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台灣讀者對國民黨的歷史認識存在著兩種極端：要麼是在國立編譯館時代接受的黨國神話——孫中山創黨、領導革命、建立民國；要麼是在去中國化教育下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只知道「國民黨很爛」。但真實的歷史遠比這兩種敘事複雜且諷刺：今天我們所知的「中國國民黨」，既不是孫汶創立的，也不是一開始就是列寧式政黨，而是經歷了一場從議會民主政黨到極權主義組織的墮落過程，其中最關鍵的一步，就是他們認了一個名叫符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的外國人當爸爸。
第一幕：真正的國民黨與它的創立者（1912-1914）
如果你問今天的中國國民黨「誰創立了國民黨」，標準答案是「國父（挪抬）孫中山先生」。但這純屬胡說。
國民黨的倡議者是章士釗，創立者是宋教仁。民國元年（1912年），在袁世凱的北京政府與南方革命派達成妥協、建立共和體制之後，宋教仁主張將同盟會改組為合法的議會政黨，以便參與憲政競爭。他召集同盟會會員、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五個團體，於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湖廣會館正式成立「國民黨」。這個國民黨，與孫汶創立的興中會或同盟會，性質完全不同。興中會成立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是孫汶在檀香山建立的秘密革命組織；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興中會與黃興的華興會、章太炎等人的光復會在東京合併，成立「中國同盟會」，孫汶被推為總理。但以暗殺、炸火車、武裝叛亂為能事的同盟會是什麼東西？孫汶說是「革命黨」，但用今天的語言說，則是恐怖組織兼暴力團伙。
而宋教仁創立的國民黨，是一個合法的議會民主政黨。它的目標是透過選舉取得國會多數，組織責任內閣，實現憲政民主。宋教仁本人擔任代理理事長，實際負責黨務運作；孫汶雖被尊為理事長，但對該黨的日常運作並無實質影響。民國二年（1913年）初，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取得眾議院596席中的269席、參議院274席中的123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宋教仁準備組織責任內閣，中國的憲政民主似乎有了曙光。
然而，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準備北上組閣時，被刺客武士英槍殺，兩天後不治身亡。
誰是兇手？至今眾說紛紜。梁啟超認為幕後黑手是陳其美——孫汶的忠實追隨者、蔣介石的拜把兄弟。近年來有學者認為洪述祖是刺宋案的唯一主謀，與陳其美或袁世凱皆無關係。但無論真相如何，孫汶等人迅速抓住這個機會，大肆宣稱主謀是袁世凱——這種手法與其後繼者一手炮製的三一八慘案或三一九槍擊案有異曲同工之妙。
宋教仁一死，孫汶立刻奪取國民黨大權。他不顧黃興等黨內元老的反對，在長江下游發起武裝叛亂（所謂「二次革命」）。這場叛亂很快就被中央軍平定——因為它根本不得人心。民國初年的中國人民，剛剛經歷了辛亥革命的混亂，渴望的是和平與秩序，而非又一場內戰。更何況，宋教仁代表的是議會政治、和平競爭的道路，而孫汶卻要重回暴力革命的老路。
叛亂失敗後，孫汶流亡日本。但他不檢討自己的路線為何不受人民支持，反而怪罪於黨員「喪失革命信仰」。民國三年（1914年）七月，孫汶在東京獨斷宣佈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恢復恐怖主義路線。所有黨員必須按指模並宣誓效忠孫汶個人，承諾「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這種個人崇拜與效忠制度，與後來的德意志國家工人黨（納粹黨）、朝鮮勞動黨並無二致。
黃興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他認為孫汶搞的是會黨而非政黨，這種要求個人效忠的組織根本不符合現代政黨的常識。但孫汶充耳不聞。於是不齒於孫汶做法的老國民黨員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另組「歐事研究會」（後改稱政學會），與孫汶徹底脫離關係。
第二幕：從不得人心的流寇到馬祖大仙的中國兒子（1914-1924）
中華革命黨在國內完全不得人心。民國六年（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孫汶利用這個機會在廣州召集了一批同志，建立護法政府。但人們很快看破了孫汶的獨裁真面目。民國八年（1919年），由政學會領袖岑春煊（此時黃興已病故）帶頭，廣州政府將孫汶及其黨徒逐出廣州。
孫汶又流亡到上海。這時他想起「國民黨」這個招牌比「中華革命黨」更有正當性，更能為他提供掩護——畢竟國民黨曾經是合法的議會政黨，在民間還有一定聲望。於是在民國八年十月，孫汶宣佈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
但老國民黨員們心知肚明。這個所謂的「中國國民黨」與宋教仁創立的國民黨毫無關係，不過是中華革命黨換了個招牌而已。因此，真正的老國民黨員如廣東省長楊永泰、眾議院議長吳景濂等人，都拒絕加入孫汶的組織。
