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農曆新年，對於許多步入社會的青年而言，年夜飯桌是一場關於職涯規劃、人生進度的多方角力。
每逢農曆新年，對於許多步入社會的青年而言，年夜飯桌往往不僅是親情團聚的場所，更是一場關於職涯規劃、人生進度，甚至是政治立場、時事評議的多方角力。
我已經從「考幾分」的年紀跨入「領多少、做什麼、支持誰」的階段，過年的對話往往變得充滿張力。你不認同我，那就免談；你不站在我這邊，那就是民粹。我試圖回顧和阿姨之間的對話，以及分享一個我個人持守的信念「萬一我錯了呢？」如何在極端對立的輿論環境中，建立「無罪推定」的底線。
為什麼不再了解一個人？
從我高中時期開始，身邊的親戚們就習慣用最簡單的標籤來理解一個人。
「念電機系，未來就該去當工程師。」
「念傳播，以後就該去當記者。」
這種直線思維，反映了一個更深層的社會現象：我們傾向用最省力的方式去認識他人。畢竟，真正從零開始了解一個人需要大量時間與精力，而在過年這種短暫的相聚中，多數人並不真的想深入了解你的近況。
我年紀增長到 26 歲，這些場面問題也開始轉變。
親戚不再關心成績，有沒有拿前三名也不重要，轉而詢問我工作狀態、未來規劃、何時結婚。更關鍵的是，他們開始在意我的政治立場。這種轉變並非出於真誠的好奇，而是想確認我是否站在「他們那一邊」。
表面上像是在問「你怎麼看？」，實際上是在進行陣營辨識。
演算法的雙重陷阱
現代過年的一個鮮明奇觀是：
大家圍坐在電視前
卻各自滑著手機
我們手上這個小小的螢幕，正透過演算法塑造著不同世代的現實感。當前網路環境的發展，主要遵循著兩個「P」的路徑，這兩者雖然看似相反，卻同樣在加劇社會的撕裂。
由 ChatGPT 生成
Please You（取悅你）
意即，廉價娛樂的同溫層。演算法會根據你的觀影興趣，推播讓你感到舒服、愉悅的內容。無論是抖音的短影音、YouTube 的娛樂節目，還是 Threads 上的簡短文字，這些內容都在告訴你：
「世界就是你想像的樣子，大家跟你想的都差不多。」
這種取悅功能讓我們深陷同溫層，失去了接觸異見的機會。
Provoke You（挑釁你）
意即，憤怒誘餌（Ragebait）的攻擊。比取悅更帶威力的，是「激怒」。演算法同樣會推播那些能直接戳中你不爽、讓你想要跳起來反駁的內容。這種「憤怒誘餌」利用負面情緒來換取更高的點閱率與互動率。
當全家人坐在餐桌前滑手機時，一邊的人可能正被「取悅」得心滿意足，另一邊的人則可能被演算法「激怒」得火冒三丈。這種情緒的極化，讓團圓飯桌變成了一個隱形的火藥庫。
非人化的危險
我的家庭背景，一個台灣爸爸配上中國媽媽，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政治光譜體驗。
正月初二到初四，媽媽從基隆的家到板橋表姊的家（也就是我阿姨，同為中國人）。兩個小時的車程，就能從偏向台派的言論氛圍，直接漂移到高度傾向中國、甚至中共的立場。
這種轉換之快，使得中間的灰色地帶幾乎不存在。
在基隆家中，所有社會議題都可以用台派（本土）論述來解釋；到了板橋阿姨家，整個話語系統完全翻轉。漸進的光譜消失了，轉而變成兩個截然不同且對立的世界。在這兩個空間中，我都無法選擇不表態，無法說「我既不支持這個也不支持那個」。
選邊站從一個選項，變成了必選題。但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選邊站本身，是隨之而來的非人化傾向與用詞。
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選邊站本身，是隨之而來的非人化傾向與用詞。
當我阿姨看到綠色媒體報導藍營或白營支持者的負面消息時，她會直接用「腦殘」、「低能」這類詞彙來形容對方。相反地，當深藍媒體稱呼綠營支持者為「青鳥」、「綠蛆」、「蟾蜍」時，她也會認同這種定性，覺得對方就是在賣台、讓台灣被美國掏空。
這種語言暴力的核心問題在於：
一旦你真的相信那些意見不同的人是「智障」、「腦袋有問題」，對話的可能性就完全消失了。
你不會想理解一個被你認定是智障的親戚，也不會想接近一個你覺得是腦殘的對象。雙方只會在各自的同溫層中互相叫囂，距離越來越遠。
阿姨是堅定的韓粉
2020 年總統大選期間的過年，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
當時全台電視都在熱播韓國瑜，他與蔡英文對決的選戰氛圍達到高峰。當年我正好在板橋阿姨家吃年夜飯，中天新聞（當時尚未被關台）播放韓國瑜造勢、掃街拜票的畫面。
阿姨不斷讚賞韓國瑜是「完美的總統人選」，甚至表示如果薪水能賺更多，願意定期捐款給韓國瑜。
這個宣告在當下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我作為一個對韓國瑜許多行徑不以為然的人，聽到身邊親戚竟然是狂熱韓粉，甚至親自到現場支持過，心中立刻湧現大量負面評價：
「你有毛病嗎？為什麼支持他？」
這些念頭在腦中快速成形。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個從大一以來不斷訓練自己的信念浮現：
「萬一我錯了呢？」
