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職場有一條奇怪卻理所當然的默契：基層必須坐滿八小時，主管可以自由移動；員工用時間換薪水，領導者用決定換權力。最終，錯誤的代價，往往卻由沒有決策權的人來背。
看看 Elon Musk 這個極端案例。公開資料顯示，他同時是 Tesla 的 CEO、SpaceX 的 CEO 兼工程長、xAI 的 CEO，以及 X（原 Twitter）的技術長，還兼具多家新創的創辦人角色。沒有任何人會認真相信，他能在每一家公司每天完成「八小時到位」的工作標準。事實是：制度從未要求他「到場」，只要求他「掌權」。而他的薪酬也不是以出勤計算，而是靠股票激勵計畫，估值曾高達數十億美元，成為近年最昂貴的 CEO 薪酬之一（資料來源：AP News 2024）。
換個角度看基層。台灣受僱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約 4 萬 7 千多元，但扣除物價後實質感受更低（資料來源：鉅亨網，2024）。多數人被要求準時打卡、隨時待命，違規一次就可能記點，甚至被視為「忠誠不足」。更諷刺的是，約三分之一的上班族還得兼差補貼生活（資料來源同上），卻常被制度視為需要管理甚至防範的對象。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奇特的勞動邏輯：
權力與收入愈高，愈脫離時間束縛；位階愈低，愈必須把身體綁在座位上。
更尖銳的矛盾出現在「犯錯」時。當馬斯克宣佈裁員、縮編或調整方向，市場稱之為「策略修正」。但這些決定造成的失業、加班與不確定性，卻由普通員工承擔。2024 年，Tesla 宣布全球裁員，理由是「提升效率」；然而決策錯誤帶來的成本，沒有反映在 CEO 的即時薪酬縮減上（相關報導可見 Reuters 與多家媒體的分析）。
同一家公司裡，老闆的失誤，變成員工的命運；員工的失誤，依舊是員工要走人。
最諷刺的一幕是：兼差被視為可疑，兼任卻被視為榮耀。同樣是多重身分，基層被要求單一效忠，高層被讚美靈活布局。制度在這裡露出真面目。它不是真的在管理利益衝突，而是在管理誰有資格被豁免。
有人說，這是「市場機制」。但我們其實早就替市場加上了價值判斷：對高層，我們認為「風險大、責任重，所以該多拿、可犯錯」；對勞工，我們卻認為「出勤是義務、失誤是個人責任」。這不是純粹的市場，而是一套經年累月被正常化的制度偏好。
台灣勞工被要求守住八小時的儀式感，是因為制度相信「在場」才是生產；但對於握有資源與決策權的少數人，制度又相信「在位」才是價值。兩種標準同時存在，卻被包裝成同一套合理性。
這並不是在指控任何單一企業或個人，而是在提醒：問題不在於馬斯克，而在於我們究竟默許了什麼樣的制度邏輯。
如果錯誤永遠向下傳遞、收益永遠向上集中；如果基層必須證明忠誠，而高層只要證明願景；如果裁員被當作「效率」，而生活卻被當作個人問題——那麼，我們要討論的就不是兼差、打卡或績效，而是整個勞動體系是否仍然符合社會的公平期待。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
在一個把責任與權力切割得如此徹底的世界裡，
我們到底是保護了經濟運作，
還是默默放棄了對公平的追問。
*本文與AI共同協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