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青
在名導演朱賽貝.托納多雷(Giuseppe Tornatore)的作品中,《新天堂樂園》(Nuovo cinema Paradiso,1989)、《海上鋼琴師》(The Legend of 1900,1998)和《西西里島的美麗傳說》(Malèna,2000)被稱為「時空三部曲」,蘊含傳奇感的鏡頭、文本以及浪漫主義的情懷,是作品中的共通語言。2013 年上映的《寂寞拍賣師》(The Best Offer)則是他繼《海上鋼琴師》後的第二部英語電影,電影名的中譯邏輯,使《海上鋼琴師》與《寂寞拍賣師》隱約有著相互映照的關係,而深入爬梳文本中釋出的命題、導演洩漏的潛意識,也確實能指認出這兩部作品的對話可能。
《海上鋼琴師》中的 1900 與《寂寞拍賣師》中的佛吉爾(Virgil)同為棄嬰,分別在輪船與孤兒院中成長,這樣的背景凸顯了文本孤寂的底色,也為兩人不同於常人的天賦、性格埋下伏筆。
1900 被遺棄在郵輪維吉尼亞號裡的鋼琴上,並在鍋爐工丹尼的照顧下成長,後丹尼意外過世,1900 藉著音樂天賦才免於被送到孤兒院,留在船上成為鋼琴師。他溫柔而古怪,對女性又敬又畏,終其一生都不曾離開船上。兩度成為孤兒的 1900,他的寂寞是浩瀚的,正如一輩子圍繞著他的海洋;他日日彈奏著情感充沛、魔法般的樂曲,內心卻宛如孤島。
佛吉爾則是從小在孤兒院中累積了對古物的敏感度,長大後成為了著名的拍賣師,雖然坐擁萬貫資產,卻始終孤身一人。他有嚴重的潔癖,隨身帶著手套與手帕,且不敢與女性對視,唯在掛滿了女子肖像畫的秘密房間內,才得以卸下一切武裝。佛吉爾以刻薄、暴躁、唯利是圖的外表,試圖掩飾內心深處的匱乏,然而寂寞橫流──佛吉爾對愛的渴望,正是他致命的弱點,他的阿基里斯之踝(Achilles' Heel)。
1900 與佛吉爾的生活中,仍有許多重要的他人存在,然而對於這些「外人」,他們總防備、保持一定的距離,對女性尤甚。從兩人對女性又懼怕又渴求的矛盾心理,可以窺見棄嬰的出身對他們造成的決定性影響。早期經驗中母親、母愛的缺席,剝奪了兒童發展依附關係的環境,而封閉的成長情境,也影響了情感與社會能力的發展,一連串的身分認同危機也在兩個角色身上昭然若揭。
1900:「阻止我的腳步前進的,並不是我所看見的東西,而是我所無法看見的那些東西。」
佛吉爾:「我對女性的尊重與我一直對她們的恐懼是一樣的。所以我未能理解她們。」
生命早期被拋棄的創傷經驗,使孤兒對親密關係既渴望又恐懼,養成極端的矛盾型依附人格:自我價值感低落,內心恐懼失去對方的情感支持,並對被拒絕或被忽略的可能性過度敏感。同時,為了自我保護,可能發展出特定的成癮行為或固著行為,作為對不安全感的補償性反應:瘋狂彈著鋼琴的 1900,以及祕密蒐集大量女子肖像畫的佛吉爾,各自揣懷內心的空缺,將眼前所見視為生活唯一的答案與救贖,並逐漸成癮,難以戒斷。
在維吉尼亞號上連綿不斷、且時常不按牌理出牌的樂聲中,藏匿著 1900 對愛的匱乏、對未知的恐慌;佛吉爾的豪宅裡,隱藏的房中掛滿了珍貴女性肖像,那群體的深深凝視,暴露了他的自卑及對愛情的渴求。兩個孤兒在不同文本中,展現的不僅是一種生命際遇的樣態,更連結了早期被遺棄的創傷經驗對人格形塑的重大影響──無論用憤怒或幽默來層層武裝自己,內心深處的密室裡,仍然有個鯨吞蠶食著一切、無法被填補的黑洞。
