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el」（非自願獨身）這個詞的出現，並非單一社群的偶發怪象。它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某一類男性對親密、對價值、對自我角色的整體迷航。這不只是對性的渴望未被滿足，而是一種長期隱伏的、權力秩序崩解後的失重感。
曾經的父權社會，儘管結構壓迫，卻提供了某種「被安排好的人生」。男性的尊嚴，往往綁在供養者、保護者、決策者的角色上頭。即使負重，也清楚自己在棋盤上的位置。
而當這套機制瓦解得夠徹底，又沒有任何更新的框架遞上來接手，一部分男性便開始陷入深層的困惑：他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變得無關緊要。
他們沒有被攻擊，也沒有人呼喚；他們只是被整個性別敘事靜靜地排除在外。憤怒看似指向女性，實際卻是一種無處安放的質問——向這個早已不再為他們預設角色的社會。
女權之後：秩序的解構，與重建的空白
女權運動的確揭開了父權體制的諸多不義，讓更多選擇成為可能。但當過往的結構被推倒，接下來的藍圖要由誰畫？
這個問題懸而未決。
我支持女權。我明白它在歷史上的必要性與貢獻。但這些年我總有個直覺盤旋心中：
「你們這些人繼續這樣下去，遲早會自食其果。你們以為強勢男性是問題？等到你們製造出一批既軟弱又充滿怨恨的男性時，你們才會真正見識到麻煩。」
當一個社會只專注於打碎舊有規則，卻沒人願意面對「合作與互賴」該如何重新定義時，裂縫就會擴張。男性找不到發力的位置，女性背負著越來越難解的期待——進步，最後變成了一場全面性的漂浮。
左派話語的盲點：當解構成為慣性
在過去，左派是社會的反思者。他們鬆動權威、挑戰特權、倡導平等，為許多僵化的體系帶來破口。但當這種「反結構」的語言變成主流、成為文化與政策的中心時，問題開始浮現。
因為一套擅長拆解的語言，未必擅長重建。
當人人都會說出體制的錯，卻沒有人能提出具體的修補路徑；當每個人都怕變成加害者，也同時宣稱自己是受害者，秩序自然會下沉。
我們看見的，不是責任的流動，是責任的蒸發。
歷史早已提醒：真空不會空著太久
每一段舊秩序的崩潰，若沒有新的秩序即時接手，極端勢力便會填補那個空洞。
法國大革命後，是雅各賓派與斷頭台的盛行；沙皇被推翻後，布爾什維克迅速接管，展開數十年的一黨專政；「阿拉伯之春」推倒強人政府，迎來的卻是極端宗教武裝與長期戰火。
不管是哪種文明，哪一種語言，歷史都在不斷重複一個訊息：權力若只被拆卸，終將落入情緒與暴力之手。
現在的性別場域，也正走向這種臨界點。
女性的未來：不會更自由，只會更壓迫
在秩序真空中，女性的處境並未因此提升。她們獲得了更多選擇的權利，卻同時被丟進一個缺乏支撐的結構裡。她們面對的不只是外界的評價，更有內部的矛盾——要有自我，卻不能太自我；要堅強，卻不能讓人不安。
她們要承接的，不只是自由，還有自由帶來的所有責任與風險。
社會不再給予她們安穩的承諾，也不再提供「怎麼做一個好女人」的明確劇本。自由成了模糊的命題，而不是實際的保障。
她會走進我無法預測的未來
這一切，都不是抽象的話題。因為我有一個女兒。
她會長在這樣的時代裡——一個沒有人真的知道該怎麼愛人、怎麼承擔、怎麼活出穩定角色的時代。
我不能給她一個穩定的世界，但我可以讓她在不穩定裡學會站穩。
我希望她學會看懂權力的動線，知道哪裡在真空，哪裡在運作；
希望她理解，安全不是因為社會保障，而是來自於自己對風險的預判與應對；希望她擁有選擇的自由，也承得起每一個選擇的重量。
我不能替她擋下這個時代的失序，
但我要讓她看見，有一種父親，不是用控制來保護，而是用理解與鍛鍊，為她蓄積力量。
我給不了她一個無風的世界，但我會讓她看見怎麼在風裡站穩腳步。
我選擇不成為她的避風港，而是那張她走累時、迷路時，心裡仍然記得的地圖。
一張不會說謊、不會承諾世界會善待她的地圖——但會讓她知道，世界再怎麼險惡，也總有方向可以走。
我不敢奢望她會安全，但我期許她能自由——那種即使在風暴裡也能辨明方向的自由。
我會先從我自己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