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影論重點：
「溺」如何串連片中德國與敘利亞兩個家庭
事隔10年，本片對2015德國開放邊境接納難民的省思
片中角色各自象徵怎樣的當代處境
雖非湯姆・提克威的最佳，但有其哀而不傷的珍貴
睽違九年，湯姆・提克威（Tom Tykwer）自編自導的長片〈光 Das Licht, 2025〉，幾乎放飛自我，顯得游刃有餘。剪輯節奏與配樂張力依舊鮮活，在劇情中自由拼貼想像的超現實風格，保有他早期作品那種現實與夢境交錯的氣質。只是，這一次的野心並不容易讓人愛上。片中他直指對近代德國社會的觀察─從意識形態、國際局勢，到個體與社會的關係，種種思辨構成了一場場腦內風暴：精彩，卻不易消化；貪多，而顯得近乎自溺。
然而「溺」這個字眼，不僅道盡了湯姆・提克威於本片的用心，也加深兩組家庭的對照關係。
溺：兩個家庭的命運映照
明面上，談的是敘利亞籍幫傭 Farrah 與其家人，他們在阿拉伯之春後逃離家園，途中遭遇海上風暴，丈夫與雙胞胎葬身大海，唯有她倖存；這場「溺」，明示了敘利亞內戰與國際局勢的困境，使他們作為「難民」，緊緊束縛他們的生命與未來。然而全片霪雨不絕，同樣吞噬著Engels 一家─那是一種無所察覺的「溺」，他們早已習慣這樣的天氣，那份潮濕、黏膩、陰鬱成了生活的底色。在社會與家庭的雙重崩毀下，他們體面地、入世地活在當下，卻失去了自覺。即使作為家人，也成了彼此最陌生的人。
歷史的債與人道省思
誠然，這是對 2015 年德國總理梅克爾宣布接納敘利亞等戰亂地區難民潮的省思。十年過去，政策引發的社會分裂與政治動盪，像是一條無法回頭的路；即使之後有所調整，其效應與影響早已深入社會肌理。作為最早表態接納難民的歐洲國家，德國是否仍在背負二戰納粹屠殺的債？這份歷史負擔或許正驅使他們，以人道主義之名，證明整個民族的改變？
姑且不論人道主義本身所牽涉的政治與主權爭議，先行思考它之所以能成為「人性制高點」，又是誰賦予的權力？又該有怎樣的體制、環境與資源，人類才能有餘裕對同類伸出援手？湯姆·提克威並非質疑良善或互助的必要，而是追問：當歐陸社會的精神面早已搖搖欲墜，該如何承接他人的苦難？
理想的商業價值：Tim 的政治諷刺
Engels一家成為縮影，每個人都帶著某種荒謬的諷刺。父親Tim嫻熟左派思辨，如今卻在光鮮亮麗的辦公大樓，將批判語彙包裝成遊說的華麗標語。他甚至能從女兒Frieda「過激」的言論汲取靈感，寫下那句—「我們成為了我們曾經批評的對象」。Tim並非墮落，只是察覺理想也有其商業化的形貌；人終究會在現實裡，將生活調整成最舒服的姿態，甚至連挑釁與質疑，都能附帶著市場價值。
Tim這個角色，正是對當代政治打上的問號。他標語中所使用的「#我們（Wir）」，直接呼應梅克爾當年宣布開放邊境的名言：「我們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那不僅是一句信心喊話，更是一次語言上的集體動員─將人民無意識地框進一個共同體，使他們在看不清自身現實困境的同時，被迫承諾一個岌岌可危的願景。
自我追求的落空：Milena 的漂浮人生
母親 Milena 從事著跨國公益的工作，試圖以一個平行的姿態為非洲帶來改變。湯姆·提克威刻意將她的計畫設定為「藝文中心」，而非更具生產力的建設（如農牧、就業、交通等），並以旁白闡述：「被救助者必須有自覺，才能真正改變。」我們無法忽略 Milena 為這個計畫不斷奔走、不肯放棄的毅力，然而，她始終只是電話那一端下達指示的人。
導演並未評價哪種建設更為「重要」，而是讓觀眾對照前述歐洲人文精神的狀態，自行感受其矛盾。當 Milena 最終拿不到補助，卻得知當地人民另行找到贊助時，計畫雖得以延續，但已不再屬於她。那份對自立的欣慰，與失去主導權的茫然，重疊成一種無處安放的失落。
