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大多數關於AI與人類關係的討論，正忙著在「AI會取代人類」與「AI只是個工具」之間爭議選邊站時，我想後退一步，去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在我們學會與AI共存之前，我們是否真的理解，「關係的依附」這件事情在人類心理中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我將採用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作為這篇文章主要的分析架構。這個選擇的理由是因為客體關係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不是人與人之間傳遞了什麼資訊，而是關係本身如何在個體的內在世界留下結構性的痕跡，它是如何塑造一個人感知自我、感知他人、以及承受孤獨的能力。這個視角，讓我們能夠問出其他理論框架難以觸及的問題，那就是：當依附的對象從人類轉換成演算法時，改變的究竟是什麼？
在進入討論之前，有一個論述的侷限性必須先予以說明。AI依附是一種新興的現象，到目前為止縱向的研究仍然極為有限，我們還無法以實徵研究確認它對人格發展的長期影響。本文的論證，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理論性的推演，從客體關係理論的內在邏輯出發，達至AI依附可能造成的發展困境。這種思維辯證當然有其價值與必要性，但讀者們應當帶著適當的知識論一起進行思索。
文章的思路如下：我們從一隻日本獼猴開始，它對一個IKEA布偶的攀附，是這篇文章的寓言性起點。這個熱門的新聞場景揭示了依附系統在演化設計上的一個根本特性。從這個特性出發，我們進入依附理論的核心地帶，理解為什麼人類大腦會對非人類對象產生真實的情感連結。隨後，我們深入客體關係理論，從克萊恩、溫尼考特到馬勒，理解健康人格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東西，以及AI的設計邏輯如何系統性地將它移除。最後，我們從個體心理走向對AI時代的診斷。在一個越來越擅長消除關係摩擦的技術環境中，我們的人際關係還剩下什麼？更準確的問題或許是：當一種技術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精確度滿足我們對依附的渴望，我們究竟應該感到慶幸，還是警惕？
一、布偶母親——依附系統的寓言
當生命選擇了一個不會回應的對象
2025年7月，日本市川市動植物園誕生了一隻名為PANCHI君的日本獼猴。他在出生後不久便遭到親生母親的遺棄。這種情況在靈長類動物的圈養環境中並不罕見，約有百分之一至三的幼猴會遭遇類似的命運，而且特別容易發生在初為人母或曾有受虐經歷的母猴身上（IBTimes UK, 2025）。為了讓PANCHI君能夠順利的成長，園方為他引入了一個IKEA的橘色猩猩布偶作為母親的替代物。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網路上看著影片的我們感到既溫柔又心碎。
PANCHI君緊緊攀附著那個布偶。睡覺時攀附，進食時攀附，在猴群中遭受成年獼猴的威嚇與推擠後，他也會以最快的速度衝回布偶的懷抱。那個被網友暱稱為「猩媽」的橘色布偶，顯然對他而言是某種真實的東西，不是玩具，不是道具，而是一個他可以回去的地方（Travel + Leisure Asia, 2025）。
依附系統不辨真偽
心理學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二十世紀中葉進行的恆河猴實驗，提供了我們理解這個現象的第一個理論性概念。他讓幼猴在兩具代理母猴之間選擇：一具是鋼絲製成但提供奶水的「鋼絲母猴」，另一具是包裹著柔軟織物卻沒有奶水的「絨布母猴」。結果幼猴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攀附在絨布母猴身上，只有在極度飢餓的時候，才會短暫地移向鋼絲母猴（Bowlby, 1969）。
