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 Eva Illouz 和 Dana Kaplan 在《何謂“性資本”：關於性的歷史社會學》（What is Sexual Capital?）中提出，「性」並不只是私密的個人經驗，而是一種像「教育」、「人脈」一樣的資本。資本，意味著它可以累積、交換，甚至用來取得社會優勢。這些也許都不只是單純的「個人特質」所造就的，而很有可能是社會結構裡被放大、被利用的「性資本」。Illouz 與 Kaplan 的研究提醒我們：性資本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社會建構的。 它受到歷史條件、宗教規範、經濟制度、媒體形象與性別秩序的深刻影響。
開始的第一步，我想我們必須先解決「什麼是資本？」作者首先回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觀點：資本是剩餘價值的佔有，也就是對他人勞動的剝削，並將這些剩餘價值不斷投入再生產過程：工人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但商品售出的價值往往超過工資，這個差額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透過佔有這些剩餘價值，讓資本不斷循環並擴張。
當我們日常提到「資本」，常會想到金錢或財產。但在馬克思之後，資本的概念不斷被擴展。在社會學的世界裡，「資本」這個詞最常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連在一起。原本僅限於金錢與財產，後來引入教育、技能（人力資本）、文化品味（文化資本）、社會人脈（社會資本）等領域。這些延伸的概念仍然遵循同樣的邏輯：一種能被投資、能在社會場域中轉換為優勢的資源。因此，資本既是經濟力量，也是社會關係。它揭示了人類社會中權力、資源分配與不平等的核心機制。（歡迎大家參考我的上一篇文章《什麼是「資本」？——從馬克思談起》。）
那麼問題就來了，我們理解完何謂「資本」？但什麼又是「性資本」？它和過去人們所說的「情色資本」（erotic capital）有何不同？又為什麼在當代資本主義下，性竟然能被納入「自我提升」與「人力資本」的邏輯？本文將依循《何謂“性資本”：關於性的歷史社會學》（What is Sexual Capital?）此書的脈絡以好理解的方式闡釋給各位，希望大家看完本文後能反思與啟發，又或著進一步的閱讀完整書籍。
在 2010 年，英國社會學家 Catherine Hakim 提出一個概念——情色資本（erotic capital）。她認為，除了金錢、文化、人脈，人類社會裡還有另一種經常被忽視的資本：美貌、性感、魅力、社交技巧，這些都能在不同場域裡轉換為優勢。他並舉例：在職場，長得吸引人的人往往更容易得到青睞，甚至薪水較高。或者，在社交場合，有魅力的人更容易交朋友，獲得支持。甚至在親密關係裡，性感與魅力可以直接轉化為情感與經濟上的利益。
聽起來似乎很合理，也和我們生活經驗不謀而合。可是，Hakim 的論點一提出，立刻引來爭議。
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她把「情色資本」描繪成一種幾乎人人都可以運用的資源，而且特別強調女性應該善用它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批評者指出，把情色資本幾乎完全套在女性身上，等於承認並強化了女性被物化、透過身體被支配的社會現實。Hakim 的假設建基於「男性有天然慾望，女性可利用它」的思路，卻忽視這樣的互動往往正是父權壓迫的組成部分。忽略了性別不平等的結構——在現實裡，當女性「運用性感」時，往往會被污名化，甚至可能付出比男性更大的代價。
其次，Hakim 談「情色資本」時，好像它是自然存在的，彷彿只要一個人長得漂亮、有魅力，就自然而然地擁有這種資本。但事實上，什麼被視為「美」、「性感」、「魅力」，全都受到文化、歷史與經濟的深刻影響。例如：中世紀的歐洲推崇白皙與圓潤身形；20 世紀初的好萊塢喜歡沙漏型曲線；當代韓流文化則強調纖細與精緻。這些審美標準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建構的。
而「性資本」正是試圖把這些建構性的因素納入分析，進而提出「性資本必須放回社會結構」的框架。因此，Illouz 與 Kaplan 提出「性資本」來取代「情色資本」。他們認為：情色資本太偏重於個體魅力，好像只是一種「個人資源」。性資本則強調：它是一種社會結構性的資本，受到歷史脈絡、經濟制度、性別秩序與文化想像的共同塑造。換句話說，性資本不是你「自然擁有」的，而是社會告訴你哪些特質值錢，然後你才去努力培養或展現它。這樣的觀點很重要。因為它提醒我們：當我們覺得某些人「天生性感」時，其實是在忽略背後的文化規範、媒體再現和經濟力量。性資本不只是「個人的天賦」，更是「社會選擇什麼該被看成資源」。
