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前所面臨的憲政問題，說穿了，其實並不是誰比較惡、誰比較壞，而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結構性矛盾──權能不對應，而且這個問題，在現階段已經被無限放大，甚至直接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運作。
所謂權能不對應，最核心的一點就在於：總統是全民直選產生的，但行政院院長卻不需要立法院的認可即可上任。這樣的制度設計，在理論上是希望行政效率不被國會牽制，實務上卻造成一個非常尷尬、甚至危險的狀態。
行政院院長名義上是「國家最高行政首長」，但實際上的執行長官，卻是總統，而不是立法院、也不是國會多數。換句話說，行政院院長的政治責任主要是向總統負責，而非向立法院負責。既然如此，行政院要推動什麼政策、如何執行，立法院在制度上本來就「管不到第一手」。這樣的設計，直接導致立法院產生一種焦慮感：我有民意基礎，但我無法真正影響行政權力的方向。於是，立法院便開始用它手上所能掌握的工具，試圖彌補這種結構上的失衡。
問題是，這些工具用得對不對？這才是關鍵。
依照憲政體制的分工，立法院的職權是「審議預算、審查法案、監督行政」，而不是「直接指揮行政院如何執行政策」。提預算、編預算，是行政院的責任；立法院只能審議、刪減、凍結，而不能取而代之，要求行政院「照表操課」。
然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情況：透過修法的方式，要求行政院必須怎麼做、一定要怎麼做。這樣的作法，表面上看起來合法，實際上卻在法理上非常站不住腳，因為它已經違背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基本分際。
更嚴重的是，這種作法並不是為了解決憲政問題，而是試圖用「多數表決」去壓過「制度邏輯」。當立法院發現它無法透過不信任案迫使行政院下台，又不願意承擔解散國會、重新改選的政治風險時，便選擇了一條看似有效、實則破壞體制的道路──用立法權全面干擾行政權的日常運作。
這正是現在預算全面卡關的根本原因。
先不論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誰對誰錯，現實就是：國家的預算停在那裡，行政體系動彈不得，公共服務受到影響，受害的不是政黨，而是整個社會。
有人說，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找國民黨總召傅崐萁，只要他點頭，事情就能過關。對此，我個人沒有意見，但我必須說一句很現實的話：這不是一個憲政國家該有的解法。
如果所有制度僵局，最後都要靠「找一個關鍵人物喬事情」，那代表制度本身已經失靈了。這種政治運作方式，或許在短期內有效，卻會在長期內侵蝕整個民主體制，讓憲法變成裝飾品，讓權力運作回到人治。
其實，憲法早就給了雙方工具。
立法院如果真的認為行政院無法合作、不適任，可以依法提出不信任案；總統如果認為立法院已經嚴重妨礙施政，也可以依法解散立法院，交由人民重新選擇。這是一套完整的「雙向制衡機制」，目的不是讓誰贏，而是讓政治責任回到人民身上。
但現在，這些制度性的工具被刻意擱置不用，反而選擇用修法、凍結、卡關的方式，持續消耗行政體系的能量。這樣的作法，看似強硬，實際上卻是在中斷中華民國國家機器的正常運作。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中斷會持續多久？沒有人知道。
三個主要政黨，各自計算政治利益，卻沒有一方願意先退一步，承認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大家都覺得「這樣做好像有斬獲」、「好像有向支持者交代」，卻沒有人真正面對那個最核心的問題：台灣的憲政體制，已經不適合現實政治運作，卻遲遲無人願意正視與修補。
到最後，所有的代價，都不會落在政黨身上，而是落在每一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身上。預算延宕、政策停擺、公共建設受阻，這些都不是抽象的名詞，而是真實影響你我日常生活的問題。
如果我們繼續用對抗代替制度修正，用權宜手段代替憲政原則，那麼今天卡的是預算，明天卡的，可能就是整個民主體制的信任。
這，才是台灣真正該正視的憲政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