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蘇哲學切片：從自然哲學到智者〉2023-06-29
「哲學」的最初是怎麼一回事？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中從「技藝」的角度提供了一種人們對哲學與哲學家的最初理解。亞里斯多德談到，經驗的實用價值並不比技藝來得低，但我們之所以尊敬一名工匠大師，不是因為他像一個無機物（譬如說，一個古代的魔像、或一個現代工廠裡的機械手臂）一樣做出某件事，而是因為他擁有怎麼做的知識。
在相同的結構下，亞里斯多德指出，一般而言，我們不會覺得我們的感官經驗是智慧的，我們能知覺到火是熱的，但我們的經驗不能告訴我們火為什麼是熱的。因此，那些發明者能做出有助於生活的新東西，我們會敬佩他，但那不是因為他製作出了那個東西，而是因為他擁有某種超越於通常感官經驗的知識，所以人們覺得他特別有智慧。而進一步地，當一個人擁有一些離實用性更遠的超越知識，他就會被認為更有智慧。亞里斯多德認為，這類與實用性拉開距離的學術之所以得以發展，是因為埃及附近的祭司階級有著更多的閒暇時間。
亞里斯多德的觀察與分析向我們揭示了先蘇時期(“pre-Socratic” )的古希臘哲學發展。最初，這些被認為擁有智慧的人，他們的「智慧」的對象是物質世界。他們是一些從事著理論性探究的「自然哲學家」。出於一種「對令人敬畏的自然之認知興趣」，這些探究者將人的思想從「製作具體工具」、「執行具體行動」這類工作中解放出來。這些有能力去談論自然的某種超越於典型實用價值之知識的人，形構了一種新的令人嚮往理想的形象。
於是，貴族與政治領袖不再只需要擁有軍事能力，他們還需要具有能言善道的能力。他們需要有辦法在會議上、外交上與祭祀上使用修辭與論證，來得到一個比僅僅由傳統與血統還要深刻的新形態權威支配力。擔任《文明六》希臘文明領袖的伯里克里斯便是這種善於演說的典範人物。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的民主加速發展，孕育出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對哲學有著重大影響的人物。
而那被認為比「自然哲學家」更有智慧的，兩個方向的「反自然哲學」思想，是畢達哥拉斯學派和伊利亞（Elea）。前者的代表人物自然是畢達哥拉斯，在一個人人都聽過「畢氏定理」的時代，我們多少都有著他是一名數學家或數學哲學家的既定印象。但在一些不同的論點裡面，畢達哥拉斯更像是一名"Guru"，比起專注於數學與哲學，他的「事業重心」更多是在建立與經營一個不完全公開的「有知識者團體」。那些能被外界認識到的數學與自然哲學知識更像是某種說明團體價值的廣告，只有加入團體的人，才能聽到畢達哥拉斯那些能用來幫助你掌握政治權力的「密傳知識」。
發源於義大利南部的伊利亞學派，除了比畢達哥拉斯學派更少的政治動機外，在哲學上也離自然哲學式的探究更加遙遠。伊利亞學派的思想家們將理智的思想與感官經驗到的實在明確區分開來，並認為唯有理智才是「確定之知識」的來源。芝諾的「飛矢不動」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告訴我們：「運動」在理性上是不可能的，是我們的經驗為我們帶來的幻覺。某種意義上來說，休謨對因果關係的挑戰也是循著芝諾的方法，只是休謨注意到與且認同那些「非理性的習慣」對實際生活的重要價值，所以能夠反過來強調經驗與實踐的重要性。
但一個有趣的現象發生了，當人們普遍意識到有一種「不同於實用技術的技術」之後，「智者」誕生了。他們將這種「因為遠離實用而顯得智慧的技術」賦予了新的實用價值，他們將這些技術帶回到了實用領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基於政治目的運用修辭與論證的能力。
就像叔本華諷刺地說過的，這些智者被認為是「靠哲學而活而非為哲學而活」的人。他們像販售其他技藝的人一樣，販售「說話的技術」來讓經濟上富裕的人能夠成為政治上的支配者。在民主制的雅典中，熟悉大眾重視的哲學議題與詩歌並掌握修辭技巧的人將有機會成為政治地位的重要競爭者。在「真正學習了哲學」的伯里克里斯那些讓哲學思想能廣泛被交流的民主改革之後，反而是「哲學之形式」成了雅典人學問的主流。
人們開始將哲學視為一種辯論與說服的技藝。認為哲學家的強項就是能把「客戶的立場」說得頭頭是道。在Aristophanes的喜劇《雲》中，「萬能的蘇格拉底」甚至能在空中行走。戲劇的最後，蘇格拉底的學生學會了詭辯術，證明了「兒子打父親」的合理性，暴打了讓他去上課的父親，順便燒掉了蘇格拉底經營的「思想所」。而隨著這部嘲諷智者的喜劇之落幕，我們也預見了智者時代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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