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談世界的蘇聯

　　戈巴契夫（1931－2022）於上個月過世，這本由戈巴契夫本人所撰寫的回憶錄，甫於今年五月出版。第一時間即購入，只是一直沒時間看，直到上個月戈巴契夫去世（8/30），才驚覺這位歷史課本上的人物，真真正正的成為了「歷史」。

　　本書的副標題為「蛻變中的世界，從舊冷戰到新世紀的危機。」看完的第一個感想是，冷戰的思維並還沒結束，大國間還是以不信任為基礎、以武力平衡為和平的手段。然而，真正的和平是沒有武力的（連防禦性的武器也沒有）。目前大國間，尤其美中間，形成新的冷戰對立狀態（雖然美國矢口否認尋求新冷戰），「抗中」儼然已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價值，如同當年的「抗蘇」。現在就讓我們回到1985年至1991年，戈巴契夫在位蘇聯最高領導人（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蘇聯總統）的短短6前期間，目睹蘇聯如何從「世界的蘇聯」最後成為了歷史名詞，並對比今日的國際政治，思考蘇聯背後的國際政治哲學，如何導引世界走向真正的和平。

大事記

　　1968年《核武禁擴條約》由蘇、美與英等共62國簽屬，旨在防止核擴散、推動裁減核武與促進和平利用核能。截至2015年，共有190個國家與地區簽署（北韓於2003退出，我國未簽署）。

　　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議》，由歐洲、美國與蘇聯等共35國簽署，為共同歐洲家園奠定基礎，並與美國就戰略武器和反飛彈防禦武器去留達成初步協議。主要含括四大面向；即1. 政治和軍事問題，領土完整，建立互信措施。2. 貿易和科技合作。3. 人權。4. 改善西方與共產政權關係。

　　1985年戈巴契夫與雷根第一次會面，於瑞士日內瓦簽署聯合聲明；1986年於冰島雷克雅維克（與兩國距離相等）第二次會面，議定基本方案：消減半數的進攻性戰略武器，及在歐洲的中程彈道飛彈採「雙零方案」（雙方都不再於歐州部署飛彈）；1987年戈巴契夫訪問華府，與雷根共同簽署《美利堅合眾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於銷毀中程和中短程飛彈之條約》（簡稱《中導條約》，1988年6月1日生效，2019年8月2日失效）；1988年雷根夫婦拜訪莫斯科。由此可看出美蘇兩國領導人之間的互信與積極主動。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1990年10月3日德國正式統一，1990年11月《新歐洲巴黎憲章》由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43國簽署，旨在強調歐洲對抗和分裂的時代已結束。

　　1991年7月下旬，布希抵達莫斯科，在倫敦時已就《削減戰略性進攻武器條約》的剩餘問題達成共識，不局限於程度和上限，而是直接減少五成，真正宣告戰略武器軍備競賽的終結（1994年12月5日生效，2009年12月5日失效，後有2010年簽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2011年2月5日生效，延期後2022年8月8日俄羅斯退出）。

　　1991年3月17日蘇聯舉行公投：「您是否認為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保留，並將其更新為一個任何民族的個人權利和自由都得到充分保證的，各個主權共和國平等的新聯盟是必要的？」結果77.85%同意蘇聯續存。

　　1991年7月1日華沙公約組織解散。1991年8月19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政變，軟禁正在克里米亞度假的戈巴契夫，旨在反對戈巴契夫的改革，史稱「八一九事件」，8月24日政變失敗，除一人自裁外，委員會所有委員均遭逮捕。1991年11月25日《別洛韋日協議》由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簽署，旨在脫離蘇聯，並成立「獨立國家國協」取代蘇聯。1991年12月25日戈巴契夫發表聲明辭去蘇聯總統一職。

新蘇聯：新思維與改革重組

　　戈巴契夫在位期間，蘇聯轄下的15個加盟國，在社會主義下發展了40年，逐漸掌握住獨立發展的能力、且人們的思維和現實社會環境已逐漸成熟。而我們都知道改變不容易，尤其是一個威權、封閉、鎮壓的體制走向自由、開放、和平的體制。戈巴契夫指出，改變需要時間，需要另人信服的論點，以便讓人民理解與接受新的思想。遂提出了新思維與改革重組，試圖將冷戰的蘇聯打造為「世界的蘇聯」。

　　新思維（New political thinking），起源於1955年《羅素─愛因斯坦宣言》、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反戰運動、及甘迺迪和赫魯雪夫的政治懺悔。旨在秉棄階級鬥爭概念，改提倡以人類整體利益為首要考量、增加全球相互依賴性和透過政治手段建立共同安全。