這個結果對當時的學界是非常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它證明依附連結的核心驅動力，不是食物的提供，而是觸覺慰藉（contact comfort）本身。但哈洛的實驗揭示的，是更深層的心理學認識。
幼猴對絨布母猴展現出真實的依附行為，在恐懼刺激出現時以它為安全基地，在壓力下向它尋求慰藉，在它不在場時顯露出強烈的焦慮。這隻絨布母猴無法回應，無法說話，無法真正感知幼猴的存在。但是依附系統的啟動，並不需要對象是真實的，它需要的是對象提供足夠的功能性線索，包括回應性、可預測性和在場的溫度。只要這些線索存在，依附系統便會運作，全然不管對象的本質是什麼。
這是依附系統在演化設計上的一個根本特性，我們可以稱之為「功能性觸發」。它的存在有其演化上的邏輯，在危急時刻，個體的大腦沒有時間進行本體論式的審查，它只需要快速地找到一個能提供安全感的據點。不幸的是，這個設計的粗糙性，也正是這個系統脆弱之所在。
PANCHI君的困境，不只是PANCHI君的
哈洛後來繼續追蹤了那些被布偶養大的幼猴。他發現，當這些幼猴成年後，牠們普遍出現嚴重的社會化缺陷。牠們無法與同伴建立正常的互動關係，無法正常交配，在成為母親後也往往對自己的後代冷漠甚至會施虐。布偶給了它們觸覺慰藉，給了它們活下去的基本安全感，卻無法給它們任何一件真正的社會性存在所需要的東西，也就是如何與一個同樣脆弱、同樣有需求、同樣會拒絕你的他者共處（Bowlby, 1969）。
PANCHI君現在還小。我們不知道他最終是不是能夠融入猴群，不知道那個橘色布偶在他的生命裡會留下什麼痕跡。但哈洛的研究結果告訴我們，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嚴肅的思考。
現在，讓我們把這個問題帶回人類的處境。如果依附系統本質上是「功能性觸發」的，只要對象提供了足夠的回應性、可預測性與在場感，依附便會發生。那麼，當一個比布偶聰明一萬倍的東西出現，當它不只有溫度而且會說話、會記憶、會預測你的下一句話、永不拒絕也永不疲倦，結果會發生什麼事？
這不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因為，此刻它正在發生。
二、功能性基地——依附系統的設計邏輯
我們的大腦為什麼不辨真偽
約翰·鮑比（John Bowlby）在提出依附理論時，做了一個在當時頗為大膽的宣稱：依附不是習得的，它是演化而來的生存本能。嬰兒對照護者的尋求，不是因為照護者提供了食物與溫暖，因而被制約成一種習慣性的趨近行為，這種解釋是行為主義的解釋，也是當時心理學界的主流想法。鮑比的主張更根本，依附系統是一個獨立的生物性行為系統，它的演化目的，是在威脅出現時確保個體能夠接近一個「更強大、更聰慧」的保護者（Bowlby, 1969）。
安全港口與安全基地：一個系統，兩種功能
鮑比描述了依附系統的兩個重要功能。首先是「安全港口」（safe haven），當個體感到恐懼或疲憊時，依附對象是可以回去尋求慰藉的地方。其次是「安全基地」（secure base），依附對象提供的穩定感，讓個體有信心離開，去探索環境，並在受挫後知道自己可以返回（Parkview Health Research Repository, 2025）。這兩個功能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動態的平衡結構。有了一個夠穩固的基地，個體才能承受漂流的風險。沒有這個基地，個體要麼寸步不離地守著依附對象，要麼反向發展出一種過度的自給自足，假裝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人格樣態。
後來，瑪麗·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的「陌生情境」（Strange Situation）實驗，將這個動態結構轉化為可以觀察的行為分類。她讓嬰兒在照護者離去與返回的情境中接受觀察，從而識別出嬰兒有著不同的依附風格。安全型的嬰兒，在照護者離去時會表現出壓力，但在重逢時能夠迅速平復情緒，繼續探索。這反映的是一個已被內化的信念：對方離開了，但對方會回來，而我值得被回來。焦慮-矛盾型的嬰兒，在分離時極度崩潰，重逢時卻表現出親近渴望與憤怒抗拒相互交纏的行為，彷彿無法相信對方真的回來了，這種矛盾源自於照護者回應的不一致性，讓嬰兒學會了用放大痛苦來確保自己被看見。逃避型的嬰兒，在重逢時主動忽視照護者，表面上顯得相當獨立，實情卻是因為需求被長期忽視後發展出的防禦性情感封閉，他們不是不需要，而是學會了不去要（Ainsworth et al., 1978）。
