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沒思索過，當這些植物離開原生的家園，在其他地方扎根時，會發生什麼事？
我小時候，「茶」代表兩種不同的東西：一種是裝在白色陶瓷馬克杯中，加了奶的太妃糖色飲料，我會和爺爺奶奶一起享受這種溫暖的飲料；另一種是和外公外婆吃點心的時候，要倒入小杯子裡的金色熱飲，裡頭還有茶葉漂浮。我們和許多人一樣，認為喝茶能帶來慰藉。透過喝茶，我學會愛上先苦後甘。杯底那不帶甜味的苦澀飲料， 覆蓋著我的喉嚨深處。
在奶奶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杯子。我的是有黃色條紋的馬克杯，還有一指寬的把手。我就是在這裡學會顏色的：奶奶教我畫畫， 也教我如何把牛奶倒入杯子裡的茶；要加多少，端視那是誰的杯子。我學會調出自己喜歡的味道：茶的顏色要像餅乾，還要有尚未攪拌的牛奶痕。每天下午，我會把裝滿茶的杯子放在琺瑯小托盤上端出去，托盤上有黛安娜王妃的肖像，並擺著一小盤餅乾。不知怎地，加拿大郊區竟然買得到消化餅與吉百利手指餅乾。有時候，奶奶會做威爾斯蛋糕。茶代表著照料的行為，也可是說歡迎的方式，宛如一扇門，通往祖父母留在南威爾斯的家。如果聊天時冷場，那麼茶是打開話匣子的好辦法。
至於在母親家族這邊，茶是在熱熱鬧鬧的場合喝的：午餐席間大聲的對話，而年紀還小的我就在杯子碰撞聲中，學會為臺灣長輩倒茶。我學到，別讓茶杯變空；如果茶壺裡沒水，就要把蓋子掀開。我們多半是喝香片，琥珀色的回甘滋味最能中和醬油的鹹味。芋頭卷與蘿蔔糕在我盤子上留下油漬，但是喝口茶，就能保持口中清爽。在桌上、在我手上的小茶杯，都有裊裊蒸氣升起。
這兩種茶不是同一回事，至少乍看不是。我無法想像兩邊的祖父母會以對方的方式喝茶。然而，在他們離世幾十年後，我現在赫然發現，這個想法挺怪的。我從來沒去想這些茶飲是來自相同的植物——茶樹（Camellia sinensis）。我也從沒思索過，這種植物在世界各地遷移了數個世紀，以及其如孿生手足的文化史是如何寫在我身上的。
茶樹有小白花，而鋸齒狀的光滑綠葉，邊緣會收攏成尖尖的一點。茶樹會以灌木或樹木的型態，從喜馬拉雅的山麓延伸到中國西南部的野地。在數千年的生命中，茶樹可以長到十五到二十公尺（請別與提煉茶樹精油的澳洲茶樹〔Melaleuca alternifolia〕混淆）。據信茶樹的發源地和米、柑橘類與諸多作物一樣，是在東喜馬拉雅廊道，那裡曾是人類移動到亞洲的通道。因此，茶樹是和遷移關係密不可分的植物。茶文化可追溯到和這些遷移同樣久遠的年代。我觀察「茶」這個中文字，看到葉子從山上的茶園長出來。不過，這個字的含義可複雜得多：「茶」有從康熙字典編號第一百四十號的部首「艸」（艹），還有編號第九號的「人」。茶樹在東亞栽種時是灌木型態，取其嫩芽。而馴化茶樹並加以運用的文化發展了約五千年。正如這個字提醒我們的，對於茶樹這種植物的理解，要透過它與人的纏結來看。
在歐洲，五百年前才出現關於茶的紀錄。瑞典植物學家林奈以制定西方植物命名法而聞名於世，一七五三年，他將茶這種植物分類，雖然林奈並未在野外看過這種植物。他依據另一位採集者寄來的樣本，將這種植物稱為中國茶（Thea sinensis），後來又區分成紅茶（Thea bohea）與綠茶（Thea viridis）。不過，這種區分很快被證明有誤，因為兩種其實都出自同一種植物，今天稱為茶樹。