　　改革重組，即由上而下的開放、自由與結束冷戰。蘇聯追求世界和平並非從戈巴契夫才開始，早在赫魯雪夫時期（1953-1964，反史達林主義，反極權和暴政），蘇聯黨國的正式公文上即印有「和平共存」，為當時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過去的蘇聯，加盟國若因政變，會指望蘇聯派坦克幫忙擺平。戈巴契夫認為，推動改革的基本原則並不是任由社會製造對立，並強加暴力於另一方，應該透過政治的妥協與社會力量的共識促進改革。改革重組下，加盟國需自己面對人民、自己為政治、經濟、宗教問題負責。「他們要不是必須以民主方式證明他們繼續執政的資格，就是必須滾蛋。」蘇聯不再干涉加盟國事務，不再推銷「必須堅忍不拔」、「切誤放鬆懈怠」之類的建議，而是讓每個國家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並得以獨立判斷自己國家的未來。如：當時在波蘭發生的變革，為當地社會、政治和經濟體制帶來新一輪去蕪存菁的篩選，且是和平、不流血地進行，被認為是促進冷戰結束的最大貢獻。

大國博弈與世界和平

　　和平是建立在互信之上，並朝向夥伴關係而非敵對關係邁進。然而，要從敵對關係走向夥伴關係並不容易，起初的談判淪為各說各話，如：第一次與雷根會面，戈巴契夫認為「談判形成一種布幔，在布幔之後，什麼也沒發生。」（雷根或許受國內軍火工業的施壓）雖然在與雷根的第二次會面後，美方認為是一次失敗的高峰會，戈巴契夫反倒認為「我們頭一次能稍微看見自己的前途，所以這並非失敗，乃是突破。」由此可知，和平不是一蹴可幾的，而是漸變的、甚至可能停滯或倒退的，必須持續帶著樂觀的希望看待。

　　1962年古巴危機，時任美國總統的甘迺迪在某次演說中提到：「我所談得是真正的和平、直得快樂生活的和平，一種給予每個個體和每個國家成長的可能。」此概念與蘇聯的新思維與改革重組不謀而合，和平才是最重要的課題，而當時和平最大的敵人便是核武（現在也是）。戈巴契夫認為核武並非「一種武器」，亦非「戰爭手段」─而是「種族滅絕」的工具。透過武力所導致的平衡是不穩定的、無法延續的。戈巴契夫指出，這個世界是互有聯繫且互相依存的，除了國家、階級和企業利益之外，還有一種大家的共同利益需要優先爭取─「保護人類」，讓全人類擺脫具毀滅性的核武和生態災難。

　　自1947以來，評估核戰危險的《芝加哥原子科學家公報》，在1988年至1991年，因美蘇簽署消除中程核武與《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等協議及柏林圍牆倒塌，象徵世界末日的末日時鐘回推了14分鐘，來到23:43，如今（2020）因美俄終止《中程飛彈條約》及全球暖化，末日時鐘已來到了23:58:20，足足多了15分20秒。博弈有輸有贏，建立的基礎是利己經濟，賠上的卻是世界和平。和平則是建立在保護人類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雖然讓武器消失很困難（如美國龐大的軍火工業），但和平才是真正讓世界文明得以可長可久的可能。

蘇聯解體

　　「今天認為蘇聯解體是無法避免的每個人，這個認知是錯誤的。我曾經有機會預防蘇聯解體，也曾為了抓緊這個機會努力奮鬥過。」

　　一般認為，即以美國觀點認為蘇聯是邪惡帝國，並一味斷定其為過時的體制，而忽略最後6年的改變（1985-1991）。戈巴契夫認為，即使美國沒有插手，蘇聯也正走在自我改革社會的道路上，「改革重組」和「開放」政策意味著包容多元和自由的意見，以及言論自由。1985年蘇聯外長謝瓦納茲，任內減輕對東歐的控制，被認為是間接釀成1989年東歐各國共產黨倒台的遠因，及黨內的「改革重組」進度遠遠落後各國的民主運動，最後釀成「八一九事件」及俄羅斯總統（葉爾辛）及其黨羽為了統治克里姆林宮的私慾而犧牲蘇聯、背叛蘇聯的利益。故蘇聯解體是改變的結果，卻不是必然的結果。

