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獨特的哲思探討了人類面對自由時的矛盾與困境。若以埃里希・佛洛姆《逃避自由》的理論框架來解讀這部作品，我們可以發現兩位作家雖然採取不同的切入視角，卻都觸及了現代人最深層的存在焦慮——在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之後，我們卻無法承受這份自由帶來的責任與不確定性。
現代人的自由困境
從古典自由主義到當代我們對於自由的定義有不斷地演變。而在《逃避自由》中佛洛姆區分了「消極自由」、「積極自由」兩種概念上的差異。「消極自由」指的是一個人的行動沒有外在的干涉或限制，而這也正是古典上經常捍衛的。而「積極自由」則是指一種自發的創造性活動。而這個區分揭示了一個困境，那就是從權威解放，卻僅擁有消極自由，而缺乏積極自由的個體，往往會經歷令人難以忍受的焦慮與空虛，因為創造性的匱乏。而這會驅使人思考替代的秩序來驅散不確定性。
自由的重量
佛洛姆指出，現代社會的發展為人類帶來了空前的自由，但這種自由卻如上所述，成為許多人難以承受的重擔。隨著傳統社會結構的瓦解，宗教信仰的式微，人們「擺脫」原有的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被迫」面對更加自由、更有可能性的人生。這種情況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得到了生動的呈現：托馬斯、特麗莎、薩賓娜和佛蘭茲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卻都因無法承受自由帶來的責任而陷入困境。
個人主義的困境
現代社會推崇個人主義，鼓勵追求自我實現，但這同時也削弱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加劇了孤獨感。正如佛洛姆所言，這種情況導致人們雖然擁有更多選擇的自由，卻也更容易感到孤立無援。小說中的角色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現了這種困境：他們渴望自由，卻又害怕孤獨；追求獨立，卻又需要依附。
托馬斯的「消極自由」
托馬斯代表了佛洛姆所說的「消極自由」的展現。他通過不斷變換情慾關係來逃避情感的約束，追求一種擺脫一切束縛的自由。然而，這種表面的自由追求實際上是一種逃避——逃避建立真誠的人際關係，逃避承擔情感的責任，逃避一種在感情中的「重」而選擇了只要感官肉慾，不要責任承諾的「輕」。托馬斯看似享受著自由的性愛，有許多的選擇，但他在自己不斷的多樣選擇中內心卻充滿了空虛和孤獨最後則被淹沒，托馬斯反應了自由的困進，這正印證了佛洛姆的觀點：真正的自由不在於擺脫一切束縛，而在於在承擔中實現自我。
特麗莎害怕獨立面對生命的責任，選擇依附托馬斯來逃避自由帶來的焦慮。展現出了《逃避自由》中「權威性格」的特性是個人因為無法面對消極自由的孤獨，希望放棄自身的獨立自主，讓自己與他者強迫性結合。這樣一種展現在親密關係中「受虐」的逃避模式。特麗莎在面對托馬斯在婚後依舊風流不改，而感到痛苦不堪半夜裏常在噩夢中驚醒，托馬士雖感愧疚，卻還是花心如故。她心傷不已，只能繼續以作夢的方式，為壓抑的情緒尋找出口。她將生命的重心完全寄託在托馬斯身上，希望通過這種依附關係獲得安全感。然而，這種逃避策略不僅沒有解決她的焦慮，反而加重了她的痛苦，因為她將自己的幸福完全建立在他人身上，而忽視了自身的成長和獨立。
後來特麗莎決定不再軟弱，不再一心依附他，透過托馬士的情婦薩賓娜介紹，在雜誌社覓得一份工作，她展現才華，很快成為優秀的攝影記者。這時的特麗莎是「重」的。雖然他擺脫了依附關係造成的痛苦，這樣的行動即展現了擺脫束縛的自由，「重」特麗莎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也正是這樣她必須為她的選擇與行動負責。雖然辛苦，卻因為這些負擔，證明了生命之「重」與存在，不再只是茫然的呼吸，也不再覺得目標飄渺不定。