茶樹是絢麗的山茶屬（camellias）中一種樸素的植物。我們會在花壇上看到數千種經過雜交的觀賞用山茶花，綻放著色彩繽紛的重瓣花朵。但茶樹不一樣，大部分是綠葉，只長出零星不起眼的花朵。雖然有這種差異，觀賞用的山茶花卻有很長的歷史會被和茶樹混淆：十八世紀，植物學家把山茶花（Camellia japonica）從菲律賓與中國引進歐洲時，原本被分類為中國茶樹。茶樹和其他山茶屬植物進一步混淆的狀況甚多，部分原因是由於還有其他山茶屬的葉子可供泡茶飲用。
這一點讓我很傷腦筋，就像西方植物學家想要了解在國外旅程中蒐集到的植物知識，並予以系統化，但是他們對於像茶樹這種有用的植物，一直到十九世紀仍只有零星的知識，就算當時那些植物有進口的經濟效益也一樣。缺乏知識並急需改善此情形，將深深影響到英國與產茶區域的關係，且這層關係不無問題。
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植物與其產品在世界各地流動——新世界的植物進入歐洲，殖民者也將舊世界的植物帶到世界各地，想在其他地方複製他們熟悉的植物相。茶葉就像許多引進的貨物，一六五○年代引進英國之後很快廣受歡迎。但是，茶樹這種植物與加工後的茶葉之間仍有很大的落差；英國進口商不知道如何把茶葉製成好喝的飲品，於是仍深深仰賴與中國的貿易，而中國又嚴加控管茶葉的生產與出口。
起初，英國銷售從中國進口的茶會被課以重稅，因此和糖一樣，資金會回歸到帝國運作，尤其是用來供應皇家海軍與英屬東印度公司。雖然有這些成本，但引進後一個世紀，隨著關稅廢除與價格降低，茶變得比啤酒還要受歡迎。早餐要喝茶、下午要喝茶，雖然價格相對較高，但貴族與平民百姓都喝得起。
隨著茶在歐洲社會廣受歡迎，菸草與鴉片罌粟也興起。而在中國，兩種同時都在使用。由於中國需要英屬東印度公司出口的鴉片，這項需求讓英國人能取得茶，而中國只接受以白銀買茶。英國的白銀沒那麼多，為了賺取白銀，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種植鴉片再拿去販售，以獲取財富。英國仰賴鴉片貿易，但是中國朝廷於一七五三年下令禁止，因此基本上鴉片貿易會違法，運輸要透過巡防艦隊交給中國走私者。到了一七七三年，英國成為中國最大的鴉片供應商。接下來幾十年，中國對貿易的不滿持續累積，局面愈來愈緊張。一八三九年——英國皇家藥用植物學會（Royal Medico-Botanical Society）教授喬治．席格蒙（George Sigmond）在這一年宣稱，「與〔茶〕建立起密切關係」，是英國「國家的首要之務」——英國捲入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這是一段糾纏不清的複雜故事，大部分無法在此說明白，可能需要一整本書的篇幅來闡述。但是在茶葉的故事中，有些細節我無法忽視。
戰爭結束時，雖然英國得到香港，可在這塊領土上從事貿易，但除了上海等通商口岸之外，外國人幾乎是嚴禁進入中國。東印度公司有感於日益仰賴與中國的貿易，因此期盼能在阿薩姆等殖民地的土地上生產茶葉——大部分是透過契約勞工的勞動。要取得植物還算簡單，幾十年來，植物採集者已獲得品質普通的種子，並帶到印度種植，但成果不亮眼。英國缺少的是高品質種子，以及實際的技巧，把種子轉變成我們所認識的茶葉。
一八四八年，英屬東印度公司派植物學家福鈞進入中國。他才剛上任切爾西藥草園（Chelsea Physic Garden）的管理員，而他之前在中國的旅行經歷引來公司的注意。福鈞的任務是要取得足夠的優質茶樹，以及弄懂如何製茶，於是他忽視中國朝廷禁止外國人進入的禁令，從安徽與浙江潛入內陸。
