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華夫
美聯儲2020/3/15(美東時間)緊急把利率調降至0%-0.25%,並宣佈相應的量化寬鬆(QE)印鈔救市計畫。美聯儲如此的大動作是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首次。在零利率的情況下,所有美元固定收益的債券的回報就非常低。例如,目前10年期美國國債的到期收益率不到1%,其他歐元、日圓和英鎊的債券收益率也被其央行的零利率政策壓到很低,令靠操作固定收益債券的退休基金運作,陷入困境。
美聯儲調降為零的所謂的基本利率(名目利率),但利率的理論與實務卻異常複雜,艱澀難懂。「總體經濟學」之父「凱恩斯」1936年出版其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書中表明是為了矯正他自己1930年出版的《貨幣論》及經典經濟學馬歇爾、李嘉圖和庇古等巨擘在「所得」(總需求)、「就業」、「利息」、「貨幣」等基本觀念上的錯誤,這些錯誤不合科學,經常預測錯誤,與事實不符。但凱恩斯的反省和教誨似乎作用不大,如今的學者專家或媒體名嘴對「匯率」、「債券」、「房價」、「貨幣」、「利息」及「貨幣超發」等,仍有很多誤區。通常,央行通過購買短期國債降低利率,當利率接近零時,則可以通過購買特定數量長債和其它金融資產繼續增加貨幣供應量。(見
零利率的經濟學)
在低利率環境下,只要美國的
實際利率低於經濟(GDP)實際增速,
美國債的可持續性可以得到保障。然而一旦高
通脹維持,利率高於經濟(GDP)增速,對償債能力的擔心就會引發對美元的拋售,而一旦美元貶值,就會進一步加劇拋售而形成惡性循環。換言之,過於龐大的
美國債將破壞美國承擔國際安全資產提供者和保險人的角色。近期,美國財長葉倫對於各國減持
美國債的擔心即源於此。(見
「美元霸權」的另一面是什麼?)
2)銀行融資信貸:美國的金融資金市場已在1986/4月完成利率市場化。市場利率(market rate of interest)是由資金市場上供求關係所決定。美國利率市場化的效果是:(1)「實際利率」增速趨近於GDP增速;(2)「存款利率」(通常略高於基準利率)與「貸款利率」(通常略高於「存款利率」)的利差穩定加闊;(3)「貨幣市場利率」(即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商業票據利率、 國債回購利率、國債現貨利率等加權平均利率)趨近「存款利率」,甚至更低;(4)比「存款」更具流動性且能避險的「債券(票面)利率」趨近「存款利率」。
在美國(或其他國家),
美聯儲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設定「短期利率」(即
聯邦基金利率或基準利率)。也就是說,美聯儲只控制「短期利率」,而不控制「長期利率」。市場力量(供給和需求)決定了長期債券的均衡定價,從而確定了「長期利率」。如果
債券市場認為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聯邦基金利率設定得太低,則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增加,這意味著「長期利率」相對於短期利率會上升–收益率曲線會變陡。如果市場認為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聯邦基金利率設定得太高,則情況恰恰相反,長期利率相對於短期利率會下降–收益率曲線趨於平坦。
而通貨膨脹是債券的最大敵人。通貨膨脹侵蝕了債券未來現金流量的
購買力。也就是說,當前的通貨膨脹率越高,(預期的)未來通貨膨脹率越高,則收益率曲線上的收益率將上升,因為投資者將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來彌補通脹風險。通常,通貨膨脹率持續上升時,美聯儲會升息基準利率,這就意味著企業融資貸款的成本升高,而拉低所有公司股票的估值,將引發股票價格全面下挫的股市危機。(見
通貨膨脹可能捲土重來及
股市能抵禦通脹風險嗎?)