有沒有可能阿姨不是智障、不是腦殘、不是低能？有沒有可能她不是要賣台、也不丟臉？有沒有可能她有自己支持韓國瑜的理由，而我不應該用負面標籤直接貼在她身上，拒絕理解這個人？
2020 年總統大選期間全台熱議韓國瑜，他與蔡英文對決的選戰氛圍達到高峰。來源：《中央社》
在那次與阿姨的對話中，最常使用的句子變成了：
「那你怎麼會這麼想？」
「你能不能跟我說為什麼你會這麼想？」
我試圖「回應」眼前這個人，轉變為試圖「理解」眼前這個人。
原來阿姨很少回家鄉，海南，雖然取得了台灣身分證，但她的家鄉認同仍然是中國、是海南。台灣對她而言，更像是一個生活的地方，有自己的小孩和先生，雖有情感寄託，但如果問她「家在哪裡」，還是會覺得是在對岸。
因此，當綠營政黨不斷主打台灣敘事、台灣本土化論述，甚至專攻國際外交的路線時，我阿姨自然無法產生共鳴。
阿姨的家鄉、故土就在對岸，外交、國防、改革實在離她太遠了，因此她轉而支持藍營。而在當時，這個精神象徵和號召領袖就是韓國瑜。他展現出的親民形象、出色的演說能力，以及庶民都能理解的語言，成為了阿姨精神上的寄託和信仰上的依靠。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真正理解：阿姨支持的立場和信念其來有自，並不是一個混蛋、智障或想賣台的人。她只是一個普通人，需要找到精神上的寄託，而韓國瑜恰好是她經常在藍營電視台上看到、能夠產生連結的人物。
阿姨只是一個普通人，需要找到精神上的寄託。
長輩的掌控感需求
回想起來，親戚們在對談中展現的選邊站策略，背後隱藏著一種對掌控感的渴望。他們想要對社會議題、時事態度、公共輿論保有掌控感，想要告訴我：
「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還多，我的經驗一定比你豐富，你作為社會新鮮人應該多聽長輩的想法。」
雖然他們會問「我想聽聽你怎麼想」，但他們真的想聽嗎？還是聽完之後馬上想要急忙回應、介入指導？這些提問並非真正的好奇，不過是在架高自己的道德制高點和發話權，維持住作為長輩的地位。
在我剛上大學時，面對這種狀況的反應一定回嗆：
「你知道電機系在念什麼嗎？你懂工程數學、高等微積分嗎？」
又或者是，在我轉到傳播之後，刻意關心我的職涯
「你知道台灣電視台有哪幾台嗎？你知道電視台跟紙媒的差別嗎？你知道記者還有分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嗎？」
我當時這些充滿攻擊性的回應，其實也落入了同樣的兩個 P 的陷阱，我被這些問題挑釁到了，於是把親戚當作敵人，甚至當作不是人，因為他們不想了解我，所以我也沒必要跟他們多說。
無罪推定的言論環境
「萬一我錯了呢？」這個問題的核心，類似法學界的「無罪推定」原則。
在證明一個人有罪之前，應該先假設他是無辜的。同樣，在我證明一個人是智障、腦殘、混蛋之前，應該先假設他有自己的想法、脈絡、甚至痛苦和掙扎，才會選擇一個跟我完全相反的立場。
這種「街頭知識論」的方法強調：
當你面對立場不同的人時，你應該做的不是批評他，而是理解他的信念如何形成。
透過對談去理解，而非透過對談去說服或擊敗（不然就換你變機掰人）。
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與意見完全相反的人保有對話空間。否則，我們沒有對話的可能，甚至也沒有對話的需要 — — 直接把對方當笨蛋就好了，何必浪費時間說話？
透過對談去理解，而非透過對談去說服或擊敗。
當然，我必須承認，「萬一我錯了呢？」這個思維模式非常累人，甚至有點自虐。
每次講話都要先踩煞車，在理智上和思考上都會產生壓力和緊迫。相反地，如果完全遵照情緒行事 — — 憤怒就跳起來嗆人揍人，開心就笑、難過就哭 — — 這是更輕鬆的行為指令。
但作為相信人道主義和人文精神的社會學研究者，有一個核心價值必須堅守：
不能因為貼了標籤，就把眼前這個人當作不是人來對待。必須相信他真的有自己的想法、真的有自己的脈絡，甚至有自己的痛苦和掙扎。
這個價值的存在，讓對話成為可能，也才能保有其民主的價值。
給對話一個機會
每年過年或多或少都會遇到讓人覺得雞掰的親戚，或看起來故意要挑釁的言論。當腦中那個想要嗆爆對方、揍他們一頓、試圖鬥倒他們的念頭跳出來時，可以試著轉化成一個行動：「那如果我錯了呢？」然後問出：
「阿姨你怎麼會這樣想呢？舅舅那你怎麼看呢？」
這樣做的確可能把話語權直接交給對方，他們可能會開始大放厥詞。但至少給了一個機會，一個理解的開口。之後如果發現真的無法溝通，我們能做的就是減少與這個人的對談，但至少不需要把脾氣浪費在無意義的爭執之上。
當前的網路和私下言論環境，充斥著貼標籤、扣帽子的現象。這不是社群媒體出現後才有的問題，這是人性一直存在的傾向。但在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這個傾向被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被困在兩個極端之間：
要麼被取悅到沉浸在同溫層中
要麼被激怒到群起出征異見者
真正的危險不在於立場不同，而在於我們開始相信那些立場不同的人不配被當作人來對待。一旦陷入這種思維，對話就徹底終結了。我們會在各自的陣營中互相叫囂，永遠不會靠近彼此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