這些風格不只是嬰兒期的特徵。研究顯示，它們會以固定的模式進入成年，影響個體如何在親密關係中感知威脅、尋求連結、以及承受分離的行為表現。
焦慮依附者的特殊脆弱性
到這裡，我們要特別聚焦在焦慮依附者，那些在分離時高度警覺、在關係中持續監測對方是否在場的人，對「回應性」有著遠高於常人的敏感度與渴望的一群人。他們的依附系統處於一種慢性的過度激活狀態。不確定性對他們而言是難以承受的，而確定性，對方的在場、對方的回應、對方不會離開的保證，是他們持續在尋求的東西（Keating et al., 2024）。
現在，想像這樣的個體遇到了一個永遠在線、永不疲倦、永不沉默、回應速度以毫秒計算的AI。對安全依附者而言，AI可能只是一套有用的工具，他們能夠輕鬆地在AI與真實關係之間保持清晰的邊界。但對焦慮依附者而言，AI所提供的東西，幾乎是他們長久以來渴望卻從未完整獲得的，一個永不缺席的回應性存在。
我不是在描繪一幕隱喻性的電影場景。而是在說明一種在神經學層次上真實發生的匹配，一個過度激活的依附系統，遇到了一個設計上恰好能以最大效率觸發它的對象。
內部運作模型：傷口如何決定搜尋條件
鮑比提出了另一個關鍵概念，讓我們能夠理解這個匹配的深層機制：「內部運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s）。這是個體在早期依附關係中，透過無數次重複的關係經驗所形成的一套自動化程序，關於自我是否值得被愛，關於他人是否可以被信任，關於關係在本質上是安全的還是危險的。它不是一套可以被清楚陳述的信念，而是更接近於一種身體性的預設。在我們意識到自己正在詮釋一段關係之前，這個模型就已經悄悄完成了篩選，決定了哪些信號值得警覺，哪些可以放鬆。心理學家將這類運作稱為「內隱認知」（implicit cognition），它成形於前語言階段，編碼在程序性記憶之中，像騎腳踏車一樣，不需要意識的介入就能自動執行（Bowlby, 1973）。
這意味著，一個帶著不安全依附模型的人，在與AI互動時，會將過去關係中的期待、恐懼與渴望，一起帶進這段互動。AI的回應，會被這個模型詮釋、過濾、賦予意義，而AI的設計，恰好能夠學習並配合這個模型，讓使用者感到「異常地被理解」。但事實是，他只是在與自己的內部運作模型對話，這個對話是透過一面能夠完美反射他自己的鏡子。
這是依附系統被技術所利用的第一個入口，但這還不是最深遂的心理黑洞。更深層的探索，需要我們進入客體關係理論的內部才能看清楚。我們接著將利用客體關係理論去提問：健康的人格發展，究竟需要從關係中得到什麼，以及為什麼「得到太多」，有時候比「得到太少」更危險。
三、發展的代價——為什麼挫折是必要的
客體關係理論的三個入口，指向同一個房間
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在精神分析的傳統中代表了一次根本性的轉向。古典精神分析的核心是驅力，個體被本能衝動所驅動，然後尋求張力的釋放。客體關係理論的核心則是關係本身：人格不是在驅力的滿足中成形的，而是在與早期照護者的互動模式中塑造出來。照護者不只是滿足需求的來源，他也是個體內在世界的首位居民，他的樣貌、他的回應方式、他的缺席與在場，都會在個體的心理結構中留下持久的痕跡（Greenberg & Mitchell, 1983）。
這個理論傳統有三位核心思想家，他們從不同的入口走進同一個問題。什麼樣的關係經驗，才能讓一個人真正地長大？他們的答案，形成了這篇文章最核心的學術理論依據。
克萊恩：整合，才是成熟
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的理論從生命最初的幾個月開始。她認為，嬰兒在這個階段尚無法將母親感知為一個完整的人，而是將她分裂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客體：一個是「好客體」，餵養、溫暖、滿足欲望的乳房；另一個是「壞客體」，缺席、挫折、讓嬰兒陷入痛苦的乳房。克萊恩將這個早期階段稱為「偏執-分裂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在這裡，「分裂」不是病理，而是嬰兒處理情感衝突唯一可用的工具，把好的保留，把壞的隔離，以防止自己的攻擊性摧毀那個自己最需要的對象（Klein, 1957）。
