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來喜歡讀歷史,因為可以了解現在為什麼會成為現在,也可以在將來之事,找到事發的線索。
《新國富論》書名致敬亞當斯密的鉅作《國富論》,是一本大歷史的書,手上譯作是1997年版的。這本書按著世界史時間序,以史料推進敘述主軸,完全不無聊,反而讓豐富的史料之間有對話。作者的觀點至今仍然新穎、語言嗆辣但有深意,適合當課餘業外增加知識的好書。
討論世界各國差異的源頭,總有地理的宿命。地理與環境,使得不同文明先天在不同起跑點上。這是上世紀很知名的「地理決定論」。先天客觀因素,造成不同的政治與社會風貌。
這想法很直覺,但起人疑心。
有點像在硬解釋,歐洲的得天獨厚:持續的水氣、低蒸發與高土地生產力,就是如此不同,就是成功的開端。但是水資源豐沛、氣候舒適的地方,如同季風亞洲或大河文明,就得面臨權力不平均,農作資源與水資源被專制權力奪取的狀況?
即便真是如此,地理優勢帶來什麼獨特或值得稱讚的制度或是社會文化?而為何即便都是歐洲,其中仍然有興衰迭代、你強我弱之分?
《新國富論》說的有理,一個保護私人財產、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會好過喜歡收割成果、權力過分擴張的國家。很不幸後者是普遍常見的現象,而歐洲卻邁向不同的道路。
歐洲帶著日耳曼人部落傳統與習慣法,加上猶太傳統、基督教文化,建立對個人財產的重視,並厭倦權力擴張。與之對比的中國文明,達成了羅馬帝國未能再現的一統之夢,將所有的精力和產出,向上輸送到一個世俗的政治權力。
可是我隱約覺得,從地理因素,到近代歐洲人文化制度的優勢,實在跳太快了。
再來是技術與創新。雖然歐洲保障私人與集體權益、城市自治等因素鼓勵創造。但這只能說明歐洲人「有創新力」,問題是為什麼他們的創造更好,且又能持續許久?
如果是因為歐洲政治權力分散,多國多邦並立,這也只能說明沒有一個霸道的王者會來割大家韭菜,說這是主動因素我很難被說服。
創新與技術推進,一直都是我所好奇的議題。在經濟學傳統理論,技術創新是全然的黑盒子。在經濟分析中,更像一個被動因素,在勞力、人口與資本以外無法被衡量的力量,才姑且被稱作技術創新 (見索洛殘差)。
所以創新精神怎麼來,如何延續?這本書沒有明確回應。也許這本來就是沒有結論的議題。中國一直有豐富的創造,但始終未能廣泛使用與改造;歐洲也有壓抑創新的因素,搞笑的是被看作保守的教會組織,卻是保存和推廣技術的根基。
越到後面越發詭異。對醫藥和生理等知識有卓越貢獻的伊斯蘭文明,在現代科學上卻相形見絀。武士精神力強大的日本,明治維新後持續當創新的大老,精緻且精準的鐘錶,瑞士之後只有日本能夠造出。如果有信仰基礎的社會可以創造輝煌成就,卻也可以在後世居於落後、壓迫人心,很顯然宗教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出在教條化與霸權。
這部分的興衰,作者沒有提供解釋。但這是本多方對話的大歷史,你可以讀到豐富的史料以及他們之間的對話。作者確實是優秀的歷史學家。
進入大航海時代,一切變得更精彩,不同文明交手的畫面,作者讓歷史場景躍然紙上。
的確,海權興起帶來的不全然是好的。有物種交換,自然也有病毒感染;有瘋狂的商人、貪婪的皇室,也會有積極的建設者和虔誠傳教士。不少人認為大航海為工業革命帶來財富,但實際上這些投機者的帳目亂七八糟、收入與支出有黑數,寄回母國的財富是否能推動改變的巨輪,無從確認。
商船與戰船所行之處,也造成帝國覆亡,像是被西班牙人毀滅的印加帝國。而那些善於談判的西方人,也嘗試與印度和土耳其的帝國進行貿易。上面這些大國政權,多少因壓榨財富而存在,沒有廉潔更沒有社區認同感,人民想著隱藏財富,有著不顯露思想的亂世思維──反正出頭了就要被割韭菜。
每個顛簸的帝國都有共同問題:沒有凝聚力,割韭菜比溝通還容易,創造了無生產力且還會向對手輸誠的人民 (難怪一個大王國可以被200人滅亡……)。歷史沒有正義,或者處處都是正義。欠缺仁慈、權力空洞化引來更強的外部力量填補 (更多是衝擊)。
不同風格的西方人出沒,留下不同結局,成為至今的局面。於是,世界被民族主義的觀點綁架,今天思想格局,深深被過去大航海以降、國際貿易以後的關係所形塑。工人無祖國起家的中國政府,強調與他們自身無關的中華民族復興;俄羅斯懷念蘇聯威權的往日時光;英國、葡萄牙和義大利人也在輝煌的歷史中,找尋自己的根。
