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類學田野做田野：《辶反田野》

《辶反田野》的書名耐人尋味，由各自經驗出擊的「反田野」與「返田野」，歧異不僅在「我/他者」或文化接觸中的差異，充滿意外與機緣。乃在貫串本書的歧異點，其實存在於田野經驗的N次方間。最大的「歧異點」就在認識主體，也就是研究者，所謂人類學家身上。白話點說，不僅是田野地與報導人本身的物是人非，這本來就是過去教導長期田野的必要功課。而是在人類學家的「自反」與「自返」過程中，所迸現出。

這有點像是人類學家的「其後」。不論是談論「第二田野」、「二度田野」（與更多），或是藉由某種意義上的「原初田野」取得入行資格，有了一席之地，尤其書中諸多人書寫到的，成為一位學者與研究者後，過去那樣能大量時間浸淫田野的時光（尤其是博士論文的田野）已經不可能。在學院裡，除了寒暑假，幾乎難有完整時光經典意義的田野，而更多時候，在人類學家的技藝與生產能力已成熟的狀態下，其實更能體會的是人類學這門知識背後的、有點不太浪漫卻無比現實的限制：各種經費、計畫、審查、官僚等。矛盾的是，在這些彷彿「田野之外」（但其實不是），或是田野過程中的後台、知識生產的「另一面」（譬如怎樣周旋於人情世故），看似阻礙、挫折、幻滅、懸置，卻是重返田野，讓原先習以為常已能掌握的田野工作「再度田野化」。這漫長的工程伴隨的反覆洗禮，某種知識並非想像中不斷進步、累積，反倒是不斷的「典範轉移」竟在人類學家的經驗中落實了。於是，「辶反田野」並未掩飾甚至直面處理的，是人類學家的再度人類學家化。或說從未終止過，人類學家這行飯的關鍵，在於不停地使自己「歧異/歧義」出來。是以，這樣的書寫必然是後設的，已經成為人類學家後的歸零與重新啟動。田野，不僅僅是一門學科賴以為生的絕活方法論，是掌握他者文化的工具。田野成為問題化的場域，而這些人類學家返回的田野，也不僅僅是「返田野」、「尋找其他田野（的可能）」、「以另一種眼光做田野」等等，全書共同的集體工作，也許正是把「田野工作」的整個「文化」、「信仰」、「實踐」，如此在地的又歷時又共時的田野化了。意思是，田野不單是將他者客體化的方法，「田野工作」本身，也在人類學家的問題意識當中，成為他們考察的對象，進而如人類學家擅長的，由一個深化研究的案例，拓展到整體的詢問，即人類學這知識本身。

郭佩宜的「反做」田野，乍看異想天開，卻重新抓住人類學某種習以為常的預設：如何對「國家」做田野？遙指（也可能近指）人類學者以田野經驗串連更大更抽象的群體之社會與文化的假設。只是人類學者的擅長處，仍在於將陌生的境域以學科工具掌握解碼。在細節裡浸淫，反倒是我們日常所言的「官僚」、「制式」等簡化語言，在人類學家眼裡，成為能探究其運作文化邏輯的可能。人類學家的移動與轉換，在並非固定有形的田野間，這破碎顯然如聲稱的並非缺憾，而是對象的本質（甚至當今社會本質）。生硬的、剛性的「國家機器」，在運作實踐中，人類學家將其混亂的「日常核心」展示。但且留意這混亂中心裡，亦是在體制裡，有學科規範的人類學家微妙位置。

呂欣怡的田野，在此展現的，是表面上沒那麼振奮人心卻相當重要的質素：耐心。彷彿提醒：田野的故事，大多是挫敗、大量感到徒勞沮喪、原地打轉難以推進，所交織而成的。過往前往未知大陸（國家地理頻道？）的挫敗感就罷，現今的挫敗在於各種利益的折衝，對於人類學家的某種理想性來說，難免氣沮。而偏是這樣，在碎形多點間游走，另一種更為自然的客觀（而非科學性假設出的），以人類學家付出種種為難尷尬換取來的複雜同理（包括對於業者、官方與居民），轉了一圈，仍是某種一貫的精神。對於「人類學家能做什麼？」的問題，能以更確實的，更即時與變動的方式，交織著思索前行。

