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劉宋

前情提要：東晉在司馬道子專權後，開始走向滅亡之路。當時先後發生了孫恩與盧循之亂，而桓玄趁著孫恩之亂，起兵東征，北府劉牢之的投降，讓桓玄得以篡位，改國號楚。但沒半年即被劉牢之的部下劉裕打敗，劉裕迎接晉安帝，恢復晉朝。當桓玄執掌大權時，因人民多逃入寺廟以避稅役，使得國庫空虛。而部分僧尼不守戒律，桓玄開始整頓僧人。

較大的舉措之一是要求全國僧侶必須向君主禮拜，桓玄的考量是，人民對佛教的信仰，可能導致對政府權威的漠視。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討論這個問題，早在東晉成帝時期，庾冰極力排斥佛教，尊崇儒學，試圖恢復儒學獨尊的局面，而何充則崇信佛教。當時佛門弟子，見君王不行跪拜之禮，庾冰認為這違背禮教。庾冰代晉成帝發布詔書，聲稱禮敬為治國之綱，為維護名教與朝廷典制，僧侶必須跪拜君王。何充則極力反對庾冰頒布詔令，便上書進言，認為佛法的弘傳，有利於教化百姓、鞏固王權。朝中大多數人認為佛教與儒家，在禮俗上雖存在著差異，但二者皆能教化萬民、維護王權。晉成帝最終採納了何充的諫言，允許沙門弟子面君時免行跪拜禮。

東晉元興元年(西元402年)，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重申六十餘年前庾冰沙門敬王之議。當桓玄政令一出，慧遠總結東晉兩次沙門敬王之諍，「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乃慎重地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給桓玄。在這次事件中，慧遠力挽狂瀾，外抗強權，內爭僧格，使傳入中國不久的佛教，克服了一次「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的危機。

全文分成五篇，簡述如下: 在家第一，說明在家的佛教徒，是遵循世俗禮教的「順化之民」，佛教的社會作用是「助王化於治道」；

出家第二，認為出家眾是「皆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共道。」雖然在傳統儒家思想的框架下，沒辦法奉侍父母，但卻沒有違反孝道。法師擴大解釋，如果一位出家的僧人，可以「全德」，則一樣可以光宗耀祖，澤被天下(道洽六親，澤流天下)； 求宗不順化第三，接下來三篇是法師，面對不順民情禮拜君王的質疑，進而論述。出家人為了追求真如本性，不會因為世俗的情欲(錢財、名利等)而讓身心起煩惱，進而達到佛教所稱涅槃寂靜的狀態。這就是僧人之所以不向王侯行跪拜禮，行動高潔，不做王侯，而受王侯恩惠的原因！

體極不兼應第四，雖然佛教與儒家思想有些微差異，但是最終的目的是相同的。

形盡神不滅第五。佛教認為我們的神識(或稱為業識)，是跟著我們不斷地投生到不同的地方，例如我們所熟知的六道輪迴(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當我們投生為人(不要以為你一直都是人XD)，神識的倉庫，就會把人世間所需的一切種子搬出來，所以我們會很自然而然，接受人世間的一切。經典裡面用「一境四心」來比喻。譬如一杯水，因為天、人、餓鬼、畜生果報不同，於水而有四種分別。天看到的水是琉璃眾寶莊嚴之地；我們人很自然認為就是水；餓鬼看見卻是膿血，因為由宿世吝嗇小氣，罪障深重，墮餓鬼中，所見之水，皆是膿血；魚卻認為水是住處，不見水相。

這一期生命的過程當中，我們學習了很多知識，也體驗了很多事(種子起現行)，每一個念頭、行為與經驗，都是一顆種子，都會儲藏到我們神識的倉庫裡(現行薰種子)，等待機緣成熟時，種子就開花結果，稱為果報。這也是為什麼改變是那麼難，因為我們的習氣一直不斷的在加強，喜歡生氣的人，容易一直喜歡生氣；喜歡看手機，就容易一直想滑手機。因果法則是佛教的根本，種瓜一定是得瓜，但如果因緣不具足，例如少了充足的水分或是其他因素，有可能長不出瓜，但是絕對不會得豆。這道理便是我們熟知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當我們這一期的生命結束，外在的形體消失了，業識會跟著我們，往下一個階段去。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這件事怎麼不知不覺就會了，有很大的可能性，在過去生中，我們就曾經做過類似的事情。所以要活到老學到老，面對困境，我們要學著去處理，這一期生命沒學會的，未來還是會遇到，如果我們轉念想 : 其實我們會遇到，就是代表我們可以承擔、可以解決。如果我們修行到一定程度，轉識成智，則可自在受生，不受時間與空間侷限。識在佛教裡面認為是雜染的，也就是有「貪、瞋、癡」的元素在，因為這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的「無明」，導致我們的行為造了業，修行就是把這些雜染的念頭，透過智慧來消除。(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