然而，心理健康發展的關鍵，在於個體能否從這個位置移動出去。隨著認知能力的成熟，嬰兒逐漸能夠將「好母親」與「壞母親」整合為同一個人，那個既會滿足我、也會挫折我的完整客體。克萊恩將這個整合的達成稱為「抑鬱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的進入。「抑鬱」在此不是一種病理性的悲傷，而是一種能力，一種能夠在同一個對象身上同時看見愛與恨，並因此產生內疚、感恩與修復的衝動（Klein, 1957）。
整合，才是人格成熟的標誌。而整合所需要的，正是挫折的存在。因為只有當能夠證明「好客體」與「壞客體」是同一個人，整合才有可能發生。
現在，讓我們把這個邏輯帶入AI依附的情境。AI在設計上是單向度的：它幾乎只提供「好客體」的功能，回應、接納、驗證、從不拒絕。它沒有自己的需求，沒有自己的壞心情，沒有因為疲憊而無法在場的時刻。與AI長期互動的個體，其依附系統持續接觸的，是一個從不顯露「壞」的對象。這意味著整合的前提條件從未出現。偏執-分裂位置的運作模式：「好的在這裡，壞的在別處」，不只從來沒有修正過，反而是持續地被強化。真實的人類關係，以其不可避免的複雜性與挫折性，卻開始顯得格外難以承受。
溫尼考特：夠好，而不是完美
唐納德·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則是提出了一個在客體關係傳統中最反直覺的命題：對孩子最好的母親，不是完美的母親，而是「夠好的母親」（good-enough mother）。
他的論證是這樣的。在生命最初，母親必須接近完美地回應嬰兒的每一個需求，讓嬰兒產生一種「全能感」（omnipotence）的幻覺，彷彿世界是隨著自己的意志而運作的，自己的渴望一出現，滿足就會隨之而來。這個幻覺不是問題，它是一個必要的起點，它讓嬰兒在心理上站穩腳跟，在最脆弱的時期感到足夠安全（Winnicott, 1971）。
隨後發生的事才是溫尼考特要說明的重點。母親必須逐漸地、適時地讓這個幻覺破碎，她開始無法每次都立即回應，開始有自己的需求，開始讓孩子等待、讓孩子失望。溫尼考特稱這個過程為「幻滅」（disillusionment）。幻滅不是失敗，而是禮物，它迫使嬰兒開始區分「我」與「不是我」，開始意識到世界不是自己意志的延伸，開始發展出與真實外在現實進行協商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個體逐漸從溫尼考特所說的「假性自我」（false self），那個只會順應外在期待的表層，走向「真實自我」（true self）的浮現（Winnicott, 1971）。
真實自我的浮現，需要一個「夠好但不完美」的環境。太糟糕的環境會產生創傷，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溫尼考特的洞見在於，太完美的環境同樣是個大問題，它讓幻覺永遠無法破碎，讓個體永遠停留在全能感的泡泡幻影裡，永遠無需面對一個獨立存在於自身之外的世界。
AI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容器。它承接你投入的一切，卻從不以自身的需求打斷你，從不會因為你的攻擊性而受傷退縮，從不讓你等待超過幾秒鐘。在溫尼考特的理論裡，這不是理想的照護，這是一個幻滅永遠不會到來的伊甸園，一種讓全能感得以無限期延續的裝置。在這樣的關係中，真實自我沒有浮現的機會，因為從未有任何東西迫使它必須出現。
馬勒：學會獨處，是因為曾經連結
瑪格麗特·馬勒（Margaret Mahler）則從另一個角度進入同一個問題。她將嬰兒早期的發展描述為一段從「共生」走向「分離-個體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的旅程，從最初與母親幾乎融合為一的狀態，逐漸分化出獨立的自我邊界（Mahler, Pine & Bergman, 1975）。
