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中，部分男性會員的文章標題使用「學生妹」、「妹豬」等字眼，因而遭到批評性別意識不足，也反映出女性影評人聲音的缺席。除了性別意識問題外，我們或許也可從另一角度切入 — — 這是否同時揭示了一種潛藏的世代矛盾？
上一代如何看待下一代？他們所認為的「關懷」與「幽默」，下一代是否真能接受？會否只是上一代的一廂情願、自我感動？
這樣的思考，其實不限於評論文章標題的用語。是次爭議，或許不少人認為只是無心之失，問題並不嚴重；但上一代看待下一代的缺失，在香港電影中亦屢見不鮮。香港電影一向欠缺對年輕一代的真誠理解與書寫，往往流於上一代創作者的主觀投射 — — 他們自以為明白年輕人、自詡願意聆聽，實際上仍以父執輩的視角，演繹下一代的痛苦與掙扎，未能進入年輕人的語境與內在經驗。關心還是操控？香港電影的長輩視角
以《破地獄》為例，一位父親終其一生重男輕女，與女兒關係疏離，最終卻因一封信而「和解」。不是說女兒最終不能體諒或原諒父親，但電影過於簡化女兒內心的轉折，而且信中那種「無論如何，父親都是愛你」的觀念，更讓人質疑導演對親情的理解，是否仍停留於傳統倫理的框架中，把父愛神聖化。
《年少日記》結尾則提出「學生只要願意說，就有人聆聽」的觀點，似乎以積極姿態作結；但這種說法高估了中學生對師長的信任，也高估了學生接納老師關懷的程度（說出學生名字代表關懷？現實有多少老師能記得所有畢學生？），同時忽略了許多青少年傾訴後，遭受長輩二次傷害等現實問題。更諷刺的是，片中主角兄長在童年時所經歷的孤立與無援（周遭都是不懷好意或無能為力的長輩），恰恰推翻了這種樂觀的論調。
至於《給十九歲的我》，則將這種世代矛盾與權力失衡推向高峰。片中旁白除了過度甚或不必要的解讀學生言行舉止之餘，電影也因拍攝手法與溝通方式等問題，引起部分受訪學生不滿及拍攝倫理爭議，導演其後在訪問中的回應亦備受批評。這不僅突顯了長輩與後輩之間的信任落差，也揭示了當上一代以「我都是為你好」的心態出發，或雙方權力不平等、上一代權力較大時，未必意識到自己或許是加害者。
年輕人真的有說話的空間嗎？
上述作品的問題，不只是技巧或敘事層面的失誤，而是反映了一個根本性的盲點：上一代仍以自己的觀念理解下一代，誤以為只要自己關心對方，對方就會欣然接受，甚至感激領情。
更值得思考的是，無論在評論界或電影業內，這類世代問題仍鮮有被認真討論。即使作品充滿矛盾與盲點，依然能在評論中獲得好評、在頒獎禮上滿載而歸。這或許正是香港電影當下最大的缺失之一——忽視了世代對話的必要，也缺乏讓年輕人真正說話的空間，以及他們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