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論電視》—象牙塔必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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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的時代，民主的概念被極端推演成政治社會中的事物必須連庶民都具有可及性，專業被貶斥成賣弄筆墨、故作玄虛，象牙塔成為形容知識份子封閉系統的象徵，高聳入雲卻不近人情。有點像是處在法治國家中—例如台灣，卻經常有著不懂也不想懂法律的人士拿出所謂「法理情」來說項，但這只不過是為了不適用法律的託辭而已。無論是在什麼場域之中，政治、經濟、司法、社會、哲學，具有學術體系適格性的地方的概念以及知識必定都是具有門檻的，但當代卻要求這些東西必須要既專業又易懂，這豈不矛盾？更不樂觀的是，這一切更在電視媒體的催生下更形劇烈。

必須重提的是麥克魯漢所提出的重要觀念：「媒體即訊息」，這句話不僅被波斯曼給重複，更且延伸成為「形式排拒內容」。「如果我們使用這麼珍貴的時間去報導如此無用的事情，原因便在於這些如此無用的事情事實上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掩蓋了一些珍貴的事物。」這是作者告訴我們的，我們永遠必須要知道表象之下隱藏著什麼內裡，也必須要知道當我們被告知了什麼之時，也被隱藏了什麼。尤其，媒體（media）並不只是媒介，亦即其並不中立，卻是帶有化學性質的濾網，不僅篩進篩出物質，同時也改變了物質的性質。「…電視可以弔詭地以展示來進行隱藏，因為它展示的是它所應該展示者以外的事物，所謂應該，是以告知為其功能；但電視也可以展示應該展示的事物，但因為展示的『方式』，卻使得事務實際未獲得展示，或是使得這些事物變得毫無意義，或是把它們的意義加以建構，使得意義後來和真實不相符合。」而這個意義是什麼？波茲曼說過：《娛樂至死》。

舉例來說，參加電視節目本身就潛在顯在地被言論檢查，因為主題已經被預訂、傳播條件也是外在的、主持人也握有話語權，決定何人發言，決定以何種態度對應特定的講者以及時間限制，這些種種就使得講者不具有自主性。而這諷刺的一點在於布迪厄引用柏克萊對存在的定義：「存在即被感知。」來形容許多「知識份子」，因為這些人不真的是知識份子，但卻是以在電視上被感知來取得其存在。而這些人正是不是科學家的科學家、不是哲學家的哲學家，他們什麼都能談、什麼都能講，而這些人之所以言之鑿鑿是因為他們言說的事已經被鎖喲人街受的觀念，這些「廣為接受的成見其實讓這無論多長的對話都根本不是一種「溝通」，因為並沒有任何的內容有實際的交流。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是來自於媒體提供的聲望，因為他們在原先的領域並不具有成就，但是透過媒體的認可讓他們可以跨及此處後，由此所取得的權威性再反過頭去影響原先的領域。而這樣領域間的相互影響是布迪厄所最關注的「結構」問題。

不同的場域有不同的思想體系以及其中共同的價值觀，例如在媒體的情況來說正是「什麼是適合上電視的？」這個問題，同時在每個領域中都有根據內部價值都是由其中的行動者掌握評判權—也就是場域的行動者所面對的對象只有同行而無需取悅一般人，但每個領域都並非獨立於社會而存在，所以也會有他律性的面向，但問題出在如果他律性凌駕了自律性，將使得不是科學家的人會對科學家表達評價，而媒體的問題正是在於讓這樣的意見廣及之後還具有了權威性。而媒體作為場域自身，又是最受他律性的地方，媒體的存在相較於專業性而言，商業性是更加優位的，需要收視率、需要補助、需要資本，而尤其是收視率作為目標，就讓媒體幾乎屈服在市場的邏輯之下，這除了有桑德爾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中提到市場價值事物場域所產生的「腐蝕」—使事物不再被原先本在價值評判卻被市場價值評判後失去本質—的後果之外，更因為電視媒體所具有的「娛樂」濾鏡，使得所有事物因為在追求收視率的同時，必須要取悅觀眾。所以即便是嚴肅如政治問題，也必須要加上戲劇化—也就是為事件尋找具有娛樂性的脈絡—的展演，黃金時段中總必須要有熱辣、煽情的場面，因為這樣才夠「有趣」。