時隔 15 年上映的《海上鋼琴師》與《寂寞拍賣師》,還藏著具有強烈呼應性質的場景:1900 為尋找心上人,在深夜的女性艙房中遊走,鐵製的床架層疊而整齊,每張床上都熟睡著一個陌生女子;佛吉爾在密室中央舒適坐下,而四面八方的牆上掛滿了美人肖像,裝裱方式各異,凝視的神情卻整齊劃一。在這兩幕畫面中,官能性的緊張與隨之而來的狂喜,深深刺激著觀影者的神經,無論是熟睡中的女子、或畫中的女性,都一致而不具主體性,彷彿成為了無機且可被收藏與檢視的物件、沒有生命的標本;透過主角的視角,觀者體驗了強烈的主導性,銀幕上的「色慾」也就應運而生。主角對觸碰女性、母性的焦慮與恐慌,轉化為近乎病態的佔有慾,濃縮成具有濃厚戀物癖與窺視慾意涵的鏡頭。
戀物癖的產生多源於早年的創傷經驗,為尋找補償時發展出來的行為,藉由注意物件或特定的身體部位,以降低無法掌控的焦慮感。1900 之於鋼琴、佛吉爾之於畫作,都存在這樣的關係,唯有為自己創造一個得以控制、具歸屬感的私領域,內心的焦慮才得以緩解。同時,《海上鋼琴師》數個 1900 在艙房裡、透過窗戶窺看女性的畫面,以及《寂寞拍賣師》中佛吉爾藉由牆上的小洞、或躲在角落偷窺女主角的畫面,也展現了另一種滿足慾望的型態:偷窺。
主動的「偷窺」,不僅是慾望滿足的手段,也是一種掌控權力的表達方式──將窺視對象視為毫無防備的俘虜,以獲得掌握權力的滿足與興奮感。在此,電影理論家 Laura Mulvey 提出的三種凝視:攝影機的凝視、演員的凝視、觀眾的凝視──藉著演員的雙眼「偷窺」,並透過鏡頭的縫合(suture)手法,使觀眾複製這些凝視而獲得觀影的滿足──被合而為一。觀影過程中,1900 與佛吉爾的偷窺,祕密地透過凝視的運作機制,回應了我們的生命經驗與潛在慾望,那些血脈賁張、心跳加速的時刻,不只是兩位主角共通的暗黑秘密,更像個陷阱般,捕獲了所有觀眾:當你我偷窺著他人的偷窺,誰才是真正的偷窺者?
存在於女性之間跨時空的陰性共感,使得女性友誼在電影文本中較常、也較容易受到關注並引起共鳴,如《七月與安生》(2016)、《淑女鳥》(Lady Bird,2017)、《羅馬》(Roma,2018)都展現出不同型態的女性同盟;反觀男性友誼,就較少在電影中被描繪。然而,《海上鋼琴師》與《寂寞拍賣師》兩部文本中,主角對女性的防備與退縮,反而成了難得的契機,騰出空間讓觀眾品味導演眼下的男性友誼樣態。
《海上鋼琴師》以小號手麥斯為敘事主體,麥斯在維吉尼亞號上與 1900 初見面時,一同在搖晃的船艙大廳裡乘著鋼琴椅起舞,浪漫癲狂交織的經典橋段讓觀眾印象深刻,而麥斯對 1900 才華的欽佩、1900 對麥斯無條件的信任,培養了他們極佳的默契。麥斯一直鼓勵 1900 下船,到陸地去看看世界,組建家庭,並承諾來日的相見,1900 也在這樣的支持下,嘗試踏上艱難而未知的旅途。當麥斯得知維吉尼亞號將被炸毀,他用盡一切方法爭取上船搜索,更帶上了錄有 1900 音樂的唱片……,他深知,唯有那熟悉的旋律,能在偌大的輪船上喚來摯友。
