，既需要庇護，也要冒險；既要依附，也要自

由。」

Bauman 提出的液態現代性主張流動不定、無所固著的日常生活樣態。他指出：「為了得到『成為共同體中的一員』的好處，你就需要付出代價⋯⋯。失去共同體，意味著失去安全；得到共同體，意味著將很快失去自由。安全與自由是兩個同樣珍貴和渴望的價值，他們可以或好或壞地得到平衡，但不可能永遠和諧一致，沒有矛盾和衝突。」

四、 脆弱的遊牧者

Bauman《自由》提出個人與社會、自由與安全間的「愛恨交織」，即融入社會就擔心失去自我，保有個性又覺得失去社會支持。人無法與社會太接近，又無法遠離。太接近將失去自我，太遙遠會在追求個體化與個性的過程中，失去他人的支持與回應。此一現象反當代社會文化中的群聚是流動、多變的，Bauman 稱之為掛釘社群（Pegcommunity）。Bauman 過度注重掛釘社群中的個體化現象，忽略了既然還有社群，就代表人們還是希望能夠與他人，尤其是集體的情緒共感。

McGuigan（2014）提出，新自由主義下的主體雖然「自由」，但必須獨自承受風險與責任。Brown（2003）也提出，即便立足點有結構性的不利，人仍必須自負未來成敗。Gershon 則提出，新自由主義下的人是自主的（autonomous） ，在新自由主義中，人們並未失去自主性，而是與他人結盟，分散風險與責任，好讓彼此都能自主地在市場

中運作。

數位遊牧者的最大難題是「不確定性」。除了不確定的工作量、不確定的收入，部分數位遊牧者也須煩惱下一個落腳地點、勞保、健保，若是在國際間工作的數位遊牧者，也需煩惱簽證該如何處理、保險是否於申根區、種族歧視、語言等問題。每個地區所需的生活基本開銷不同，數位遊牧者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必須先處理簽證類型、網路、電信、信用卡、兌換貨幣等問題。此外，新的社交圈也是數位遊牧者的課題。每踏入一個新的環境，就需要重新建立一個社交圈，直至熟悉一個區域後，又準備踏入下一個地區。

肆、研究方法

數位遊牧者是較新興的工作型態，因此相關研究不多。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訪談一位目前在台灣從事自由業的數位遊牧工作者。本研究對於受訪者選取的因素，是希望可以透過訪談從事過正職工作後改為數位工作的受訪者，以及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從事數位遊牧工作，對這類型工作的想像以及實際是否有差異。透過訪談，希望了解數位遊牧者對於工作選擇、想像，以及數位遊牧者會面臨的困境、如何調適在案件與案件中的不穩定性與不安全感。

本研究主要歸納出以下幾點研究問題：

1. 是否做過正職的工作？

2. 什麼契機踏入自由接案者的工作模式／為什麼選擇放棄穩定工

作，轉而踏入自由接案者工作？

3. 認為成為數位遊牧者需要具備的條件？

4. 從事自由接案工作至今，認為此工作型態的優點／缺點？

5. 工作不穩定的時期如何調適？

6. 預計維持這樣的工作型態多久／職涯規劃？

伍、研究發現

一、受訪者背景（是否做過正職的工作？什麼契機踏入自由接案者的工作模式／為什麼選擇放棄穩定工作，轉而踏入自由接案者工作？）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現年 38 歲，過去曾從事記者工作。在進入數位遊牧工作型態前，前一份正職工作為國際人權組織研究員。此工作型態也是數位遊牧的一種，辦公室位於西班牙，但無須進入辦公室，採遠端工作的形式辦公。

受訪者（以下代稱 A）於2017 年辭去記者工作，投入自由接案兩年，之後至英國念人權碩士，並於畢業後任職國際人權組織研究員。

受訪者於 2022年10 月離開國際人權組織，回歸自由接案工作，目前主要接案類型為文字工作、翻譯、NGO研究案。

許多遊牧者因厭倦原本的生活，為了追尋自由而展開數位遊牧旅程（黃立元，2020）。而A離開國際人權組織，是因為在任職期間工作壓力過大，長期失眠，需要仰賴安眠藥入睡。此外，全職工作期間，由於連週末都在加班，無法定期運動，身體狀況也出現異常。因此決定離職，利用自由接案作為過渡期，休息一段時間。

二、認為成為數位遊牧者需要具備的條件？

Gershon 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指出，人被視為一系列技能與特質的綜合體，技能也必須持續地被培養、發展與更上層樓（Martin ，2000）。

