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CPI長期被詬病，核心問題是房價根本不在計算範圍內。自有住宅用的是設算租金，而台灣的租屋市場大量是黑市、沒有申報，統計樣本本身就失真。結果是房價漲50%、實際租金漲30%，CPI的居住指數可能只顯示漲5%。
吉尼係數也是同樣邏輯。台灣的計算不含資本利得，股票與房產增值都不計入，只看薪資所得。但台灣財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地方恰好是資產，不是薪水。有房與沒房的家庭，財富差距正以世代為單位拉開。
政府不是不知道，是知道了不想改。修正統計方式的那一天，數字會很難看，而難看的數字需要政治代價。有房的選民比沒房的選民更有動員能力，利益結構決定了誰的痛苦被統計、誰的不被統計。
而建商問題不是某個政黨的問題，既是藍綠共同利益，也是歷史延續下，長期結構性的。容積率、重劃區、都更案，每個環節都是尋租空間，地方派系、建商、政治人物三角連結，換哪個黨執政都要跟這個結構共存，否則地方選舉根本打不下去。
黑白兩道通吃不是誇張的說法。部分建商的資金來源和催收手段從來不只在陽光下運作，這是業界公開的潛規則。敢正面對抗的政治人物，輕則被抹黑，重則被查帳，真正動到核心利益的，幾乎沒有好下場。
所以打房政策的本質一直是表演，囤房稅調一點、平均地權條例修一點，每次雷聲大雨點小。真正有效的手段，如大幅提高空屋稅、限制法人購屋、對資本利得實價課稅，都會直接衝擊這條利益鏈，所以不會真的做。
最諷刺的是，年輕人知道這一切，但能做的很少。選票在有房族手裡，議題設定在媒體手裡，媒體廣告金主裡有多少建商，不用細查也能猜到答案。移民是個人解法，不是結構解法。這個結構不會從內部自己崩塌，除非外部有足夠大的衝擊，像是經濟硬著陸、人口加速萎縮，或者某個觸發點讓有房族也開始受損。但那種衝擊來臨時，最先受苦的還是沒有緩衝的人。
數字永遠可以好看。人民的痛苦不會出現在統計表上，因為設計統計的人，從來不需要承擔那份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