且在電視所由來的電報所開啟的新訊息傳統中，「速度」已經超越「內容」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什麼是最新的，而不是什麼是最真的，所以「例外」—天災、謀殺成為記者眼中的焦點，因為這些才能成為觀眾的焦點，因此媒體行業讓新還要更新、快還要更快，而這就是獨家的起源。尤其這樣的記者在專業性與商業性的對立排比中，顯然是更不會尊重自身的職業倫理的，所以盡量挖、盡情挖，受害者也必須被訪問為何難過的廢話，因為拍攝這些人的畫面才能成為收視率前段。更加荒謬的是，在當代的民主自由國家中我們聲稱媒體自由，但市場卻成為了另一頭巨獸，我們以為競爭會產生多元，但在同樣的限制與同樣的追求下，卻讓媒體的輸出意外地同質，例如上一家報社才剛發表謀殺新聞，下一家報社馬上就要跟上，或是在用詞上總是要驚人地聳動，「孝子」、「美女」、「宅男」、「慟！」，奇怪的現象在這樣的脈絡之中都見怪不怪。布迪厄這麼說，在20世紀末呼應著麥克魯漢的在世紀中的斷言：

「…原來宣稱自己是紀錄工具的電視，變成了創造現實的工具。目前的演變清傾向是，整個社會世界不但是電視描述的對象，而且也是受電視要求成為如此。電視成為是否能獲得社會、政治存在的仲裁者。」

電視在上個世紀中之後成為每個家庭的「傢俱」，而這似乎是民主的實現，因為每個人對於電視中不論是什麼高官還是政要都似乎是近在咫尺，而那些人的發言似乎就是對著自己而來，而這也讓訊息的份量被加強，也讓任何場域的門票價格下降。而當記者即便在各種文化場域中並非具有知識性的掌權者，但卻因為是掌握著這關鍵的傳聲筒時，也從原先的被宰制位置躍升成為宰制者，因為記者決定什麼事物被呈現，也決定事物怎麼被呈現。尤其這會產生一種政治危險，因為影像的特質是會產生「真實效應」，「它展示出一些事物，並且使人相信它所展示的事物是存在的。這樣的一種展現力會產生動員的效力。」，也就是說，事物雖然不實存，但若集體想像該物實存時即會產生如同該物實存的後果，而這就將產生動員的政治現象，而動員的危險何在？動員是情緒性的驅動，而驅動的那些人就是 Hoffer 所說的《狂熱份子》（The true Believer），而這些人正是在社會上的失意者，而這不就正組織出了革命所需要的能量嗎？

在本書中布迪厄有段敘述是精簡地總和了他所描述「電視」以及作為結構的電視媒體與其他場域間的互動關係，

「經濟的力量是透過收視率的壓力，作用在電視之上，接著又透過電視作用在新聞界，作用在其他的新聞體之上...接著，以同樣的方式，透過記者們整體的力量，它又作用在所有的文化生產場域。」

而就現實屈尊於市場商業邏輯下的媒體業，很明顯的這個循環無疑地是「惡性的」。我們甚至已經可以說，媒體這個場域已經淪陷，自律性早已不存，原先的他律早已與自律融合，市場成為電視媒體的主宰已然是當今政治社會中的現實，即便如同中國般地非民主國家掌握住的媒體，也與一般自由國家無不同的是都由特定的巨頭所掌控著媒體要報導、不報導什麼，只是一個是國家、一個是企業而已。那我們能保存得只剩下其他的場域，而保存的方法就是維護著知識體系的象牙塔，因為在象牙塔之中是由其中的人員對彼此進行批判檢視，且方法是科學性的，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杜絕媒體壟斷及其惡行影響下所造成的「去政治化」後果，畢竟若政治是在爭奪對世界的詮釋權時，媒體將其濾鏡—觀點強加在社會之上，那麼政治就不再具有任何的意義，因為社會將是一片乍似吵雜、實則寧靜的死寂。因此，象牙塔必須存在，如此方能使得人類社會中所有的場域不被媒體給蠶食鯨吞，使得自由得以保存，事物的本質才不被腐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