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社會」並不欠這社會什麼

十四年前，我和幾個哥們兒一起寫了一本叫《在台北生存的100個理由》的書，其中一篇叫「活著樂隊」的文章，寫當年搖滾樂團的現場演出環境，標題的雙關語來自Live Band的硬譯。我是這麼寫的：

事隔十四年，要不是「地下社會」歇業風波鬧得沸沸揚揚，我已經忘了當年寫過這麼一篇文章。如今Vibe消失多年，「女巫店」2011年經歷停業危機，文化局插手搶救，得以繼續營業。「地下社會」跌跌撞撞走到這個星期，纔終於不堪官府一再開罰，決定不幹了。

如今年輕人「玩樂團」已經不再像九○年代被師長、媒體目為搞幫派混流氓之類的「地下活動」，早已取得「正當休閒娛樂」的合法性了。真沒想到，在這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官府一口一個「文創產業」近乎念咒的時代，那充滿挫折感、必須滿腔倔強執念纔能撐下去的，竟不是玩團的孩子，而是屢被不合時宜法令規章擊敗的live house。

「Live house合法化」講了許多年，不明就裡者或曰：該登記就登記，消防法規、賣酒執照、噪音管制都該照規矩來，有什麼好吵？殊不知live house在現行法規之中，並無棲身之地，長年來live house都只能以「小吃店」申請執照，不然就得被歸類到「八大行業」。公家稽查人員照著檢查酒吧之類場所的經驗看待live house，若要賣酒就得登記成「飲酒店」，必須搬到商業區纔能開業。若是登記成「小吃店」，則營業項目不得有現場演出。live house以學生族群為主要客源，賣票辦演出為主，吃喝只是附帶營業項目，卻要比照「八大行業」規範娛樂稅、酒稅、消防與店內設施。 2010年底，經濟部商業司終於新設「音樂展演空間業」項目提供登記，相關消防、建築法規卻始終沒有配合修改，於是徒有營業項目而無營業法規，變成空殼。

就我所知，live house業者始終都很願意盡力配合規定，無奈受制於不合時宜的法條，再怎麼努力，仍然功虧一簣──嚴格說來，現在台北所有的live house都不算完全合法，只是管區要不要去取締而已。

近年唱片業大崩盤，實體銷售十年跌掉九成，「現場音樂」場景卻逆勢成長。我那篇舊文所謂台北「固定讓搖滾樂團表演創作歌曲」的場所已比當年又多了幾間：Legacy、 The Wall、大小兩間「河岸留言」、海邊的卡夫卡，都變成了台灣獨立音樂舉足輕重的「育成中心」。此外，大大小小的音樂節也辦得有聲有色，已能吸引中國、香港、甚至日本歐美樂迷專程飛來台灣共襄盛舉──看演出的經驗畢竟是無法下載、無法複製的。十四年前，我真想像不到未來台灣「現場音樂」會繁衍出這麼熱鬧的風景。

那篇1998舊作，還有一段讓如今的我赧顏的敘述：

九○年代，「搖滾現場」仍屬於邊緣、地下、帶著「秘密結社」氣味的小眾團夥。不管唱的是翻唱國外樂團的口水歌，抑或良莠不齊的原創曲，氣味相投的一小撮人聚到一塊兒，電吉他破音效果器大腳一踩、長髮樂手「喳喳喳」刷起弦來，就足以讓大家high翻了。然而革命就在這樣的場景醞釀：我寫那篇文章的第二年， 一個「地下樂團」出身、叫「五月天」的團推出首張專輯，一傢伙賣了30萬張。之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2001年，另一個叫「蘇打綠」的學生樂團開始在「地下社會」表演，之後他們不靠主流廠牌奧援，步步高陞，一路唱到了小巨蛋。

五月天、蘇打綠的走紅，對我當年的悲觀之論賞了兩巴掌。更別說近年人氣鼎盛的1976、Tizzy Bac、Matzka，都是唱live house起家、獨立廠牌出身的重量級樂團。回首往事，我們已經走了很遠、很遠。

公部門一邊夸夸而言「文創」，撥巨款興流行音樂中心、設補助、立標案，一邊根據窒礙難行的法條規章，選擇性地對民間自為的展演小空間騷擾取締，這是不折不扣的本末倒置。真正熱鬧的文化場景從來都是「由下而上」長出來的，與其灑錢補助，不如讓這「民間自為」的空間得以無礙存活，創意生機自會找到出路。

「地下社會」決心歇業，老闆林宗明只淡淡地說：「『地社』沒有對不起這個社會。」是的，他們並不欠我們什麼，反倒是這光怪陸離、群魔亂舞的社會，竟容不下這麼一間小小的live house。歸根結底，我並不想從「天團育成中心」的功利角度論live house存在之必要──在我心目中，一座像樣的城市，總該有若干讓邊緣的、地下的、不乖馴的聲音得以噴洩的出口。真正大度的市民，即使未必能欣賞，也總該理解或者包容那樣的生活樣態，唯有如此，這座城市纔能成就其「多元」，也纔有資格自稱「偉大」。

（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