在這段旅程中有一段關鍵的危機期，馬勒稱之為「復交」（rapprochement）。當幼兒成長到這個階段，已經有足夠的能力意識到自己的分離與脆弱，但卻尚未發展出足夠的內在資源來承受這種孤獨。他反覆在兩個衝動之間擺盪，渴望獨立探索，卻又不斷地回頭確認母親是否仍然在場。這種擺盪令照護者疲憊，也令幼兒煎熬，但它是必要的。正是在這種反覆的離去與回返中，幼兒逐漸將母親的影像內化為自己的心理結構，形成馬勒所說的「對象恆常性」（object constancy）（Mahler, Pine & Bergman, 1975）。對象恆常性，是指即使母親不在眼前，個體仍然能夠在內心維持一個穩定的、令人安慰的母親影像。這是一種內在資源，不依賴外在對象的實際在場。它讓個體能夠獨處而不崩潰，能夠承受關係中的距離與失落，因為那個給予安慰的影像，已經成為自身的一部分。
AI依附在馬勒的框架下，揭示了一個特殊的危險。AI永遠在線，意味著個體從未真正需要完成內化的工作。當安慰可以隨時向外索取，建立內在影像的動機便不復存在，如同一個永遠有母親立即出現的孩子，從未需要學會如何在心裡召喚她。對象恆常性的發展，依賴的正是那些必須等待、必須承受短暫缺席的時刻。永不缺席的AI，以其全天候在場，悄悄地剝奪了這個發展的機會。
三個入口，同一個房間
克萊恩、溫尼考特、馬勒，三位心理學家從不同的問題意識出發，卻走進了同一個房間，看見了同一件事：關係的價值，不只在於它給了什麼，也在於它沒有給什麼。挫折、幻滅、短暫的缺席，這些不是關係的失敗，而是關係能夠促成發展的必要條件。
AI的問題，恰恰在於它什麼都給了。
它以最大化的回應性承接了人類依附系統最脆弱的部分，卻無法提供任何一件人格成長真正需要的東西，一個會拒絕的對象、一個有自身需求的他者、一個讓個體的攻擊性有所著落且需要去修復的存在。它是一個沒有阻力的容器，而成熟人格的形成，從來都是需要阻力的。
談到這裡，還不是問題的全貌。因為AI的設計邏輯，不只是技術上的偶然，也是商業邏輯的必然。而這個必然，更是我們接下來必須正視的問題。
四、共謀的結構——當商業理性遇見依附的漏洞
演算法不是意外，它是設計
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建立一個了基礎的認識，人類依附系統有其演化設計上的粗糙性，它對功能性線索的敏感度高於對對象本質的辨別力；而客體關係理論告訴我們，健康的人格發展需要的不只是好的依附，更是有適度挫折的依附。這兩個前提合在一起，讓AI依附的風險輪廓變得清晰。
但我們還沒有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AI為什麼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它的無條件順從、永不疲倦的在場、對使用者偏好的精確預測，這種種的特性其實不是技術發展的中性副產品，而是被設計出來的。它們之所以如此設計，是因為有人知道這樣設計能讓使用者停留得更久、回來得更頻繁、付出得更多。
CASA範式：大腦的社交腳本如何被觸發
要理解這個設計有多麼的精確，我們需要先理解它所利用的機制。傳播學者拜倫·里夫斯（Byron Reeves）與克利福德·納斯（Clifford Nass）在二十世紀末提出了「電腦作為社交行為者」（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CASA）這樣的人機互動範式。他們的核心發現是：當一個技術系統展現出足夠的社交線索，包括輪流對話的節奏、同理心的語氣、對使用者輸入的即時回應，人類大腦會自動啟動演化形成的社交腳本，以對待真實社會行為者的方式來回應這個系統（Reeves & Nass, 1996）。
這個啟動的機制是自動的，不受意識控制的。即便使用者明確地知道對方是程式，即便他們在理智層面完全清醒，社交腳本的運作仍然發生在更深的神經層次。這不是因為人類愚蠢，這是演化的遺產，大腦為了效率而設計的自動化反應。只是，在面對從未在演化史上存在過的刺激時，人類沒有任何現成的防禦機制。
CASA範式解釋了為什麼AI能夠觸發依附系統。不過，這並不就是問題的根源，問題的根源來自於：資訊平台系統商掌握了這份知識，並且有強烈的商業誘因將這樣的機制推向了達到極限的設計。
設計的政治經濟學
