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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發展的論述中，有兩個廣被接受的假設。政治競爭能帶來更好的治理，為其一。蓬勃的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代表著高度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和社區參與，能作為制衡菁英權力 (elite power) 的力量，進而促進政治咎責 ，為其二。
然而，Acemoglu, Reed, and Robinson過去一項針對針對獅子山共和國 (Sierra Leone) 酋長制度的研究《酋長：獅子山共和國的經濟發展與菁英對公民社會的控制》("Chief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lite Control of Civil Society in Sierra Leone") 挑戰了這項傳統智慧。這項研究的關懷與Acemoglu跟Robinson兩位諾獎得主先後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跟《自由的窄廊》相當一致：英國殖民留下的酋長制度，是否對獅子山共和國的農村地區，帶來了榨取制度？
他們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悖論 (paradox)：在獅子山共和國的農村地區，經濟表現最差的地方，往往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並伴隨著對權威的尊重。他們認為，這原因出於這些地區的公民社會被菁英「挾持」或「俘獲」(captured)，菁英透過這些控制公民社會來控制民眾，而非賦權於民。
政治競爭的殖民起源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要理解獅子山共和國農村的政治經濟，必須回溯至 1896 年，當時英國殖民當局建立了「最高酋長」(Paramount Chiefs) 制度，乃為了實施間接統治 (indirect rule)，英國人指定了每個酋長領地內的特定統治家族(文中的ruling families) 作為唯一有資格競選酋長的家族世系。
這項殖民決策創造了一個延續至今的自然實驗。由於每個酋長領地內的統治家族數量是由歷史上的偶然因素決定的——例如當時某一方勢力的領袖人數或是否有男性繼承人，或男丁有幾人，並從此延用這些員額，因此全國各地的酋長家族數量差異很大。有些酋長領地只有一兩個統治家族，而其他領地則有許多個。
（註：這篇研究中的自然實驗並不是很「實驗」，如果以今日的行業標準，經濟學者要從事類似的研究，審稿人可能會對實驗設計更為吹毛求庛。）
這種自然實贊創造的變異量，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視角來觀察菁英制約的效果。其邏輯符合標準的賽局理論：在擁有多個統治家族的領地，酋長面臨著被替換的具公信力的威脅 (credible threats)。為了保住權位，他們必須建立更廣泛的政治聯盟來有效地治理。反之，在統治家族稀少的領地，酋長的權力實際上是壟斷的狀態 (monopoly) 的，不受他方威脅而約束。
政治競爭帶來的經濟紅利
他們的研究證實，權力制約對地方經濟福祉至關重要。數據顯示，統治家族的數量與現代發展成果之間存在明確的相關性。
在競爭激烈的地區，各項發展指標都顯著較佳。從競爭程度最低的底層四分位數（家族較少）移動到最高的四分位數（家族較多），會產生顯著的結果：
- 教育： 識字率和受教育程度 (school attainment) 提升了約 7 個百分點。
- 健康： 兒童健康狀況顯著改善，貧血率較低，且體重身高比 (weight-for-height) 數據更佳。
- 經濟： 非農業就業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增加了超過 2 個百分點，家庭也顯示出較高的資產財富 (asset wealth) 和更好的居住品質。
這些發現支持了關於政治競爭的「效率」觀點：當菁英被迫爭取民眾支持時，他們就無法輕易地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經濟。
酋長的社會資本悖論 (The Paradox of Social Capital)
如果分析僅止於經濟結果，故事就很簡單。然而，他們發現了一個關於社會態度 (social attitudes) 和公民社會的趨勢，與直覺相反，而得到了一個「酋長悖論」。
標準的政治理論認為，在治理不善且發展落後的地區（即低競爭的酋長領地），公民應該會感到不滿。人們會預期這類地區對領導人的信任度較低，甚至對領導人組織的社區活動參與度 (engagement) 也會較低。
然而，他們的調查數據顯示的情況恰恰相反。 在統治家族最少（即酋長基本上是不受制約的獨占者）的領地，社會資本的各項指標反倒是最高的。這些地區的公民更可能參加社區會議、參與「勞動互助隊」(labor gangs)，並協助清理道路 (road brushing) 等集體行動。此外，這些公民對權威表達了更高的尊重與信任，且較不同意人民隨便應該質疑領導人。
為什麼生活在較差經濟條件下的公民，反而會對領導人表現出更高的順從並更多地參與政治人物贊助的活動呢？
菁英挾持社會與之衍生的「集體生存邏輯」
Acemoglu, Reed跟Robinson認為，這種高社會資本並非充滿活力的民主社會跡象，而是「菁英挾持」(elite capture) 的徵兆。
在獅子山共和國農村，最高酋長擁有巨大的權力，最顯著的是作為「土地監管人」(custodian of the land)。酋長決定誰可以耕種特定的地塊，並調解所有土地糾紛。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這賦予了酋長掌握臣民經濟生殺大權的能力。
在低度競爭環境中，酋長的權力穩固，酋長因而會利用社會制度來鞏固控制。村裡的社區大會和集體勞動變成了酋長用來監控人口的機制，居民出於要在村落的集體生活中生存，於是不得不參加這些集體活動。
如果一個公民拒絕表達「尊重」或缺席酋長的社區會議，他們就有被排擠 (ostracized) 或失去土地使用權的風險。因此，公民投資於與酋長的關係。他們參加會議並公開表達尊重，是因為他們被鎖定在一種依賴關係。在這種脈絡下，政治正當性源於權力下的不得不然。
這也解釋了研究中發現的產權資料：在統治家族較少（酋長權力較大）的地區，公民——特別是「外地人」(strangers) 或非本地人——出售或出租土地的權利顯著較少。他們必須仰賴酋長的許可才能買賣土地。
對發展政策的啟示
這項研究的發現對國際發展機構和非政府組織提出了一個關鍵的警示。
幾十年來，像世界銀行 (World Bank) 這樣的組織在「社區驅動發展」(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 CDD) 計畫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其假設是：強化地方公民社會組織自然會帶來更好的問責制和治理。
然而，這項研究表明，在缺乏真正的競爭的情況下，這些外來的干預措施 (interventions) 可能會適得其反 (backfire)。如果底層的政治結構允許菁英俘獲公民社會，那麼將資源注入社區組織可能只是增強了獨裁者 (autocrat) 的力量。村里會議的高出席率並不總是成功的指標；在不受制約的權力陰影下，它可能是一種恐懼的指標。
反思與後續研究
不過在由Vivi Alatas、 Abhijit Banerjee、Rema Hanna、Benjamin A. Olken、 Ririn Purnamasari跟Matthew Wai-Poi進行的一項後續研究中，發現以印尼為例，地方菁英對福利計劃的榨取規模並不巨大，消除地方菁英的挾持，只會對福利計劃的效率增加大概1%。
而哈佛經濟系教授Augustin Bergeron等人做的研究發現，在剛果的酋長（住在都會區的）可以大幅協助收稅的效率，儘管也增加不少的貪污。
而我2024年秋季修James Robinson跟Nathan Nunn還有Jacob Moscona合開的MIT政治經濟學博士課程Coparsing Societies (比較社會）時，James對於酋長制度也轉向比較肯定，特別是Botswana的酋長雖為世襲，但為鄉親服務甚多。
我個人與中研院莊雅婷老師在南非的研究，也試圖理解酋長制度的其他面向，以及酋長制度如何跟過去的種族隔離相關，未來有相關的研究，再跟大家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