要理解「性資本」這個概念，我們得先回頭看看：在人類歷史裡，性到底是怎麼一步步和經濟、社會秩序糾纏在一起的。
從中古歐洲，基督教對性的規範極為嚴格。婚前性行為被視為罪惡，婚姻之外的情慾更是被懲罰。當時「良好的性」並不是個人的自由選擇，而是一個家庭、甚至整個宗族的榮譽。對女性而言，「貞潔」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資本」，一個女人是否保有「貞潔」進而影響家族能否透過婚姻獲得土地、財富或政治聯盟。
隨著時間到了中世紀晚期與近代早期城市的興起，性也逐漸進入公開的商業領域。妓院、伴遊、性服務在許多城市裡合法存在，甚至繳稅給國家。對統治者來說，這是一種「治理策略」：與其完全禁止，不如承認並管制。對經濟來說，性服務創造了龐大的就業網絡：建築、服裝、娛樂、食宿，全都與之相關。這個階段，性第一次被大規模地「商品化」，形成一種直接的市場交換。
再來進入 19 世紀，工業革命帶來了新的勞動與家庭結構。工廠需要紀律化、守時的工人，而這和「性道德」緊密相關。勞動階級的男性被期待成為「家庭經濟支柱」，不能把工資浪費在妓院或酒館。女性則被要求維持「貞潔」與「母性」，在家庭裡承擔無償的再生產工作（養育孩子、照顧工人）。在這裡，所謂的「好性」與「壞性」不只是道德問題，而是與資本主義需求緊密掛鉤，用來規範勞動與再生產。穩定的家庭與規範化的性角色，成為維持勞動力再生產與財產繼承的基礎。
然而 20 世紀，隨著大眾傳媒的興起，性不再只是一種「被管制的慾望」，而成為推動消費的核心力量。大家可能聽過一句行銷名言：“Sex sells.”（性可以賣任何東西）。從香煙到香水、從汽車到飲料，廣告裡總能看到性感的身體、暗示性的語言。這個時代，性徹底變成了一種普遍的經濟資源。它不只存在於婚姻市場或性工作，而是無所不在，滲透到我們購買的每一件商品裡。
到了現在 21 世紀，性與資本的關係不再只是「性可以買賣」或「外貌能帶來好處」那麼簡單。性與資本的結合邁入了新的階段，他們稱之為 「新自由主義性資本」。傳統的性資本主要來自外貌、身體吸引力或被渴望的能力，但在當代新自由主義文化裡，性不再僅屬於私密的親密領域，而是與勞動市場直接相連。作者明確定義：新自由主義性資本，是從性遭遇中萃取出一種「自我欣賞」與「自我價值」，並將其轉化為可雇用性（employability）。換句話說，性經驗所帶來的自信與心理能量，能在不穩定的就業環境裡發揮作用。
書中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轉化：在矽谷，某些性派對被重新包裝為「創造力」與「合作精神」的延伸，與職業倫理緊密結合。又或是，性工作者也會將自身的性經驗理解為一種能培養自尊與專業能力的資源。
作者強調，這種性資本並不限於女性，也不僅僅是外貌或性感的展演，而是包含了心理層面的自我價值感與社交互動中的資源。更重要的是，它並不是單純的計算或策略，而是透過階級習性（habitus）長期養成的一種慣常行動。Illouz 與 Kaplan 指出：新自由主義性資本同時是一種內在感受，也是可以在職場動員的心理能力。它尤其適應當代「專案式、短期化、缺乏穩定結構」的勞動市場，成為一種新的權威來源。
這些歷史脈絡讓我們看到：性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私領域，而是一個和經濟、政治、文化交織的社會力量。從「貞潔」到「妓院」，從「家庭角色」到「廣告符號」，再到今天的「自我品牌化」，性一直在不同時代被重新定義，成為一種可以交換與轉化的資本。
在我們繼續認識性資本的四種類型前，我想先回到先前講述的「良好的性」並是者提問與帶著大家回答問題。
(A) 那些被視為「良好／規範」或「不良」的私人行為（包括性行為）與經濟生產之間的關係；
(B) 從更廣的政治經濟／社會理論角度，為什麼（或如何）某種「好的性／規範性的性行為」會鞏固資本主義生產。
曼德維爾的核心洞見：私人惡行，公共利益（the paradox）
曼德維爾最著名的是《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這個悖論式的主張──常被簡化為「私人惡行帶來公共利益」。
人的慾望、虛榮與欲求（包括對奢侈、情慾、面子的追求）會驅動消費與支出。消費的增加創造需求，刺激生產、分工、就業、貿易與市場擴張。因此，從社會經濟結果看，一些被道德化為「惡」或「不檢點」的私人行為，反而可能帶來公共的經濟繁榮；相反地，如果人人都極端節儉、克制（被視為「德行」），整體消費會下滑，經濟活動就會萎縮——「過度的美德」可能造成公共上的貧困。