遊牧工作者在社群中推廣自己的品牌、找尋潛在的夥伴或客戶，藉此得到案源。數位遊牧者崇尚自由的生活型態，看似較為個人化的工作型態，在社會中具備能動性與彈性，卻又因其工作特性，反而需要更緊密的社會關係。

自由工作型態很多，像是設計、寫程式等，我從事的是文字工作，因為我之前是當記者，所以可以接媒體工作，也可以做翻譯，也可以做研究案。我覺得就是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如果你是做設計，那你就會知道你要具備什麼技能。你就會根據你需要的領域去做需要的補強。例如：上網課等。以我自己來說，我喜歡做研究，翻譯就會持續閱讀英文的書，當我接到翻譯的案子時，就比較不會生疏。結束正職工作時有對外釋放已經離開正職工作的消息，並告知自己有什麼技能，讓大家可以在有需要時找上我。⋯⋯目前的案主很大部分都是過去正職工作累積起來的人脈，還有在接前案主的工作。而且因為有過接案經驗，比較好找到案源。（2022年12月15日受訪內容）

三、從事數位遊牧工作至今，認為此工作型態的優點／缺點？

從事數位遊牧工作者，多半是希望工作與生活平衡，他們追求自由，享受旅遊的同時，也能夠獲得收入。投入數位遊牧工作者，其主因還是想擺脫朝九晚五的工作型態及職場文化。另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夠不受限地過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我喜歡變動、不確定性，渴望有挑戰性的、能快速學習新技能的工作。（自由接案）可以自己安排每天的生活，決定自己要睡到中午，要在哪個地方工作，比較自由。

進入一個組織，可能比較會有不一樣的歷練，因為在組織裡會有工作壓力，會被迫學習新東西。但我也喜歡變動，在同個職場待久了，會想要尋求新的工作型態。（2022年12月15日受訪內容）

然而，數位遊牧的工作型態相對不穩定，自由度極高也意味著不確定性極高。無雇主的工作型態，也使數位遊牧者較無保障。黃立元（Ibid.：67）提出，數位遊牧者參與在零工經濟，或類似零工經濟的外包制全球產業鏈中。而零工經濟具其脆弱性，勞工

往往必須壓低接案價格，為了評價超量工作，在下線後也往往缺乏保障，健保與退休金這類為全職工作設計的安全機制，不適用於他們身上（Thompson，2018）。數位遊牧工作型態仰賴數位化與媒介化，而數位的工作環境打造了流動的工作型態，同時也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界線。

自由接案也不是完全自由，因為很多現實因素考量，一個案子可能薪水不錯，但他很急，所以變成一個月或半個月內，你就要天天加班，所以不是完全自由。

接不到案子，這就是個關鍵。比如我十月之前在 NGO 工作時，因為薪水穩定，所以可以過比較寬裕，可以很常外食。基本上我物慾比較低，但吃的跟喝酒就會比較花錢。所以轉成自由接案的時候，就會很少去吃超過兩百塊的東西，就會自己煮，也會去比價食材。

雖然自由時間比較多，但反而壓力更大。並沒有覺得接案比全職工作好，只是一個過渡期。 （2022年12月15日受訪內容）

四、 工作不穩定的時期如何調適？

新自由主義下的主體雖然「自由」，但必須獨自承受風險與責任。（McGuigan，2014）。數位遊牧的工作型態彰顯了「自由」與「不安定」的特點。這樣新型態的工作模式，對雇主而言，公司不再需要支付聘用全職員工的成本，也無需受限於地理空間，可以壓低案件單價；對接案者而言，可以運用零碎的時間賺外快，安排自己的日常行程，而不必被綑綁在辦公室裡（Diane Mulcahy，2016）。但在此工作型態之下，我們也可見到缺乏保障的新興僱傭模式。

剛剛提到說離開前一份工作是因為壓力太大，雖然自由時間比較多，但反而壓力更大。應該要利用自由時間好好放鬆，學著讓自己好好享受生命中的空白，活在當下，享受當下，享受放費時間的感覺也好。不只是我，也是很多人該學習的。案件少的時候會感到焦慮，因為一直在消耗存款，但就放鬆心情，一方面試著擴展人脈，一方面自我推銷。

讓自己真的好好靜下來，這段時間可能真的案子比較少，我可以做的努力，如果我已經有在做了，再焦慮也沒用，不如運用這段時間好好學習放鬆，儲備更多能量。我覺得這是自由工作者非常需要學習的，他不是一蹴可幾的。因為之前全職工作忙到連週末都在加班，也無法定期運動，因此覺得可以試著轉換心態，可以利用沒有接案的時間多運動，多看書。心理上，焦慮、心理建設很重要。但每個人會有自己與焦慮共存的方法。因此在努力開發案源的同時，也要好好充實自己。（2022年12月15日受訪內容）