而中國財政部前部長樓繼偉認為「赤字貨幣化」(即財政部直接向美聯儲等央行透支)的貨幣寬鬆政策之所以沒有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是,這種「通貨膨脹」表現為資產價格的上漲,而沒有表現為實物和服務的價格上漲,全球都是金融混業經營,然後貨幣政策放了水,放出流動性,給金融機構互加杠杆提供了巨大的空間,首先表現為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然後就是房地產價格上漲,再加上收入分配,這種情況下收入分配差距肯定擴大。(見
樓繼偉:人民幣在資本項下完全開放尚不具備條件)
但2020年人民幣大幅升值近7%,美元兌人民幣突破6.5大關,原本看衰人民幣的外銀紛紛改口,上調今年人民幣預估值,花旗甚至認為會升破6的歷史天價。隨著人民幣強勢升值,市場風險已從原本的資金外逃,變成出口廠商競爭力減弱。2021年中國的貨幣政策是加速金融改革與擴大金融雙向開放,並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見
旺報社評》人民幣國際化可以更大膽)
另外,當基準利率下降時,債券的收益率(殖利率)普遍會下跌,投資債券的公司(如保險公司、退休基金等)其收益就會降低。美聯儲升息會直接推升短期利率水準並傳導到長期利率,而美聯儲縮表則會直接推高長期利率,兩者皆會收縮市場資金,緊縮過熱的經濟。當美聯儲(央行)調升(基準)利率時,債券價格反向下跌,此即所謂的「利率風險」,其簡單直接的解釋是:當人們買了收益率為2.5%的2年期A債券後,央行調升利率,市場就會出現收益率為3.0%的2年期B債券,人們就會賣掉A債券,去買收益率較高的B債券,當人們都急著出脫A債券時,A債券的市場價格就下跌。
當美聯儲2008年降低基準利率為零,「貸款利率」也就變低,借錢容易,市場資金氾濫,美股道瓊從低點約八千點,一路上漲到近三萬的高點。反之,若美聯儲升息,貸款戶必須付出更多成本來償還貸款利息,則壓抑了信貸及投資意願,走跌資金緊俏,股價走跌,經濟下行。另外,當基準利率走低,「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的利差會通常趨窄(小),銀行就無法因放出貸款而獲利、而緊縮信貸與融資(
「逆轉利率 (reversal rate)」),這就會引發「橋水基金」創辦人達利歐所說的「信用評等」的差異將使所需償還的利息差異變大,則「信用評等」較差的弱勢信貸者就得背負較大的償還債務,造成消費能力下降、物價下跌,掉入「通貨收縮」的惡性循環。(
如何拯救美股10天4次熔斷的美國經濟─美股的本質(10))
據「日經」報導, 2020/3/19創出了1美元兌日元匯率破110的近幾年新高(按:1985年
「廣場協議」是讓美元有秩序地貶值)。「世界貨幣」美元的升值,不僅會衝擊美國的出口與企業獲利,也會緊縮全球的信用貸款與融資,不利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標準普爾預測疫情可能導致亞太地區蒙受6,2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3)
「流動性陷阱」:當利率低到無法再低的地步,美聯儲等央行無論怎樣量化寬鬆(QE)印鈔救市的增加貨幣供應量(M1或M2),人們抱著利率會上升,債券價格會下降的預期,因此寧願持有現金,不會增加投資和消費,總體需求萎縮,經濟(GDP)下行,央行降息和QE的貨幣政策失效。「流動性陷阱」由凱恩斯提出,日本90年代降至零利率之「失落的十年」是例子。
當美聯儲緊急把利率調降零後,在全球金融化的浪潮下,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就出現了
「蝴蝶效應」。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
正如「橋水基金」創辦人達利歐所說的)大多數中國企業和消費者都面臨現金短缺,消費者將削減必要支出以外的所有其他開支,從而會進一步抑制需求。這就產生了惡性循環風險:在大多數建築活動與封城期間陷入停頓後,如今房地產銷售依然低迷,進一步減少開發商的現金流。
於是,中國房地產開發商轉向境外美元借入短期債務,去年境外美元的貸款增加了52%,達到752億美元的歷史高位。這是因為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各國央行的零利率政策下,西方投資者在中國市場的利率高於其本國市場的情況下,紛紛湧向離岸美元市場放貸,但這也因此增加了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外幣投資風險(foreign currency investment risk),近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破7,開發商償還美元債務的難度及風險也就同步加大了。
英國「金融時報」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近20年以來,中國的需求增加了世界其他地區的財富,因為中國從新興市場進口原材料,從發達國家進口奢侈品和服務。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在刺激方案下產生的需求也幫助推動了世界的復甦。然而現在,隨著中國從資本輸出國轉變為輸入國,中國可能不再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
4)
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PE)泡沫: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私募股權可能會成為下一個股市大泡沫。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Calpers)是美最大的養老基金之一,在2020年6月,其首席投資官孟宇認為要達到該退休基金每年7%的回報目標,會考慮增加該基金對於私募股權資產的配置比例。增加的配置資金來源,將來自最高不超過20%的槓桿,而Calpers基金的規模在2019年底約為4000億美元,20%的槓桿,就是差不多額外的800億美元的資金量。
首席投資官孟宇向其董事會做的簡報中提到:「基於目前低利率和低增長的宏觀環境,只有很少資產能夠達到長期7%的回報目標。私募股權就是其中之一。槓桿會增加回報的波動性,但是由於我們的投資周期很長,因此可以容忍更大的波動。」
由於全球低利率,大大拖累了固定收益資產的收益率。美10年期國債2020/6/22的收益率為0.69%,美3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也僅為1.46%。遠低於退休基金每年7%的回報收益目標。
在固定收益的債券之回報率越來越低的情況下,退休基金經理為了每年7%的回報目標,用上槓桿,增加私募股權的配置,是可理解,但私募股權行業收費很高,透明度比較低,風險比其他類資產投資高的多,並且,2019年全球
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PE)的總投資額,達到了4780億美元,比2018年高出3.9%,是自2007年以來的新高,極可能會成為下一個股市大泡沫。
Zero lower bound rate (Z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