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新興地區經濟發展落後東亞的原因分析
自1990年代以來，許多非洲、東南亞與拉丁美洲國家接受了大量外國投資和發展資源的挹注，但其經濟發展程度迄今仍未能追上東亞地區（如日本、台灣、南韓）的步伐。以下從政治治理、教育素質和社會文化思維三方面分析其中原因：
政治治理因素
東亞成功經濟體普遍擁有較強的政府治理能力與穩定的政策方向，而許多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在政治治理上存在明顯劣勢。研究指出，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政策選擇往往反映精英權力結構，許多對國家有害的政策其實是為特定利益集團服務的理性策略。換言之，貪腐和權貴導向的治理導致資源錯置，阻礙了長期發展。同時，即使推行民主化，如果缺乏法治和制度制衡，選舉也可能被舞弊、賄選等操縱，無法保障政策的包容性。相較之下，東亞國家（例如南韓、台灣）在工業化過程中雖經歷威權統治，但政府多半採取「發展型國家」模式，積極推行土地改革、出口導向工業化等政策，並逐步建立起有效率的官僚體系和法治環境。
制度品質是關鍵差異之一。拉丁美洲國家長期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設，經常面臨政治動盪和經濟危機，導致經濟成長停滯不前。相反地，東亞國家透過建立穩定的政策環境和公務體系，成功引導經濟連續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例如，拉美地區在1990年代改革浪潮後仍週期性陷入困境，過去數十年鮮少出現持續性的經濟成長或有效的制度革新，結果是該區域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差距不斷拉大。政治治理不善也導致治安不穩、投資環境不佳，削弱了外資投入的效果。同樣地，許多非洲國家在獨立後政局動盪，內戰、政變頻仍，政府無法提供穩定的公共服務，此等因素都嚴重限制了經濟發展。
教育品質與人力資本
教育素質的差異是東亞經濟起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東亞新興經濟體，政府大力推動全民初等和中等教育，提高識字率並培養高品質勞動力，為工業化提供了堅實人才基礎。國際學生能力測驗結果顯示，東亞國家的學生表現名列前茅，而拉丁美洲國家往往敬陪末座。相較之下，拉美許多國家的教育體制長期以來較為精英化，未能普及高品質的基礎教育，人民整體人力資本累積不足。即使在非洲，近十餘年來就學率有提升，但教育品質低劣仍被視為非洲邁向繁榮的最大障礙。換言之，許多非洲和拉美地區的年輕人口雖多，但欠缺足夠的技能與教育水平去參與現代經濟活動，導致人口紅利未能有效轉化為生產力。
教育對經濟的影響還反映在創新和產業升級能力上。東亞國家因教育水平較高，勞動力更容易接受新技術培訓，企業也更願意投資技術研發，形成良性循環。反觀拉丁美洲部分國家因教育體制僵化，人才培育跟不上產業需求，產業升級困難，經濟增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可以說教育投入與品質的差異，是過去30年各地區發展落差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會文化與思維模式
社會文化思維方面，東亞文化中普遍強調勤奮儲蓄、重視教育和紀律，這些觀念有助於經濟發展（儘管文化並非唯一決定因素，但形成了有利於發展的社會環境）。有研究指出，東亞與拉美原本都存在傳統的精英主義和階級觀念，但東亞社會更願意拋開宿命論，積極採納現代化所需的觀念和制度；相對地，拉丁美洲社會在轉型上「意願或能力不足」，整體而言對深層改革的追求不及東亞。例如，在亞洲“四小龍”經歷高速增長的過程中，民眾普遍接受牺牲當前享受、努力存錢投資教育與生產的觀念；反觀一些拉美國家，民粹主義和短視政策盛行，社會對政府貪腐或低效容忍度較高，改革訴求不強烈。
