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積電基金會請中國大陸作家閻連科來台灣，從12月13日到27日講三堂「台積講堂」。當前兩岸關係下，閻連科能來台灣肯定不容易，同事開玩笑，搞不好張淑芬還親自給高層打了電話呢。邀請單位當然很重要，我跟同事感慨著當前公務員不能在兩岸事務上勇於任事，而是以自以為「不出事」的原則擋下所有的事，結果是，讓幾乎沒有實質交流的所謂「陸生團」來，很多真正有真才實學的人來不了。
我很晚才讀閻連科，讀的也少。幾年前讀了他的名作《為人民服務》，真是好看！主旨諷刺不說，竟然可以在那麼多涉及「性」的描寫盡量做到不重複也不低俗，確實很厲害。 另一本《沈默與喘息：我所經歷的中國與文學》也是寫得真好，邊讀邊對照著這些年我所感受的中國社會，覺得還是大陸人能準確描述出那種狀態： 「在高度集權和相對寬鬆的雙重天空下」，這可以用來形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情況，解釋了有人覺得環境緊縮到絕望，有人卻覺得明明就沒有怎麼樣；有人對前景悲觀至極，有人覺得是想太多；有人想對中國控訴，有人想為中國辯護......。 他也寫過，「面對豐富、複雜的中國現實，而自己的寫作總顯得簡單和偏頗」。作為報導中國的人，這完全說中我的心坎。 雖然讀得那麼少，「閻連科」這個名字在我心中卻有了一個形象，是會說故事的健筆，也是陽剛的、創作力旺盛的（寫了那麼多）、有企圖心的（所以不是濫寫，會去挑戰自己）作家。 沒想到，他其實是個非常謙虛又愛哭的人。 先說謙虛。這次來新竹清華講座，第一堂開頭就把新竹和清華捧得老高，但他的捧不「油」（說一直對新竹、苗栗這種地名心嚮往之，因為台北台中台南台東這種名稱簡單到沒有想像力；又說走在清華裡，就希望老了能住在這邊的小屋，生活在這邊多好...），只是一時不習慣，這位國際知名作家是不是因為對台灣人客氣才有些過度謙遜。 閻連科的謙遜表現得很自然，但一定也包含了人情世故的理解。畢竟他可不是什麼性格孤高任性的作家，而是有過20多年軍旅生涯的軍人，也是被各種人情溫情包圍著長大的中原土地農村人。 在第二堂的講座上，我問了關於諾貝爾文學獎的俗氣問題，但我不是問他個人感受，而是對於另一位經常榜上有名的殘雪作品的看法—這次講題是關於他大力讚揚的墨西哥魔幻寫實小說《佩德羅·巴拉莫》（Pedro Paramo），我想知道他對中文世界裡同樣打破寫實表現的作品的看法。
他一直強調，我們需要一條新的文學道路（我覺得多少反映了他的創作焦慮？），而殘雪的好在於，她這條道路上是和大家不一樣的。他讀過殘雪四、五本作品，認為可以稱為夢囈式的語言，「她一定是寫得比我好的」。
他也無可避免的再次回答關於諾獎的問題，「韓江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家，走遍全世界，偉大作家遍地都是，不要光看華語圈，村上春樹也很好，反正每年只有一個，也不能給十個人（大家笑），所以那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小說要往哪個地方走？從哪裡汲取營養？我們能給我們的孩子留下什麼樣不一樣的文學？這可能比諾貝爾獎重要。」
說到「愛哭」，他曾在文章裡寫過：「我經常獨自一人待著時，因為什麼事，想著想著就哭了。有時會淚流滿面，泣不成聲，莫名其妙地哭上很長時間。」
而這樣一個謙遜又愛哭的閻連科，把他的勇敢給了文學。不是道貌岸然、正經危坐或大聲疾呼什麼，事實上，他也坦言自己在創作上有過對當權者的妥協（譬如《丁莊夢》，只不過他發現妥協一點用都沒有），坦言面對出版審查終日都有焦慮不安。
勇敢，就是盡力在創作裡追求真實，哪怕在迂迴扭曲中也力求表現真實的情狀或想法，因為不顧良心的謊言不可能同時是高品質的文學作品。勇敢，也是願意反省自己的不足（「對現實的高度關注，對硬寫作的崇尚，正在讓我失去對普通人最日常的關注、關照和心靈的愛。」，2014）。生活中和受訪中，一個作家未必能展現出比一個維權律師更堅定清晰的抗爭形象，但在作品裡，必然有作家更深刻的面貌。
回答問題時，他還說了令我頗感意外的話。他認為台灣作家的語言表述值得大陸作家學習，還比喻大陸作家的語言像「米飯摻沙子」，台灣作家的小說語言則像精緻的白米飯；但全世界的故事，都沒有像大陸那麼豐富、荒誕、複雜，每天都在發生。
演講結束後我也排小隊讓他簽名，他一邊簽，我一邊說：「閻老師，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覺得大陸作家的寫作語言更好、更活潑。」這種空泛的爭論其實沒太大意義，只是能跟他交流也是難得。閻連科聽了就笑了，笑得特別質樸。他繼續認為他的，我還是堅持我的，重點是在這個場子裡的人都還在乎閱讀、在乎書寫。ＥＮ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