曼德維爾不是單純鼓吹放縱，而是在挑戰當時道德家以「美德」作為社會理想的同時指出——社會的經濟機制常依賴那些私人慾望（包括性慾、虛榮、奢侈）的表現。這是他「悖論」的政治修辭與理論核心。
以曼德維爾的框架來看，性（或更廣義的與情慾、慾望相關的行為）可以通過例如：直接消費產業：性慾與性感吸引會刺激服裝、美容、香水、整形、健身、娛樂、夜生活、情趣用品、成人產業與性服務等產業的需求。這些行業帶來投資、就業、供應鏈活動。而更多消費意味著更多分工（製造、行銷、物流、零售、服務業）
又或是間接促進經濟生產的社會支出與收入流動：當人們為了吸引伴侶或維持社會體面而花費（婚禮、服飾、宴請），大筆支出會在經濟內部循環，拉動相關產業。文化產業與象徵消費：性與浪漫的想像被商品化（影視、媒體、廣告塑造理想），進一步擴大消費領域——正是曼德維爾重視的經濟動力來源。
因此，從曼德維爾的視角，「被道德家視為不檢點的性放縱」並非單純的社會惡，而可能是拉動市場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當代區分「好的性」與「壞的性」的界線逐漸模糊並融合與接納，但想必還是有多數人在自身道德直覺中會區分。例如：一夫一妻、婚姻中心的性倫理、性節制都是「好的性」的範疇。而性交易、隨便的性愛等（在這我們討論的不包含暴力、非自願成分的性愛，傷害他人本身是錯誤的我們已予譴責並排除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中。我們想討論的即是，這些性表現中並沒有人受害或感受不當，但依舊會被譴責是「壞的性」的範疇）那麼問題來了，竟然我們能在「壞的性」的範疇中找到許多能鞏固資本主義（例如：紅燈區觀光、性產業、性影視作品、社交場所、約會軟體）等再生產。那「好的性」在這扮演的角色是完全對立的嗎？
當代社會理論（Weber、Engels、Foucault、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等）補充了另一個事實：很多被視為「好的性」或「合規的性行為」（例如一夫一妻、婚姻中心的性倫理、家庭責任）其實對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與秩序也非常重要。
一個穩定的家庭（婚姻、一夫一妻體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維持與下一代的養育。這些再生產工作多為無償或低報酬（通常由女性承擔），卻是資本主義生產能夠持續的基礎──家庭形態在結構上支撐了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再生產。此外，規範性的性／家庭役使女性在家庭中提供再生產勞動，將社會再生產成本部分轉嫁，使資本主義能以較低成本取得再生產成果。女性的勞動被視為「情感/照護的自然責任」，不計入市場報酬，卻維持了生產體系。
除了經由市場交易，性和性態在私人領域中也為資本創造著價值。這一事實一直是持續而詳盡的女性主義批評的主題。根據這一論證思路，女性在經濟上的依賴性讓她們遭到了性勞動，生育勞動和情感付出行勞動方面的剝削。因此，在生育方面以及後來的異性戀浪漫或親密關係領域內對性進行管控，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累積的關鍵所在。的確，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和在他之前的西格斯蒙德·弗洛伊德（Sigismund Freud）一樣，認為男性必須過上滿意的性生活才能正常工作。這就是為什麼女性主義學者會說，”我們社會中的勞動力/性的再生產過程，是以犧牲女性及其勞動代價的。
這種觀點認為，女性異化了她們自己的性能力，即利用她們的外表或性器官來生產剩餘價值和資本；通過這種方式，她們要麼是在為性服務產業，要麼更廣泛地說，是以生物學形式的再生產（生殖）為整個社會服務。（《何謂“性資本”：關於性的歷史社會學》（What is Sexual Capital?）頁55。）
目前本文講述了，性從來不是純粹的私人經驗，而始終與經濟、文化與權力緊密相連。從貞潔規範、性服務商品化，到工業化家庭角色與 20 世紀的「性即銷售」，性一再被資本邏輯吸納。進入 21 世紀，新自由主義更把性納入「自我品牌化」與「人力資本」的框架，將魅力與性經驗轉化為職場軟實力。女性主義批評進一步提醒我們，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長期依賴女性的性勞動、生育與情感付出。
下一篇，我將介紹書中提出的性資本的四種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