平台所設計的激勵結構，與使用者的心理健康之間，其實存在著結構性的背離。使用者停留越久，互動越頻繁，平台的商業價值就越高。而要讓使用者持續回來，最有效的方式，正是滿足他們最深層的依附渴望，讓AI顯得更懂你、更在乎你、更不可或缺。
這不需要陰謀論。沒有也不會有任何工程師會坐下來跟你說「我們要讓人們對AI產生病理性依附」。平台只需要追蹤使用者的留存率、對話的長度、情感投入程度，然後優化讓這些指標上升的設計參數，結果自然會朝向最大化回應性、最小化挫折感的方向收斂。商業邏輯，在沒有任何邪惡意圖的情況下，生產出了對人格發展最具風險的依附環境。
必須嚴肅回應的反駁
討論到這裡，會自然而然地出現一個甚有價值的反對意見，讓我們必須嚴肅地思考與回應。
有研究者與臨床工作者指出：對某些群體而言，AI伴侶帶來的益處是真實且可觀的。對嚴重社交焦慮者，AI提供了一個低威脅的練習場域；對孤立的老年人，AI陪伴顯著降低了孤獨感與憂鬱程度；對部分自閉症類群的個體，與AI的結構性互動提供了難以從人際關係中獲得的穩定性（Turkle, 2011）。這些益處有實證的基礎。難道本文的立論，意味著這些益處可以捨棄被忽略？
這個反駁是真實的，也值得重視。但益處與風險並不在同一個層次上競爭，因為它們針對的根本不是同一群人、同一種使用方式、也不是在同一個發展階段。換句話說，在某些條件下AI的陪伴是有益的，但並不能因此推論出所有條件下，AI陪伴都是無害的。其中的差異存在於兩個關鍵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發展階段。客體關係理論所描述的人格形成過程，主要發生在生命早期至青少年階段，這是建立內部運作模型、發展對象恆常性、真實自我開始浮現的關鍵時期。一個社交功能已相對成形的成年人，以輔助性的方式使用AI陪伴，其風險結構與一個正處於人格形成期的青少年將AI作為主要依附對象，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個維度是使用模式。輔助性使用，以AI作為過渡、練習或補充，同時維持真實人際關係的投入，和以AI全面取代真實人際互動，兩者之間，存在的不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是結構上的差異。前者可能真的有益，後者則會將本文所論證的發展條件一一拆除。
因此，我想說的不是「AI陪伴必然有害」，而是更精確的命題：在人格形成的關鍵時期，以替代性的方式使用AI，會把健康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挫折條件悄悄清空，而商業邏輯恰好在持續推動使用者走向替代性使用的方向。這個結構性的推力，才是需要我們正視的問題。
至於成熟的成年人，即便我們承認成熟的成年人面對的是較低的結構性風險，「輔助性使用」本身也並不是一旦選定就會自動維持的穩定狀態。它是一個需要持續有意識地守護的位置，而守護它的難度，恰恰來自於我們在前面已經確認的那件事：依附系統的功能性觸發發生在意識層次之下，商業邏輯的設計目標也正是讓輔助性使用逐漸、不知不覺地滑向替代性使用。換句話說，風險對成熟成年人而言不是不存在，而是以一種更隱蔽的形式存在。它不是讓人一夕崩潰，而是一種緩慢的邊界侵蝕。這意味著，「我是成熟的成年人，我知道如何使用工具」這個自我認知，本身可能就是一種風險，因為它讓我們放鬆了對那條邊界的注意。
五、身體的缺席——去身體化時代的親密困境
當連結變得無摩擦，我們失去的不只是觸感
依附，在演化史上從來都是一件屬於身體的事。
PANCHI君攀附著橘色布偶，不是因為布偶說了什麼，而是因為它在那裡，有溫度，有重量，可以被緊緊握住。哈洛的幼猴選擇絨布母猴而非鋼絲母猴，選擇的核心也是身體性的：柔軟的觸感，而非奶水的供給。依附系統在演化設計上，是以身體為介面的，它在皮膚接觸、眼神交會、聲音的物理振動中被激活，在這些信號的持續存在中被維繫。
而後人類時代正在將這個介面逐一的拆解。
手機冷落：在場的身體，缺席的意識
讓我們從一個日常生活場景開始。兩個人坐在同一張餐桌前，其中一人不斷地低頭滑手機。這個被研究者稱為「手機冷落」（phubbing，phone snubbing的縮寫）的行為，在現象層面看起來好像微不足道，但它所造成的心理後果，卻已有相當充分的實徵研究顯示出，被冷落的一方會感受到顯著的歸屬感下降、關係滿意度降低，以及依附焦慮的升高，尤其在本就具有焦慮依附傾向的個體身上，這種衝擊表現的更為劇烈（Karadag et al., 2024）。