福鈞在《中國茶鄉之旅》（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一書中，寫到他抵達之前的一個事件，也就是當地的船夫因為帶外國人到國內而遭懲罰。因此在僕人的建議之下，為了抵達徽州——對歐洲人封閉的鄉間——福鈞把自己喬裝起來。「僕人幫我取得中國服裝，還有前幾年理髮師處理好的假髮辮…… 穿上這套服裝很簡單，但是我也得剃頭……之後，我裝扮成穿著這國家服裝的人，僕人與船夫都對我的成果相當滿意。」福鈞的服裝與髮型都仿效中國人，彷彿沒有人會注意到差異。他比許多歐洲人更深入中國，觀察到茶的栽種、採摘、乾燥與茶葉加工。在旅行最後，他雇用了幾名中國專家前往阿薩姆，傳授他們的看家絕活。
當然，福鈞承認，確實也有其他選擇。他可以找中國間諜代他出馬，但他不信任他們會確實完成這趟旅程，或者交給他真正的植物與種子。「別信任中國人的誠信度。」他寫道。相反地，他親自踏上這趟旅程，稱之為「滲透」。我並不打算以不公平的方式來解讀福鈞——他坦白承認，他對中國的描述本身並不厚道。但是，我對他的努力在今天受到定位的方式感到不自在。
在這段期間，歐洲植物學界充滿以植物獵人為標籤的俠盜、冒險家、拓荒者，通常也模糊了當地專家、引導者與勞工網絡的面貌，是這些人協助植物學家取得植物，之後讓他們「引介」到西方。福鈞的故事並沒有讓我很驚訝。他的故事在有關茶的大眾歷史敘事中很強勢，而我難以忽略這件事。即使到了今天，福鈞的旅程仍被歸類為帶有冒險性質；在莎拉．羅斯（Sarah Rose）所撰寫的歷史普及著作中，福鈞被架構為間諜，或甚至是小偷。在其他地方，他被描述為走私者與英雄。
阿利斯泰爾．瓦特（Alistair Watt）在一篇福鈞的傳記中，懇求讀者不要把福鈞轉移植物的行為，用我們今天智慧財產或生物剽竊（亦即把製茶技巧視為專有知識）的框架來詮釋，而是要把他的旅程視為時代的一部分；當時植物就是會在世界各地到處遷徙，從強權帝國進進出出。確實，正如先前提到，植物交換的確是在帝國建立過程中雙向進行。但在讀這段歷史時，我無法不體認到權力會以毀滅性的方式移動——茶的貿易會和糖的需求緊緊相繫，因此也和維持加勒比海的糖業造成的跨大西洋奴隸交易相連。此外，英國靠著契約工人種茶，並努力鞏固與中國的不平等交易，而他們在交易中主要仰賴鴉片。
無論是盜賊、間諜還是冒險家，這些框架全都說不通。我無法把福鈞浪漫化為俠盜，或認為他的行動無惡意。我們從沒多久前的事件——推倒奴隸交易者的雕像，以及歸還掠奪的文物——就知道重新想像與評估帝國的歷史，這對於文化敘述的去殖民化很重要。雖然中國茶的生產就此轉向亞洲市場與綠茶，遠離英國的紅茶需求，但我無法忘記歷史學家露希爾．布羅克威（Lucile Brockway）的話。她寫道，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群訓練有素的植物學家背後有國家的支持，他們也準備與政府合作，要將想得到的植物從較弱的國家帶走，到英國國土上生長發展，由英國掌控。」
我受的是歷史學訓練，但讀愈多關於福鈞的故事，我愈會把這段歷史與我個人相連。有時我覺得這樣挺傻的，陷入偽客觀性與自己膚色的主體性之間。我是混血兒——英國、臺灣，外公外婆出生在中國——然而，我從來不被當成完全屬於其中哪一邊。因此每當我讀到福鈞，發現新框架或為他的工作辯護的文字時，我的思考會回到一件事情上，亦即在他出發之前的某天，他在頭髮上縫上假髮辮，穿上漢服，偽裝成中國人。彷彿中國性只是一套他可以穿上的服裝。
——摘自臉譜出版《離散的植物》原生、外來、入侵……環境歷史學家體察植物界的傳播與擴散，探尋邊界、家、遷移及歸屬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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