五、預計維持這樣的工作型態多久／職涯規劃？

據Sennett 在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一書估計，一位受過兩年大學教育的美國青年可預期在四十年的工作生涯裏至少轉換十一次工作，並至少改變三次工作技藝。

液態現代性要求我們不斷建構自我以滿足時代的洪流，我們每刻都要在建構自己，質疑自己，分析自己，批評自己，改造自己，放棄現有的身份，獲取完全不同的身份，每刻都是個「新的開始」。於是我們才需要不斷（被逼）「逃離舒適區」，彷彿深耕細作是愚蠢，對工藝有感者是不識時務。（鍾耀華，2017）

希望至少維持自由接案工作型態幾個月，甚至一年兩年。因為現在比較想要的是調整好自己的狀態，也好好想一下自己的下一步。不只是想要找哪種工作，而是如何讓自己過得更舒坦，更自在。如果未來這段時間我可以很享受這樣的生活型態，就算一兩年沒有找正職工作，也覺得沒關係。

家人的部分比較沒有反對，像我是在職場比較多年才開始自己接案，但我會覺得也許跟家人溝通看看，在許可範圍內可以試試看。而且因為疫情的關係，這種遠距工作也會越來越多。像這種接案的機會，會越來越多，可以嘗試做一點研究，告訴家人我可以靠這個生活。（2022年12月15日受訪內容）

陸、研究結果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現代趨勢，藉由數位科技與網絡普及，數位遊牧工作型態得以存在。本篇文獻利用 Bauman液態現代性及新自由主義來觀察數位遊牧這樣新興的工作型態，頗析他們的生活願景、對自由工作的想像，以及碰到的困境。

數位遊牧者仰賴網路媒介與傳播科技來打造自己的辦公室，只要擁有電腦及網路，就可以在任一地點工作。這樣的工作型態看似自由，但透過訪談可以發現，這樣的工作型態建立於其不安定性，數位遊牧者需自行尋求案源，也可能會經歷接不到案子、無社會福

利保障等不安定的時期。

此外，受訪者也提出，雖然可以自由分配時間，但當案子截止日期較近，或案主有時間上的要求時，接案者也必須以加班等方式完成案件，因此並非全然自由。而接不到案時，數位遊牧者也必須面臨資金、食宿等現實層面問題。這種現象呼應了新自由主義提到的，「新自由主義下的主體雖然『自由』，但必須獨自承受風險與責任。」

Bauman 提出液態現代性，強調液態性（liquidity）的生活型態即是液態現代社會的本質。人們將難以維持固定形狀與樣態，也無法持久。數位遊牧者仰賴數位科技生存，本身便處於快速變動的工作環境，因此數位遊牧者必須時刻精進自己，與時俱進。唯有將自我品牌做好，才能夠持續數位遊牧工作。數位遊牧者必須保持彈性，甚至自我剝削，所有責任皆由個人承擔。

此外，Bauman 提出個人與社會、自由與安全間的「愛恨交織」，強調人無法與社會太接近，又無法遠離。太接近將失去自我。數位遊牧者崇尚自由的生活型態，看似較為個人化的工作型態，在社會中具備能動性與彈性，卻又因其工作特性，反而需要更緊密的社會關係。

參考文獻

潘桂成譯（1998）。《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原書 Tuan, T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ep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

黃厚銘、曹家榮（2015）。「流動的」手機： 液態現代性的時空架構與群己關係。新聞學研究，124，39-81。

劉蕙苓（2018）。台灣記者的 3L人生： 數位時代的工作狀況與趕工儀式。傳播與社會學刊，（總）43，39-71。

黃立元（2020）。自由的末日預言：峇里島的數位遊牧（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

齊力（2003）。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家族主義：三角關係的概念格局。市師社教學報，（2），115-145。

凱倫（2022 年5月 17日）。義大利將開放「數位遊牧」簽證──在米蘭邊看教堂邊工作，是什麼樣的體驗？。換日線。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6222

鍾耀華（2017 年 1 月 14 日）。液態現代性——論人際紐帶的脆弱。

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114-opinion-book-bauman-liquid-love/

Jessie（2019 年7月 26日）。【數位遊牧者】在清邁，我看見數位遊牧光鮮外表下的掙扎與考驗。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digitalnomad/121410

Mitch (2022). 15 Digital Nomad Statistics and Curious Trends [*2022 Update*]. The Scholarly Kitchen, https://www.projectuntethered.com.

Diane Mulcahy（2016）. The Gig Economy: The Complete Guide to Getting Better Work, Taking More Time Off, and Financing the Life You Want. New York: AM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