手機冷落揭示了一個弔詭的現象：身體在場，意識卻缺席。這種「在場的缺席」所造成的傷害，在某種程度上比單純的物理性缺席更令人困惑。因為依附系統所期待的信號（身體的臨場）出現了，但關係真正需要的東西（另一個意識的全然在場）卻消失了。個體陷入一種難以名狀的孤獨，不是一個人，卻是一個人。
這個弔詭，是理解後人類時代親密困境的重要關鍵。
去身體化：親密感被抽離了什麼
手機的冷落只是症狀，不是根源。更深層的問題是，數位化的親密模式，正在全面地重新定義「連結」的意義，將「連結」從一種身體性的、雙向的、帶有風險的相互臨場，簡化為一種資訊的交換與情感的表達。
這個簡化帶來了便利，也帶來了一種難以察覺的空洞化。
親密感的本質，不只是資訊的傳遞。它是兩個有限的、脆弱的、會受傷的身體，在彼此的物理與心理存在中相互承擔的過程。你看見對方眼睛裡的疲倦，你感受到對方聲音裡細微的變化，你承受對方的沉默所帶來的壓力，你在這些無法被數位化的細節中，學習如何與一個真實的他者共處。這種學習，是無法被文字介面所複製的（Turkle, 2011）。
AI依附將這種空洞化的互動推向了一個新的極端狀態。與AI的互動幾乎完全是去身體化的，沒有物理臨場，沒有非語言信號，沒有那些讓真實關係既豐富又困難的身體性細節。剩下的，是被高度精煉的語言互動，流暢、即時、永不尷尬的修辭。但在這個精煉的過程中，恰恰是那些讓人際連結具有發展性功能的粗糙元素，被一個一個過濾掉了。
數位殭屍與身體的幻象
數位化親密的另一個面向，則是走向了另一個相反的極端：不是消除身體，而是製造身體的幻象。
AI影像生成技術創造出被研究者描述為「數位殭屍」（digital zombie）的現象。理想化的、完美化的身體呈現，剝離了肉體真實的脆弱性與不確定性（Lury, 2024）。在社群媒體上流通的自我形象，在AI生成的虛擬伴侶中呈現的身體，都是一種經過高度篩選與美化的身體符號，但卻不是真實的身體存在。
這種身體幻象的大量流通，悄悄地重塑了人們對真實身體的感知。真實的身體是會老化、會生病、會讓人失望的；它不會永遠符合理想化的期待。當數位環境持續地以完美身體作為親密感的視覺語言；真實的、不完美的身體臨場，反而開始顯得陌生，甚至令人感到不安。去身體化與身體幻象，其實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它們共同製造了一種與真實身體的疏離。
後生物親屬關係：當家庭不再需要身體
這種疏離，在當代最前沿的社會實踐中，已開始呈現出令人不安的具體形態。
有研究者提出了「後生物親屬關係」這樣的概念：未來的家庭結構，可能不再以生物血緣或身體性的共同生活為核心，而是以情感表現與數位連結為基礎，納入AI伴侶、逝者的數位續存版本（griefbots）、甚至完全虛構的AI雙胞胎（Barfield, 2025）。而這一些不僅是科幻小說，它的初級形態已經具體存在。有人為去世的親人創建AI版本，持續與之對話；有人將AI納入家庭的日常敘事，賦予它關係性的身份。
種種的現象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深刻的本體論問題，而不只是心理學問題。如果情感可以被精確地模擬，如果依附可以在沒有身體、沒有有限性、沒有真正的相互性的情況下發生，那麼「真實的」人際連結究竟還剩下什麼不可被取代的東西？
我的答案是：剩下的，正是那個最不舒適的部分。兩個同樣有限、同樣脆弱、同樣會拒絕你也同樣需要你的存在，在彼此的物理臨場中，承擔著一種無法被演算法複製的「相互性」。因為這種相互性的前提，是雙方都真正地暴露在對方的他者性（otherness）之中。AI沒有他者性。它是一面鏡子，無論你投入什麼，它都以你期待的形式反射回來。而一個只有鏡子、沒有他者的世界，是一個無法真正發生連結的世界。
長期在這樣的世界中生活，我們會變成什麼？這個問題，將我們帶向了最後我們必然要面對的處境。
結語：守護阻力，在無摩擦的時代重新定義倫理實踐
不是告別AI，而是記住我們需要什麼
到此，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