最後,維吉尼亞號滿載炸藥,在海上壯烈爆炸,然而兩人的情誼,並未因而灰飛湮滅,而是隨著故事的傳遞,恆久地雋永著。沉默與離去,並不是逃避,而是另一種深情──因為麥斯的理解與捨得,海上鋼琴師的傳奇,才得以存在。
《寂寞拍賣師》中劇情轉折的關鍵人物,則是拍賣掮客比利(Billy)及機械修繕師羅伯特(Robert)。比利為佛吉爾標下許多密室中的珍藏,雖然佛吉爾每次都支付了相對的酬勞,然而比利真心渴望的,是對自己才華的認可;羅伯特因其對機械的認識、和女性周旋的風流形象,博得了佛吉爾的好感,成為了談心的對象。佛吉爾在這兩段關係裡的高姿態,以及適時暴露出的脆弱,使自己一步步走入陷阱裡,當他發現一切使他魂牽夢縈、心神蕩漾的美夢,都只是比利與羅伯特設下的圈套時,世界頓時崩毀。觀眾和佛吉爾一同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背叛,難以消化這場荒唐而縝密的騙局。
「男性友誼」的長期缺席,在《海上鋼琴師》與《寂寞拍賣師》中獲得短暫的出口,加上傳統男性陽剛濾鏡的剝除,讓觀者在充足的篇幅內微觀男性情誼的多樣性。看遍電影史上以男子氣概為基底的兄弟情誼後,這樣豐沛而戲劇性的情感,反而最是樸實。
朱賽貝.托納多雷導演營造的浪漫基調中,就連悲劇性也淒美如神話。拉康曾提出「對象小 a(objet petit a)」的概念,指主體把自身的匱乏或虛無具體化,並投射在他人身上,再試圖從他人那去追求它。本文探討的兩片中,主角終其一生追尋的,正是他們的對象小 a。
1900 與小號手麥斯在維吉尼亞號最後訣別,在麥斯踏著沉重的步伐,轉身離去前,1900 卻又不斷地說起話來,帶著似笑非笑的神情,訴說著帶有黑色幽默的想像。「絞刑臺上的笑容」指的是死刑犯在臨死前,因為承受不住內心極端的恐懼,反而會因為人類本能的防衛機制,而開口笑出來;1900 在塞滿炸藥的船艙裡,也許就是恐懼之至,才對麥斯說了最後的笑話。「我永遠無法放棄這艘船,不過幸好,我可以放棄我的生命。」從哪裡來,便回到哪裡去,隨著海面上的維吉尼亞號被炸毀,1900 漂泊的一生,終究有了歸宿。
《寂寞拍賣師》中的佛吉爾,明白身陷騙局後,帶著最後一絲對愛情的寄望,離鄉背井,最後在療養院憂愁衰頹、失神喪志。有一幕畫面,是憔悴的佛吉爾在巨大的球體復健器中,不停地旋轉著:從意氣風發的拍賣師、到虛弱衰老的老人,巨大的對比,不禁讓觀者意識到偏執帶來的脆弱,竟能如此具象地澈底毀滅一個人。
尋覓對象小 a 的旅途中,兩人懷抱著孤兒原型,發展出極端的偏執,也正是那樣的偏執,致使他們以不同方式,迎向了己身的毀滅;無論是爆炸中肉身的粉碎、或慢性的心靈折磨,唯美畫面中隱藏著的恐怖,都使人悚然一驚。爬梳兩部文本,共通的心理語言與悲劇性質,不禁使人好奇,其中是否藏匿了導演潛意識中的重要課題?正如佛吉爾堅信:「所有贗品都有真實的一面」,而這樣的猜測,也是一種形而上的偷窺吧。
《海上鋼琴師》與《寂寞拍賣師》中的孤獨與始終缺席的愛,如一串複雜的密碼,開啟了通往同一間密室的大門,而電影開演那一瞬間,我們也就身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