接下來的幾年，孫汶在嶺南不斷上演軍閥走馬燈。民國十年（1921年），他靠著陳炯明的軍隊攻下廣州，重新控制嶺南政權。不久，孫汶要北伐，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兩人翻臉。孫汶利用沈鴻英的軍隊驅逐陳炯明。又不久，孫汶與沈鴻英也翻臉……
就在孫汶窮途末路之際，一個外國人決定幫助他。這位外國人名叫符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又稱：列寧。
列寧在俄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後，將目光投向東方。中國的軍閥混戰與社會動盪，在他看來是輸出革命的絕佳機會。但誰是合適的代理人？中國共產黨太年輕太弱小。孫汶雖然屢戰屢敗，但畢竟有「革命」的招牌，在南方還有一定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孫汶此時正處於絕望之中，最容易接受援助——無論這援助來自何方。
民國十二年（1923年）一月，孫汶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孫越宣言》，正式接受蘇俄的援助。不久，列寧派遣特使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來到廣州，帶著大批軍火與盧布，幫助孫汶建立軍隊、改造政黨。
鮑羅廷的到來，徹底改變了中國國民黨的性質。這個曾經（在宋教仁時代）是議會政黨、後來（在孫汶手中）變成個人崇拜組織的政治團體，現在要按照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模式進行改造。
從此，孫汶帶著他的國民黨，認了烏里揚諾夫當爸爸。
第三幕：好兒子的黃金時代（1924-1927）
鮑羅廷的改造是全面而徹底的。他首先重組了國民黨的組織結構，建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各級黨部、黨代表制度——這完全是蘇聯共產黨的翻版。黨不再是一個鬆散的革命團體，而是一個有嚴密組織、有紀律、有意識形態的列寧式先鋒黨。
但更重要的是思想改造。鮑羅廷教會了國民黨如何運用列寧的革命工具。
在意識形態建構方面，鮑羅廷指導設立了現代化的宣傳部門，由毛澤東擔任代理部長。國民黨開始系統性地使用「三民主義」對抗「封建軍閥」的論述框架。這不是簡單的口號，而是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體系，用來解釋中國的現狀、指出革命的方向、動員群眾的支持。
在民族主義動員方面，國民黨提出了激進的反帝口號：「打倒列強，除軍閥」。這個口號抓住了當時中國人最深刻的情感——對外國侵略的憤怒、對軍閥混戰的厭倦。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的成功，顯示了這種民族主義論述的巨大動員力量。
在敵對勢力論述方面，國民黨建構了「北廷」（北京政府）是「帝國主義傀儡」的論述框架。這個框架將內部敵人（「軍閥」）與外部敵人（帝國主義）連結起來，形成了一個清晰的敵我圖景。
最關鍵的是敵友劃分機制。國民黨動員學生運動，將所有反對勢力標籤為「帝國主義走狗」。這是施密特式的政治神學：政治的本質是區分敵友，而國民黨此時的敵友劃分清晰而有效。誰反對革命？誰就是人民的敵人。誰是人民的敵人?誰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這種二元對立的論述簡單而有力，非常適合群眾動員。
在黨國體制建構方面，國民黨確立了「以黨領政、以黨治國」的列寧式組織原則。黨不是政府的一部分，黨是在政府之上的。政府只是黨實現其意志的工具。這個原則後來成為國民黨統治的核心——無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
在革命主體建構方面，國民黨建構了「革命先烈」與「總理信徒」的集體身份認同。每個黨員都是「總理的信徒」，都要實現總理的遺志。這種宗教化的政治語言，創造了強大的集體認同。
在文化改造工程方面，黃埔軍校的政治部系統建立了全新的政治教育模式。軍官不僅要懂軍事，更要懂政治。每個部隊都有黨代表，負責政治工作。這確保了軍隊的政治忠誠——忠於黨，而非忠於將領。
在革命性動員方面，北伐軍將軍事動員與社會革命結合起來。「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獲得底層民眾的熱烈支持。北伐不只是軍事征服，更是社會革命。工人罷工、農民起義配合北伐軍的推進，形成了強大的革命洪流。
最後，在政治排除機制方面，國民黨對異議知識分子發動文化鬥爭。取消章士釗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批判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焚燒《晨報》報館——這些象徵性暴力行動宣告：革命不容異議，革命要改造整個社會的思想。
這一切的成果是驚人的。北伐戰爭僅用兩年時間就統一了大半個中國。國民黨從一個在廣東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權，變成了控制長江以南的強大力量。這是列寧革命工具的勝利，也是國民黨作為列寧爸爸的「好兒子」的黃金時代。
第四幕：變質的開始（1928-1937）