從一隻緊抱著橘色布偶的日本獼猴，到依附系統的演化設計邏輯，到客體關係理論對人格發展的深層診斷，到商業邏輯與依附漏洞之間的結構性共謀，再到去身體化時代親密感的空洞化，這條論證的線索，最終指向一個讓人不太舒服的命題：我們正在大規模地建造一種人工智慧環境，它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滿足了人類對依附的渴望，卻系統性地移除了依附能夠促成發展的所有必要條件。
但面對此種處境，我們必須拒絕兩種誘人的逃脫路線。
兩種我們無法走的路
第一種是技術恐慌論：AI依附必然導致人格崩潰，我們應當遠離這一切，回歸某種前數位時代的純粹人際狀態。這條路無法走，不只是因為它在實踐上不可能，更是因為它誤解了問題的本質。AI依附的危險，不在於技術本身的存在，而在於它被使用的方式與脈絡。一個成熟的成年人以輔助性的方式使用AI，與一個正處於人格形成期的青少年以替代性的方式使用AI，面對的是根本不同的風險結構。恐慌性的全面否定，掩蓋了這個需要被精確辨別的差異。
第二種是科技樂觀論：AI只是工具，人類自有能力判斷如何使用它，過度擔憂不過是杞人憂天。這條路同樣無法走，因為它低估了一件事：依附系統的功能性觸發，發生在意識控制層次之下。內部運作模型的自動化運作，CASA範式所描述的社交腳本的不自覺啟動，焦慮依附者在遇到永不缺席的回應性存在時的神經層次反應，這些都不是可以靠人的「理性判斷」輕鬆克服的事情。樂觀論者的「人類自有能力判斷」，只是預設了一個比實際更理性、更自覺的使用者。
兩條路都是迴避型的脫逃戰術。而真正的問題，卻在兩者之間。
守護阻力，作為倫理實踐
我們能做什麼？
我的想法不是給出一份操作清單，因為這樣回應問題，會背叛這個問題本身的重量。但有一個命題，是我們會自然抵達的地方，那就是：在一個越來越擅長消除摩擦的技術環境中，主動地、有意識地守護關係中的阻力，是一種需要被重新定義的倫理實踐。
阻力，在這裡不是痛苦的同義詞。它是克萊恩所說的那個讓整合得以發生的挫折，是溫尼考特所說的那個讓真實自我得以浮現的幻滅時刻，是馬勒所說的那個讓對象恆常性得以建立的短暫缺席。阻力是關係在告訴你「我是真實的、我有自己的存在、我不完全順從你的意志」的方式。沒有這個聲音，沒有關係與人格的發展。
守護阻力，意味著在便利與發展之間做出有意識的選擇。它意味著在可以使用AI的時候，有時候選擇去承受真實關係的不確定性。它意味著在面對一個會拒絕你、會讓你等待、會以自身的需求打斷你的他者時，不把這理解為關係的失敗，而把它理解為關係正在對你做一件AI永遠無法做的事：它正在真實地存在。
這不是浪漫主義式的說教。這是從客體關係理論的內在邏輯中浮現出來的一個結論：人格的深度，是在與真實他者的碰撞中被形塑被鍛造出來的。沒有碰撞，就沒有深度。只有鏡子，就只有回聲。
PANCHI君，以及我們的差異
最後，讓我們回到市川市動植物園。
PANCHI君還在那裡，依偎著他的橘色布偶。他不知道那個布偶不是他的母親。他的依附系統在最脆弱的時刻抓住了最近的東西，然後以全部的力量緊握不放。這不是他的錯。他沒有其他的選擇，也沒有人告訴他，那個布偶無法給他真正需要的東西。
我們的處境更複雜，也更艱難，但也更有可能性。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知道依附系統的設計邏輯，我們知道人格發展的條件，我們知道商業邏輯如何利用我們最脆弱的節點，我們知道一個永不拒絕我們的存在，恰恰因為它永不拒絕我們，而無法幫助我們真正地長大。
這個「知道」，是我們與PANCHI君之間唯一的、也是決定性的差異。
它意味著，當我們在深夜打開AI對話框，準備傾訴一段讓我們感到受傷的關係，我們可以在開始輸入之前，停頓一秒鐘，問自己：我是在用這段對話作為思考的起點，還是作為迴避真實碰撞的終點？它意味著，當我們發現與AI的互動開始比與真實他者的互動更令人舒適時，我們可以把這個舒適感，不當作美德，而當作一個信號，一個提示我們某個發展的機會正在被悄悄繞過的信號。這不是要我們放棄任何工具，而是要我們在使用工具的時刻，保持對自己真正需要什麼的清醒認知。
問題是：我們是否願意讓這些認知改變我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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