　　蘇聯解體後，美國政客沒有宣稱美俄共同戰勝冷戰，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在冷戰中取得「勝利」。戈巴契夫認為，美國和整個西方都沈迷於「贏家情節」，贏家要改變什麼？繼續增強實力與軍武優勢。在炫耀勝利的基礎上，北約東擴的想法油然而生，真正目的是使俄羅斯孤立無援，意圖把俄羅斯從歐洲體系中剔除。並灌輸「唯一正確的經濟體系」思想，以及在其框架內「唯一正確」的經濟政策。世界從雙極（美蘇）走向單極（美），雖然美國近年來視崛起的中國為新敵人，然而，中國的崛起不過是改革開放後的正常發展，短時間內世界還是單極的，美國還是獨霸與無可取代的。但這是我們想要的世界嗎？近幾年不但民主在退潮、和平也在退潮，世界應該是全人類的世界，超越個人恩怨、利益的世界，而非贏家說了算的世界。

國際政治的哲學

　　「那個時代的國際政治所取得的成就，最有價值也最令人安慰的就是信任。」

　　戈巴契夫曾於1988年雷根夫婦拜訪莫斯科後詢問時任（1982－1989）美國國務卿的舒茲，「如果總統不是雷根進展會發生嗎？」舒茲：「可能不會吧。多虧您的妥協與安排，才得以克服美國對蘇聯的不信任。」

　　除了信任，雷根於日內瓦談及：「別談勝負，那只會讓我們不進則退。」戈巴契夫亦認為：「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減弱，對蘇聯有利。但是這對我們來說也不算贏，因為一個被削弱、或在某種程度上作用不大的美國，反而造成世界的不穩定。」然而，接任雷根的老布希，卻在1991年別洛維日三領袖（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簽署「解體」文件後，誤判葉爾辛為民主鬥士，並認為一個贏弱的俄羅斯，更符合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利益。

　　另時任（1989—1992）美國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1990年在莫斯科發表的聲明表示：「我們認為『2+4』（東西德＋美蘇英法）機制框架的諮商討論所得到的結論：美國應該給予保證，德國統一，並不會導致北約的軍事組織向東擴張。」然而，蘇聯解體後北約不斷東擴，早已違背了當初的互信原則，並間接導致了今年的俄烏戰爭。

　　戈巴契夫於1991年於斯德哥爾摩的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演說中提及，和平是散佈富裕與正義，組成人民的福祉；和平若只是非戰時刻則不配稱為和平；和平的前提是全體的建構；和平不是整齊劃一，而是在多樣性、比較性和差異性中，求同存異。

　　當年德國統一時，戈巴契夫指出：「蘇德兩國的哲學家們在音樂、文學與繪畫領域內，有那麼多的共同點：這是一筆龐大的財富，一筆豐厚的遺產。」文化的共通性在於人性的共通性及哲學的普遍性，國際關係應該「去意識形態」以及「人性化」，視世界和平為己任。

結論：重新以道德結合政治

　　「全球化的世界至今仍然沒有無法被真正理解，我們也還沒學會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怎麼生活。這個世界需要新的行為規則，一種截然不同的道德水準。」

　　「最近幾年生存威脅與環境危機交纏成結，演變成人類近一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挑戰，問題背後是一場重大的精神危機，源自政治和道德的『離婚』。」

　　政治與道德的離婚，如同科學發展將自然（天道）與人（人道）分離，從實踐式的倫理道德觀（變動的、不可分的）轉向理論式的倫理道德觀（不變的、可切片觀測的）。然而，政治與道德的邏輯先後次序，是先有道德才有政治，若沒有道德；即適當的將本國人民利益與國際社會利益相結合，便沒有穩定政治的可能。故並無任何現狀可以維持，因為現狀、實踐行動是不斷變動的，唯有透過政治與道德的結合，才可能適當的解釋、行動。

　　一般認為，國際政治講求的就是「實力」與「利益」，在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觀，蘇聯解體後只看見美國獨大，卻未見動亂的舊蘇聯國家衍伸的飲酒人口增加、經濟萎縮、人均壽命倒退等問題。世界變得更不穩定且更不信任。看了本書也才知道，原來當時德國統一，西方竟然也有國家不同意，如密特朗（法國）、柴契爾（英國）、安德萊奧蒂（義大利）等人便反對德國統一。當今在對抗（抗中、抗俄）的關係下，不再彼此信任、包容差異與多元，而是事事皆以意識形態為前提思考，結果便是導致矛盾的政策，如：我國為了抗中，不用大中華（大陸）代理的BNT疫苗，犧牲的是疫苗不夠而染疫離世的人民，卻一邊在用大中華代理的手機（iphone）、日用品（球鞋、服）。

　　意識形態的抗中並不能保台，戈巴契夫留下來的政治遺產（政治哲學）告訴我們，唯有對話、信任，建立夥伴關係，成為世界的台灣與世界的中國，世界文明才有避免敵意螺旋上升的擦槍走火，延續與正向和平發展的可能。

202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