薩賓娜的「機械化的順從」
薩賓娜自小成受到清教徒父親之嚴厲管教，不准她談戀愛，而由於學校教育的思想束縛，連想畫「立體派」都被視為異端，在她看來，只允許「忠貞」思想的「共產主義」，不過是另一個嚴格且創意缺缺的父親，這都是薩賓娜生命中的「重」。於是她以不斷地「反叛」來對抗，故意嫁給父親不喜歡的二流演員，父親因母親去世而傷心自殺後，薩賓娜又反叛自己的反叛，離開難纏的酒鬼丈夫，反叛世俗，成為托馬士最契合的情婦，彼此不用為對方負責，這又是薩賓娜的「輕」，然而這種一再的反叛使她心靈虛無，「輕」得十分痛苦。蘇俄派兵鎮壓捷克，乃是舉國之「重」，無法忍受「虛偽」與「媚俗」的薩賓娜開始流亡生涯，以難民身分反抗共產極權，實則資本主義也充斥著令她厭惡的「虛偽」與「媚俗」，這種無故鄉可歸又無處可去的「輕」，折磨著她的內心，似乎自己的「遁走」已到了盡頭，此豈非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薩賓娜的悲劇不是重，而是「輕」，壓在她身上的不是一個重擔，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薩賓娜同時也展現了「個體化的完成」也就是學會以獨立之身實現自己的完整性，並自主的與他人建立友愛且正向的社會連結。但同時薩賓娜是小說中最鮮明地展現「逃避自由」特質的角色。她不斷地背叛、旅行，追求新的可能性，看似是自由的化身，實則是對承諾和責任的恐懼。然而，這種永恆的逃離並沒有帶給她真正的自由，反而讓她陷入更深的迷失和孤獨之中。
至於薩賓娜於瑞士的情夫佛蘭茲，二十多年前，他因對方以自殺要脅而被迫走入婚姻，他並不愛妻子，女兒亦站在母親那邊，偏偏他認為「忠貞」、「誠實」是人類應有的美德，他依然循規蹈矩，維持著家庭，但他想到一輩子將在他的大學辦公室、一兩個圖書館，和兩三個講堂上度過，這使他透不過氣來，是以他想要走向戶外，醉心於革命，嚮往著偉大的遊行或示威，這是弗蘭茲的「重」。直到佛蘭茲認識薩賓娜，她來自充斥「監獄」、「迫害」、「禁書」、「坦克」字眼的苦難國家，這使他覺得薩賓娜更加美麗。在薩賓娜的影響下佛蘭茲從個體化失敗的他轉為了成功，但最後他因為不願意說謊所以公開了戀情，這讓他感受到了「輕」終於誠實地過生活了。薩賓娜卻因愛情被公開，使得愛情增加重量，變成一種負擔，乃不告而別。但佛蘭茲也真正的擁有了自由的生活。
輕與重的辯證
昆德拉筆下的「輕」與「重」概念，與佛洛姆的自由理論形成了有趣的對話。「輕」象徵了擺脫一切束縛的自由，而「重」則代表了責任與承諾帶來的約束，小說中的角色們都在這兩極之間搖擺。
佛洛姆的理論幫助我們理解：真正的自由既不在於完全的「輕」，也不在於徹底的「重」，而是在於找到一個平衡點——在承擔責任中建立愛且正向的與社會連結並實現自我，在與他人的真誠連結中獲得自由。這或許就是昆德拉要告訴我們的：生命之輕與之重的平衡，正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永恆課題。
結語
通過佛洛姆的理論視角重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小說中人物的困境，以及他們逃避自由的不同方式。這些困境並非個別現象，而是反應了現代人共同面對的存在困境。
小說沒有給出現成的答案，但通過佛洛姆的理論，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示：真正的自由不在於逃避責任或盲目追求解放，而在於在承擔中找到自我實現的可能，在與他人的真誠連結中達到真正的自由。這或許就是解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