此外，社會信任與凝聚力也是影響因素之一。東亞一些國家相對擁有較高的社會信任感和集體協作精神，政府在推行經濟計畫時能得到民眾配合。而部分拉美、非洲國家族群矛盾、社會分裂嚴重，難以形成一致的發展共識。社會對法律與制度的尊重度也不同：在缺乏法治的文化氛圍下，腐敗、尋租等行為易於滋生，侵蝕了經濟發展的基礎。因此，東亞與其他地區在社會文化心態上的差異，長期累積下來對經濟表現產生了顯著影響。
新興地區在AI自動化與綠色轉型時代的未來挑戰
展望未來30年，全球將面臨人工智慧（AI）、高度自動化以及綠色能源轉型等重大趨勢。這些趨勢將重新定義國際分工，也可能改變傳統上新興地區仰賴廉價勞動力與人口紅利的發展模式。我們需要探討：過去被視為優勢的大量年輕勞動人口與低成本製造優勢，是否在新技術時代反而成為一種拖累？這種現象可類比歷史上工業革命對殖民地經濟的衝擊。
人口紅利與低成本勞動力的潛在拖累
在人工智慧與自動化時代，製造業和服務業中許多傳統的人力崗位可能被機器取代。發達國家企業過去傾向將勞動密集型生產外包至新興國家以利用廉價勞力，但隨著機器人和自動化生產線的興起，這種模式正在改變。研究者指出，隨著全自動化生產系統的興起，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正在下降。跨國公司開始將生產基地遷回已開發國家，透過自動化來降低人力成本，同時還能受益於先進國家更穩定的制度與較低的運輸成本。Pascual Restrepo等經濟學者警告，這種轉變可能逆轉過去數十年新興國家受惠於全球化的成長趨勢，因為企業將更傾向在本國以機器生產取代在他國以人工生產。
對新興地區而言，這意味著原本的大量年輕人口若不能提升技能、適應新經濟，反而可能面臨大規模失業和經濟停滯的風險。人口紅利可能變成「人口負擔」：許多撒哈拉以南非洲與南亞國家未來幾十年將貢獻全球幾乎所有的人口增長，但如果這些新增勞動力無法獲得良好教育與就業機會，城市化進程將超出基礎設施與教育體系的承載能力。換言之，在AI與自動化大潮中，低技能勞工需求萎縮，而新興國家又往往教育與培訓跟不上，年輕人口不但無法成為生產力提升的來源，反而可能引發社會經濟壓力。這正是未來30年新興市場面臨的嚴峻課題：如何將人口優勢轉化為數位經濟時代所需的人力資本。
工業革命歷史類比：殖民地經濟的教訓
可以將當前的新技術挑戰類比19世紀的工業革命對傳統經濟體的衝擊。以英國紡織業為例，工業革命期間英國發明了機械紡織機和工廠制生產，效率遠勝傳統手工業。1830年代的英國棉紡廠只需2,000小時的機器運轉，即可生產印度傳統工場需50,000小時人工紡織的同等紗線；1836年的英國棉紡廠高效到能擊敗世界各地的手工紡織業。結果，曾經繁榮的印度手織布產業在英國廉價機製品競爭下崩潰。印度原本在17世紀佔世界紡織品產量約25%，但到英國殖民統治結束時（1947年）降至僅2%。這被經濟史學家稱為現代史上第一次大的“去工業化”。殖民地在工業革命中淪為宗主國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市場，本土工業遭摧毀，經濟發展受到重創。
同理，如今的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技術可能扮演類似角色：已開發國透過新技術大幅提高生產力後，可能不再需要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廉價製造品，新興經濟體賴以起飛的出口製造業將面臨被淘汰或“提前去工業化”。一些經濟學家已經觀察到**發展中國家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的趨勢：尚未富裕就失去了發展製造業的機會。有了AI和自動化，這種風險更高。尤其是東南亞國家過去以代工製造為主要發展路徑，如不加速轉型升級，未來可能在全球價值鏈中被擠出，人口多反而成為負擔。當然，新技術同時也帶來新的機遇，例如數位服務外包、綠色產業等，但關鍵在於這些地區能否改善治理與教育，以抓住新機遇而非被動承受衝擊。
總之，在AI、高度自動化和綠色轉型的潮流下，新興市場正處於十字路口。如果持續沿襲以廉價勞力為優勢的舊模式，可能陷入停滯甚至退步；唯有提升人力素質、強化創新能力，並改善制度環境，才能避免重蹈歷史上殖民地經濟衰敗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