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的告白：在苦難面前，我同情當權者

遠在美國進修的朋友W傳來信息，聲稱她曾經教過被槍傷的學生︰

我問她，會不會向那位學生講兩句話。批評也好，關心也好，我可以代為轉達。

她說，經已好多人關心他，她和他已經沒有聯絡，毋須再講。

我試圖誘導，從人道立場關心一個認識的人，不行嗎？

她續說，是學生出手在先，打死無怨，見我不回信息，續又說，她認為雙方都有錯云云。各打五十大板，「保持中立」。

公司行政同事在第一次爆眼事件之後，異常亢奮︰

行政同事平常溫和，處事公道，是那種為了工作不惜瘋狂OT的種類。

她與幾位藍絲大媽一談及示威遊行，異常亢奮，屢屢說要打死示威者。戲言︰「我最近學唱兩句榮光歸香港呀。呢，我驚被捉住，唱兩句可以扮自己人。聽說ISIS也是，唱幾句可蘭經就可以走。」

我一直搞不懂這種心情，不懂引用研究、心理學去解釋她們的立場。在我的知識水平，她們並不是立場導致偏激，缺乏同理心嗎？好像又不是。平日生病，她們會主動關心，介紹各路神醫。工作上也甚是幫忙。何以能夠輕言殺人，並為此亢奮？

魯迅《藥》的現代版。興高采烈地議論，血卻是冷的。

冷血和無動於極權的溫床衷恐怕是學校教育養成。香港過去的學校教育提倡，除了錢之外，不應關心任何事情。

我讀過的學校無一不是極權的溫床，講求服從，不講道理。尤其是80年代以前的教師，他們是制度的勝利者，從來不會質疑制度是否正當、公平，他們要求學生服從遊戲規則，一旦學生提出質疑，他們會說︰「我不會跟你們討論這些歪理。」

有兩位在元朗教書的夫妻，最近被學校舊生擺到網上公審。一位被指課堂上，表示水炮車應加入漂白水；一位在非音樂課，強迫學生唱義勇軍進行曲。

我與他們接觸過一段短時間，兩人不算壞人，也算不上好人，是兩位盡責的同事。教學經驗豐富，合作經驗順暢愉快。然而，一旦涉及普世價值，他們就不普世了。我們讀書年代的老師，大多數如此，課堂上灌輸課本知識，講授公平公義。回到辦公室，大搞辦公室政治。

我相信年年考第一的特首想法一樣。她沒有錯，你們這些失敗者沒資格批評她。

關於學校的極權，我是很偏激和不理性的。

每一位對世事冷酷無情、漠視暴力的，都是極權的助力。他們心中沒有公平、對等武力，他們只會追究非執法單位的暴力行為，卻默許，甚至贊成執法單位殺人。

言語上他們會各打五十大板，「他沒錯，但你也不是完全正確」。行為上，他們一定優先質問「是不是你做了什麼令人誤會」。例如小孩子在學校被欺負，老師、家長會首先質疑，是不是你犯了什麼錯。

灣仔舊老細接受英國教育，他說面對欺凌，英國老師會叫學生︰「還擊。」英國老師不會出面調停，不會各打五十大板，不會要求兩位學生互相道歉，握握手做朋友。歐美文化認為，被欺負而不作聲，尋求外力幫助，是懦弱的表現。還擊才是勇敢。

我沒有驗證，卻聯想到張伯倫和邱吉爾。

那些不認同勇武，甚至和理非也說不上的人，內心缺乏信仰，也缺乏信念。他們不可能明白「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意志，他們早就屈服於命運的殘酷，甘心只做一個無志向也無識見，又或者以為自己已戰勝命運，不似得那些一無所有的廢青上街遊行。實際上，他們只是假裝理性和掌握真理的蟻民。

他們認為抗爭者擁有諸多人格缺憾，而當權者「只不過打份工，他們也不想。」

朋友W非常同情林鄭，覺得「記者很兇，林鄭很可憐，快被記者逼哭了」。這種和當權者的共通感我無法理解，她在港時和大部份低收入者一樣住公屋。但她不會同情與自己屬於同階層的人們，反而理解、體諒當權者的難處。明明當權者有份壓迫她。

某次公司壓迫我們，要求我們提交私人資源發展業務。我說，這是搾取，老闆的要求不合理。行政人員體諒說︰「可能老闆也被其他人搾取。」我反問，如果老闆被其他人搾取，奉獻了你的薪水，像國泰那樣開除了你，你會怎樣？

「那也沒辦法。」她的表情不是豁達開朗，是一副不會以為這些事情，將發生在自己身上。她們心存僥倖。我不太相信，子彈打在她們身上，她們會認同這是因果報應，不必追究。

工作環境被藍絲圍繞，不，有些人其實連藍絲都說不上，立場和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講，層次太高。說實話，我憤怒，很想割蓆，但太平安靜之時，這些人全是單純溫和的小巿民。身陷其中，好多情緒沒法排解，反擊或割蓆又怕失去朋友。

想起一些大陸朋友形容的公安、城管。香港人視他們是極權機器的邪惡工具，他們卻受過公安城管照顧，不是我們口中邪惡。我懦弱，還想維繫朋友之情，無奈寫幾句宣洩情緒。

朋友W在美國看香港雅虎新聞，得出議員把政治問題和責任推到學生身上的結論︰「不過我都好同情這個學生，真的學生年輕, 就受這種苦。」她認為香港的事務是大國之間的博役，香港人不應參與其中︰「一向香港都是賺錢為先，大陸巿場這麼大，大家都可以去賺錢。」

我問朋友W，假如她在香港，將會採取怎樣的行動。躲起來不作聲，遣責示威者，或者投靠政府，或是回大陸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