相較於傳統被家庭束縛的女性， Milena 能追逐理想、投身公共事務；然而頻繁的出差造成的「缺席」，卻難以被孩子諒解。她與 Tim 爭執時也點出：男性面對問題往往選擇逃避，而女性的缺席卻更容易被放大檢視。這層差異揭示了現代女性在自我追求與家庭期待之間，仍有難以調和的落差。
諮商時， Milena 提到自己生產曾歷經瀕死體驗，靈魂似乎漂浮在上空，看著一切發生。「什麼時候妳覺得自己下來了？或是……從未下來過？」諮商師的提問，觸發了她心底深處的疼痛。此後， Milena 時常直盯天花板的角落，彷彿確認自己的所在。這個針對女性的叩問，也同時是對所有靈魂的質疑—生活的一切是否只是徒然的虛構？抑或我們早已在某個時刻死去，只是從未察覺。
茫然的世代：失焦的雙胞胎
至此，透過這兩個主角已帶來豐滿的角色衝突和主題意涵。也因此顯得他們的一雙兒女Frieda和Jon，成為「茫然的年輕世代」的點綴。Frieda是個傾向無產階級的左派青少女，流連舞廳、飲酒嗑藥，像是Tim年輕時的極端版本；Jon是沈迷虛擬世界的遊戲高手，不像Frieda對現世還有憤怒、還會批判，他則成為「仍想打造更好世界的Milena」的反面。然而，對Frieda和Jon的切身衝擊，反倒刻板化他們所象徵的世代：前者是對性的不安、後者是怯於與人真實互動，塑造上也沒看出將兩人設定為「雙胞胎」的意義。
被強加的拯救者：Dio的尷尬塑造
不過，Frieda和Jon的某種刻板或許還能算是一種鮮明。 相較之下，Milena外遇所生的Dio更是個尷尬的角色─這個角色被刻意用來帶出「波希米亞狂想曲」的象徵─這首皇后合唱團（Queen）的名曲，訴說拒絕社會常規、接受自我矛盾與困惑的生活態度，是面對文化、社會不安的感性表達。電影似乎想藉著這個年幼的角色，為無望的大人重新注入一絲信仰，甚至讓Dio扮演片尾的「拯救者」；但，不論是歌曲過於直白的象徵，或是角色缺乏性格鋪展與能量支撐（更別提片長已近三小時），都讓Dio身上這份「重責大任」顯得不合常情。
換個角度，電影反轉 Farrah 作為「需要被幫助的難民」形象，使她成為幫助 Engels 的神秘存在。這樣的安排，比起強行讓 Dio 成為關鍵角色，更顯溫柔而自然。只是，Farrah 為何「選中」 Engels 一家（僅僅因家庭結構相似？），以及她操控光療的能量與信念，仍顯模糊。嘎然而止的結尾，也未真正交代兩個家庭在「放下」之後獲得了怎樣的安慰，使得「光」最終僅是一種表面的符號。
不少觀眾批評片中為 Engels 一家設計的超現實片段過於自溺，但那其實是湯姆・提克威的拿手好戲─在現實之外「延展」出精神意象。本片的問題在於，這些超現實段落「介入」現實敘事時過於生硬。再度以片尾為例：Dio 邊唱「波希米亞狂想曲」邊阻止集體光療的場面，尷尬而突兀；眾人被喚醒後旱地嗆水般的橋接，也過於奇詭。
焦慮且誠實：一首屬於當代的哀歌
但或許對湯姆・提克威而言，這樣的「溺」本身就是一種自覺，他選擇誠實地投入自己的焦慮之中，傾注對當下的呼喊。<光>並非他最出色的作品，卻是一首屬於當代的哀歌：哀而不傷，仍不死心地偷渡理想化的救贖。我們少見如此真誠且溫柔的視角，去凝視當下的困境與人性；對習於犬儒的台灣觀眾而言，因身處與美國相似的社會分化，反倒更能共鳴〈一戰再戰 One Battle After Another, 2025〉中那股「持續戰鬥」的能量。
有趣的是，<一戰再戰 >與<光>存在著微妙的呼應：前者中被遺忘的謎底是「時間並不存在，但它卻控制著我們」；後者則透過 Farrah 感應「時候到了」、以及沙漏中流動的「水」，試圖掙脫時間的具象束縛。若能如此，也許我們終能不再被控制，能以更開闊的心境重新感受個體在這個近乎窒息的世界中的重量。
同場加映：
失敗者的偉大勝利<一戰再戰>：美式精神的當代回應
史詩成遺跡<粗獷派建築師>：當「美國夢」不再
該如何抵抗連魔鬼都不想要的命運<倒帶人生>：社會福利下的底層光景
自私的基因<夢想集中營>：時至今日，納粹暴行帶來的省思
懸疑總在電影後<紅色房間>：電影成了一種當代社會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