容邵武以擬仿《憂鬱的熱帶》開頭，敘述穿梭在埔里與香港的平行田野，揭開了「第二田野」的實踐困難。田野的方法教學對象多聚焦在新手教學。第二次以上的田野理應是識途老馬，然而實際的歷程，卻猶如重新啟動。試想，若「二度」只是第一次的深化，與老手的自我累積，那麼「反/返」的意義就只是延續而非新生。兩個田野自身的差異與轉換，以及兼顧時的平衡與思索，演繹著人類學家這研究主體的自我分裂又統合的動態過程。比較，不僅是不同田野，也成為不同的田野技藝的比較。在這當中，「我」並非單存載體，而是差異成為可能的匯聚點。於是，田野的技藝，也同時是人類學家自我轉型的技藝了。

方怡潔田野的「隙縫間的魔幻時刻」，有點接近普魯斯特的「尋回的時光」。某種「必然的偶然」（或偶然的必然？）會在田野當中，眾裡尋他千百度，卻在這種「空」當中尋得。弔詭的是，就算這樣告訴你結論，仍得親自經歷一遭。人類學家的工具，其實不在已發展百年的龐大理論，最終還是回到五感，甚至第六感。人類學家的迷障往往在自身，破解也在自身。對於田野技藝基本功的「親屬圖」，在村莊與工廠兩個田野的「作用」，加上一個人類學家經驗的累積的對照，可以為這「等待」做極佳的註解。

羅素玫則直面去紀錄田野技藝的「參與觀察」的「局內/局外」的移動界線，甚至交疊，所謂「內內局外人」與「局外局內人」。人類學者在意不同文化的分類思維、範疇與伴隨的實踐。然而當一個人類學家走進田野，就被當地的分類所認知。弔詭的是，在取得最好的觀察位置，卻是考驗著某種倫理，研究者與對象的時刻。譬如被視為摯友甚至至親的葬禮場合，人類學家拿起筆記就會是個尷尬。或是峇里島的過分（過快）被當作局外人時的震撼。這樣古典命題，擺盪中，人類學家猶如走在鋼索上，危險又迷人。

李宜澤以私我情感的袒露，告訴我們田野不僅是技藝，也是記憶，情感的。對於田野技藝的反思，不一定要百轉千迴，或正反思辨。一種自然的深化，如全書的序言所說的「跟田野一起變老」。長期間的田野，「讓參與其中的紀錄者，從滿足於一個答案、或提出一個疑問的個人觀察，轉為思考村落歷史不同面向的可能。」

邱韻芳的「返田野」相當切合書名，而最好的對照是身份差異。一個博士生與一個教師，生活型態與角色的差異。最大的歧異點在於人類學家自身，田野最好的問題生產，自然也回到研究者身上。人類學者的當代形貌，雖然就在我們同時間發生，甚至有人正在經歷，但若無這樣的書寫，恐怕還是陌生的。後來的發展令人振奮（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類學家帶來的故事都是振奮的），部落營造計畫的蜻蜓點水，臉書的傳播性，直覺上與人類學家田野相悖，最後卻也能化為無處不田野，處處田野的豐富圖景。

陳如珍談論的「反/返」則是討論的相對冷區：我們在談進入田野，但何時離開，怎樣結束呢？這可與怡潔的想法對照，那種圓滿的時刻，似乎是田野工作者某種相對靜謐的完熟時刻。看似結束，卻才是開始。

趙恩潔的人稱轉換交錯，同時展現了兩件事：人類學者的主體狀態，除了在異文化當中的衝擊外，個體的內與外形塑主體過程本身也相當重要。有時，人類學家遠去異境，欲回答的終極問題也許在更私我的部分；另外是人類學家敘事的能力，對文字的掌控。對於宗教與科學的辯證，起出的二元到後來的理解，重新理路一個青年人類學家養成的美麗與哀愁。

蔡晏霖的紀錄，在「浪起」的一瞬的紀錄與「當時枉然」間，對於長期田野的反照，延伸出去的不僅是人與土地，甚至在這之外。人類學一直是「反我族中心主義」的有力學科，但這樣的人文主義 ，以人為知識對象，他則在農田的觀察中，延伸出了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對於其他生物、物質的開放性思索，其實更符合原先人類學的「埋進田野」的浸淫。而對於「他者」想像更寬闊，研究者主體自然更豐饒。

我們看著十個人類學老手（至少不是新手），卻在各種方式的「返/反田野中」看到某種天真熱情。大抵上人類學家都該保持一個天真的人類學家的樣子（這更需要敏銳反思），若因而世故，則無故事。本書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在於各種異質的探索。即使帶著最欲有所為的心去接觸人類學田野，也可以放心不去掛念烏托邦，異托邦已在我們周圍，無所不在的。越感知當代的複雜與碎形，單一整體的經驗的不可能，人類學的需求，就越能反其道而行，綻放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