訟棍的生活或是神棍的生活─關於鄂蘭《人的條件》

當vita activa成為中世紀對於亞里斯多德政治生命bios politikos的標準翻譯時(Arendt, 1998: 12)，它也開始漸漸脫離了其原始含有政治參與的意義。actio在拉丁文中多為指涉訴訟，政治參與活動成為了法院官司，代表的是黑格爾意義上的不同倫理實體因對抗而毀滅，一個普遍性的法權狀態(Rechtszustand)取而代之。政治行動者自此都是在世界法庭爭取勝訴的維權律師。 theoretikos來自於觀看，理論(theory)的字源也來自於此。然而，西方第一個理論的誕生，卻是來自於沒有看到。泰勒斯在觀察天空的時候，沒有看路而掉入井中，受到旁邊色雷斯女子的嘲笑。正如Hans Blumenberg所言：理論即人們所不見之事(Theorie ist etwas, was man nicht sieht.)。理論是忽略切身相關之事，關注遠在天邊之事。

當亞斯斯多德的沉思生活bios theoretikos在中世紀被翻譯為vita contemplativa時，觀看的對象也從身外之物轉回自人的內心。contemplatio可以拆解為con(一起)+templum(神殿)，當阿奎納在其神學大全以vita contemplativa稱呼亞里斯多德的理論生活時(Arendt, 1998: 14)，他想的是透過默觀，來到上帝的殿前敬拜祂。默觀自此成為了一種靈性的操練，與神接近的方式。 在世俗化的世界，世界法庭上坐的不一定是上帝，而默觀的對象也不一定是基督教的三一真神。理論家是不同神明的廟祝，而根據信仰信眾的多寡，決定誰所供俸的神明是世界法庭的審判長，從而決定要依什麼樣的標準與法律，誰可以在世界法庭上勝訴。行動家必須是理論家，反之亦然，二者的活動已無可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