但好景不長。1927年四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大規模屠殺共產黨員與左翼群眾。這標誌著國民黨性質的根本轉變：從革命黨變成統治黨，從聯合工農變成依靠地主豪紳。這個轉變對國民黨運用列寧工具的能力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意識形態建構方面，藍衣社與CC系統建立了龐大的宣傳機器，但這個機器越來越失去公信力。當國民黨不再代表工農，它的「革命」話語就變得空洞。
在民族主義動員方面，「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造成了致命的矛盾。一方面，國民黨宣稱要抵抗日本侵略；另一方面，蔣介石對日本採取妥協政策。這種言行不一削弱了民族主義論述的動員力量。
在敵對勢力論述方面，國民黨發展了「共匪滲透」的論述，並通過清黨運動系統化執行。白色恐怖確實清除了大批共產黨員，但也激起了社會反感。
最關鍵的問題出在敵友劃分機制。中共在被清洗後轉入江西、延安等邊緣地區，對城市居民而言不再構成直接威脅。日本侵略日益嚴重，但蔣介石不敢明確將日本定為敵人。結果是敵我界線的模糊化：誰是敵人？共產黨？他們躲在山洞裡，一般人根本不在乎。日本？蔣介石不敢說任何「歧視日本」的話。
沒有明確的敵人，政治動員就失效了。這正是施密特政治理論的核心洞見：政治的本質是敵友劃分，失去敵人的政治共同體，就不再是政治共同體。
在黨國體制方面，「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集權體制確實建立了，但這個體制越來越依賴恐怖而非動員。
在革命主體建構方面，「革命尚未成功」的論述持續，新生活運動試圖重塑道德主體，但這些努力越來越儀式化。革命話語只存在於領袖的每次講話之中，而不存在於實際的政治實踐中。
在文化改造工程方面，新生活運動與文化統制政策繼續推行，但缺乏社會基礎。當國民黨與地主豪紳結盟後，它失去了底層動員的能力。
在革命性動員方面，「革命」一詞現在只存在於領袖的演講之中。國民黨變成了統治階級，不再是革命者。
在政治排除機制方面，白色恐怖雖然系統性執行，但效果有限。中共地下黨可以躲到租界——帝國主義的法外空間反而成為革命者的庇護所，這是多麼諷刺！政治暗殺只能解決次要目標（如唐紹儀），而無法對付關鍵人物（如汪精衛）。國民黨的政治排除能力遠不如它的蘇聯老師。
這個時期的國民黨，如果讓列寧評分，大概只能勉強及格。它還保持著列寧式政黨的外殼，但內核已經開始腐爛。
第五幕：全面崩潰（1945-1949）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看似達到了權力的頂峰——它是戰勝國政府，控制著全中國（至少在名義上）。但實際上，八年抗戰已經掏空了國民黨的組織能力與社會基礎。而它運用列寧革命工具的能力，更是全面崩潰。
在意識形態建構方面，宣傳體系仍在運作，但社會動員效能急劇下降。沒有人再相信國民黨的宣傳。
在民族主義動員方面，對美國的依賴徹底削弱了民族主義論述。國民黨一方面接受美援，一方面批評美國干涉內政——這種自相矛盾讓它失去了民族主義的道德制高點。
在敵對勢力論述方面，國民黨將中共定位為「俄帝國主義」代理人，後期又加上「杜魯門綏靖主義」的批判。但這個論述充滿矛盾：批評蘇聯支持中共，但自己也依賴美國援助；批評杜魯門不夠支持，又說馬歇爾干涉中國內政——這種矛盾讓論述完全失去說服力。
在敵友劃分機制方面，國民黨已經完全喪失了清晰劃分敵友的能力。敵人設定自相矛盾：「俄帝國主義」和「杜魯門綏靖主義」同時是敵人？那中國到底應該親美還是反美？這種混亂的敵我論述無法產生任何動員效果。
在黨國體制方面，集權體制已經解體。黨變成了派系共治的平台。李宗仁可以逼宮蔣介石變成「代總統」，這在1935年是不可想象的。「一個領袖」的神話破產了。
在革命主體建構方面，國民黨放棄了革命論述，改談「建設」。但腐敗的形象使得建設論述毫無可信度。誰相信四大家族能建設新中國？
在文化改造工程方面，三民主義論述已經失去社會共鳴。國民黨只能重新抬出孔子，訴諸儒家傳統。這顯示了現代革命話語的徹底失敗。
在革命性動員方面，「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成為國民黨的寫照。官僚腐敗、接收大員劣跡、抓壯丁的暴行——國民黨已經完全喪失了革命正當性。
在政治排除機制方面，國民黨已經無能化。它連政治領袖都暗殺不了，只敢暗殺知識分子——聞一多、李公樸案等暗殺行為不僅沒有嚇阻反對派，反而激起了更大的社會反感。
這個時期的國民黨，如果讓列寧評分，大概只能得零分。
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中徹底失敗，退守台灣。
尾聲：歷史的終點與不肖子的未來
從1924年到1949年，國民黨完成了從列寧爸爸的「好兒子」到「不肖子」的墮落。至於1949年之後，國民黨在台灣延續了它的統治，但那已經是另一段歷史了。考慮到本人拿的是中國史學位，不是台灣史學位，如果繼續分析戒嚴時期的國民黨，那麼就是在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本人將極有可能被當下的執政當局給取消。所以關於1949年之後國民黨在台灣的故事，我就不繼續分析了。
至於今天的國民黨是什麼鬼樣子？請見明天將會刊出的〈列寧的私生子們：當代政治的革命系譜學〉——那是時政評論，不是中國史分析，所以我還是能說幾句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