今天國家與國家、人民與人民的對抗,奠基在對西方話語權的反感之上。伊朗保守派人士推翻吃洋墨水、領英國學歷的總統。中南美洲與一些新興國家,對於西方人的貿易或救濟,都帶著直面霸權的不懷好意。
西方人確實不全然是正義的一方,但受害者或弱勢者,將情感向外歸因,忽略了自身內在的力量與責任。現在有人看向未來,但更多人反而在過去找尋認同。
比起大航海的珍奇異寶,國家內部才是進步的關鍵。英國工業革命成功之際,基督新教的勇敢勤奮,席捲歐陸北部。人們帶著新的信仰,競相學習英國的榜樣。作者顯然持自由主義觀點,認為防止工會壟斷、貨物運輸以及農民移動,是大不列顛成就的關鍵。
換成現代的語言,就是技術不壟斷、物流無障礙,還有勞工自由移動。哈哈,這比很多政治人物的大餅都明確的多。
德國與法國相繼走上大英帝國的道路,打破原本邦聯與地理的壁壘,勞工突破屬地關係的束縛,解放出一股生產力。繁榮之路你來我往,德法與基督新教地區興起後,而後又有大而暴力的美國製造,向世界展示規模經濟的力量。
亞洲後進者如四小龍和四小虎也前仆後繼,在苦命勞工到重資本的路徑上持續轉型,成為嶄露頭角的明星。
也有一些國家,在公權力過分擴張之下很勉強的現代化;也有一些國家,在分裂的認同之下,與殖民者的沉痾融為一體,至今仍無效率的空轉。
現在 AI 興起,被比喻成第三次工業革命,又來到贏家怕被超車,輸家會被邊緣化的緊張時刻。德法在第一波工業革命的成功,有值得借鏡之處。19世紀在技職學院 (Polytechnic) 推波助瀾下成果累積快速,學院支持了封閉與條件可控的實驗,迭代更新。這時期新突破遠快過於分散式、漸進改良的英國。
可是很不幸的,每個成長都需要引擎推進。所謂工業化與進步,就是從原本一個國家的各自社區中,瓦解原本的組織、地方認同和人際關係,釋放出其中技術與人力當作燃料。這隻成長的引擎,燃燒的就是自己積累的資源。
換算到 AI 議題,就是軟硬體、電力、知識、資料與權力機構。這些東西構成生產最大要素曲線,也是最大制約條件。
台灣有人認為軟硬體整合不夠,有些人認為政府扶持是關鍵,有人提出法規跟環境對國際人才不友善。我自己覺得人才太廉價,降低採納 AI 的誘因也是問題。人才庸才化、好的中文語料匱乏都是硬傷。
站在火星人的眼光,我為台灣這樣的後發者感到慶幸,因為他們比先進國家更有優勢。但可悲的是,每一次經歷這種翻越式大改變,就要燃燒掉自己。表面上我們是解放了人力和資源,讓人們更快樂生活。實際上我們賠掉的,也是原本與生活家園的聯繫。
大量人口的移動,提升無根之人的數量,使都市人際關係更為緊張。每個微小的人筋疲力盡工作,灌注在資源往特定方向傾斜的計畫之中,而眾所驥望的成長果實,卻無法覆蓋到社會防護網 (醫療、勞健保、長照…)。
後來,民粹力量興起,背後代表諸多競爭失利者的聲音,儘管有人不同情,但這種無產階級確實正在起身。因著新技術的迭代,國際競爭而失去機會的人口,在本國無立根之處,對菁英的大餅已經厭倦,於是國家與政府這種抽象概念,成了人們情感與仇恨的寄託。
以上是我個人的哀悼,也是《新國富論》後半部思辯的內容,很有深度。曾經成功的國家,榮光不再,例如西葡人海洋上的殖民記憶;諸國曾經優秀的產業一蹶不振,在英荷的製造業和底特律工業鐵鏽帶,留下證明。
後來居上的成功者像是東協與東亞,則付出代價,用幾代人的環境與健康,換得一世榮華;有些失敗的國家,在躁進的政策與混亂的民族認同中掙扎,成為了我們今天悲憫的窮國。
西方人的投資、援助和民主政府,沒有讓他們成功。作者的疑問是,贏家到底是誰?
綜上看來,這些窮國發展計畫的領頭人,功課不僅沒做足,對自己成功也一無所知。
你真要問我讀歷史有什麼用處,就是在看似遙遠的過去,發覺現在的輪廓;在不相關的人事物中,反思人類自己的原罪;讓我們在繁雜的聲音中,看見事物的本質。不要困於情感和經驗,錯過可以更好的機會。
我們也可以取法成功的榜樣,像是葡萄牙人有計畫、組織性還有資料收集控的屬性;或是英國人那種堅守地方自決而不干擾的優雅 (或老謀深算?) 我們作為獨立的個體,可將之轉變成人格的養分。
《新國富論》思考銳利,語言精準帶有美感。著於1997年,但有些預言,像中國或恐撕碎與香港的關係,也極其精準。書中指出的人性墮落,時至今日持續劣化著。雖然是老書,說的卻好像今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