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戇，種甘蔗予會社磅」，這句話在台灣是家喻戶曉的諺語，意思是「最傻的事，就是種甘蔗給會社秤」。魏金絨兒時聽見這句話時，雖不明白其中的歷史背景，卻從語氣裡聽出一種深層的不平與無奈。
多年後，他出社會擔任教師時，偶然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二林蔗農事件」的簡短介紹。那一刻，他心頭一震，原來這件事真的存在，這股震撼成為他之後投入調查的開端。真正開始行動，則是在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地方文史工作者相遇之後。
那是1980年代，魏金絨與、洪長源、謝四海、陳慶芳等人，開始試著重新拼湊這段歷史的脈絡。洪長源是關鍵人物之一，他平時是二林鎮公所的職員，喜好閱讀與寫作，曾在報紙上發表關於二林蔗農事件的文章。那時的他們，並沒有專業的史料研究訓練，也缺乏完整的官方檔案，只能從民間的口述與遺物中尋找線索。魏金絨負責拜訪幾位與事件有關的人物，包含陳萬勤、劉崧甫、蔡淵騰等。他回憶，當時至劉崧甫的老家探問是否仍有資料留存，他們在一堆泛黃的紙張當中，赫然發現了一本破舊的筆記本，那正是後來被稱為「鐵窗日記」的原件。
那是劉崧甫在入獄時留下的文字，混合著日文、漢文與台文，用筆尖記錄下殖民地時代一位知識分子在獄中的思索與困境。魏金絨說：「我看了頭都大了，那裡面有的像漢詩，有的又是日文拼台語。」這一份手稿，不僅是一名蔗農領袖的個人見證，也成為後人理解那段歷史的珍貴遺產。
然而，解讀日記的過程極其艱難。魏金絨找過許多自認日語流利的人來翻譯，卻都無功而返，直到日本學者都留俊太郎來台，才接下了這項任務，他組成讀書會，前後花了近十年的時間，才逐步完成翻譯。劉崧甫的筆跡，顯示出台灣知識分子在日語教育與漢學傳統之間掙扎，是語言與思想的交錯的例證。
魏金絨對劉崧甫的日記印象極深。他說，這位蔗農領袖在日記中寫過一句讓他難忘的話：「讀聖賢書所為何事？」這句話宛如穿越時空的叩問，讀書的目的，難道不是為了讓更多人受惠嗎？對魏金絨而言，這是對今日社會的提醒。他感慨地說：「很多人出來做官，是為了升官發財，不是為了人民服務。可劉崧甫那一代讀書人，是為了社會、為了眾人。」
隨著調查深入，他們也逐漸明白為何這段歷史在地方被長期噤聲。二林蔗農事件發生於1925年（大正14年），是台灣農民反抗日本時期製糖會社壓榨制度的代表事件之一。由於事件主導者李應章在事件發生後逃往中國，後來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在冷戰與戒嚴的年代，這段歷史被視為敏感話題，民間多以避談為常。
但對他來說，沉默並不能抹去事實。透過一次次田野訪談與史料蒐集，魏金絨和同伴終於讓「二林蔗農事件」從歷史的陰影中重見天日，2001年出版的《殖民地的怒吼》一書，便是他們努力的成果之一。在回顧這段歷程時，魏金絨仍認為，那些被囚的知識分子，並非為了個人利益，而是出於對公平正義的堅持。「他們讀書、組織、抗爭，都是為了讓農民不再被欺壓，那才是真正的讀書人本色。」
如今，當人們重新閱讀「鐵窗日記」，看到的不僅是殖民地時代的壓迫，更是二林人面對不公時挺身而出的勇氣。魏金絨說，他希望藉著這本日記重新出土的契機，讓外界重新認識二林，這裡不只是「黑道之鄉」的刻板印象，而是一個誕生過勇氣與信念的地方。
那句童年時聽來模糊的諺語，如今在他心中有了新的意義。「第一戇，種甘蔗予會社磅」不再只是農民的嘆息，而是一種時代的見證，在最艱難的歲月裡，仍有人願意為公義發聲，這樣的精神，值得二林的後代們持續傳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