《沙門不敬王者論》整篇論文的主旨是在尊重王權，消弭桓玄對佛教的猜忌之下，同時保存了僧伽的自主性。

廬山之東林寺為當時南地佛教中心（鳩摩羅什所居之長安為當時北地佛教中心）。當時名仕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欽敬慧遠法師的謝靈運，替他在東林寺中開東西兩池，遍種白蓮，慧遠所創之社，遂稱「白蓮社」，後來淨土宗又稱「蓮宗」。當時集結了隱居在廬山和其周邊僧俗兩界隱士高人一百二十三人，結社學佛，專修淨業。其中以慧遠為首十八人，稱十八高賢。為中國佛教，特別是淨土宗的重要事件及佳話美談，影響極為深遠。淨土相關論述，將行文至唐朝善導大師時詳加說明。

劉牢之的屬下劉裕，出生於寒門，原本是江蘇彭城人，後來移居京口(今鎮江)。劉裕年幼喪母，小時候過得非常貧苦。孫恩之亂的爆發，為劉裕提供了打響名氣的絕佳機會。當時劉裕在北府劉牢之底下擔任參軍一職，在這場鎮壓叛亂的戰爭中打了漂亮的勝仗，建立起接班人的地位。當時的劉牢之被桓玄逼上絕路後，劉裕成功率領群情激憤的北府軍，向桓玄發動突襲。堪稱六朝時代一大英傑的劉裕，在政權中心嶄露頭角。劉裕一舉擊敗桓玄，桓玄退回根據地荊州，圖謀東山再起，卻再次敗給劉裕。最後桓玄企圖自荊州逃往蜀地，劉裕趁勝追擊，成功將桓玄於西元404年徹底殲滅。劉裕凱旋歸來後，擁立遭桓玄廢位的晉安帝復辟，推動晉室重祚。但任誰都看得出來，所謂的重祚只是徒具形式而已，繼桓玄的篡位事件之後，改朝換代可說是木已成舟。

其後劉裕採取的行動，與桓溫大同小異。為了使禪讓能夠名正言順，他必須提高自己的聲望，因此他發動了北伐。當時的華北，由鮮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聲勢可說是如日中天，而鮮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後燕，也遭北魏消滅。 同為慕容部出身的慕容德，建立的南燕，則在山東半島苟延殘喘，承受著來自南北兩方的強大壓力。南燕一邊防禦著北方的威脅，一邊趁著東晉末年江南地區陷入混亂，將勢力範圍延伸至原本屬於東晉疆域的淮南。劉裕便以此為理由，趁機發兵南燕，劉裕消滅了南燕後繼續西進，想要趁勢收復洛陽、長安，由此便可看出劉裕這場北伐的雄心壯志。

此時潛伏於江南的五斗米道，趁著東晉軍北伐而建康空虛之際，再度藉由水路進逼建康（此時孫恩已死，五斗米道領袖為孫恩的妹婿盧循），劉裕只好趕緊班師回江南，守禦建康的何無忌、劉毅等北府軍在盧循軍的進逼下趨於劣勢，但劉裕迅速回軍後重整軍勢，在建康的石頭城迎戰五斗米道的孫恩殘黨，成功大破敵軍。盧循引軍逃往廣東，劉裕為了斬草除根而派軍追擊，於西元411年將之完全殲滅。沒有了後顧之憂，劉裕第二次發動北伐，消滅了苻堅的前秦，並進逼羌族於關中地區建立的後秦。當時的後秦已失去了草創時期的聲勢，一來是不斷受北方匈奴的侵擾，二來是優秀君主姚興去世，國力開始走下坡，根本無力阻擋劉裕的大軍。當年因高僧鳩摩羅什翻譯法華經等經書，加上佛教盛行，後秦曾有一段大放異彩的時光。但在劉裕的北伐之下，後秦於西元417年亡國，劉裕收復了洛陽及長安。

當時的華北，匈奴君主赫連勃勃盤踞於陝西北部，而強盛的北魏（鮮卑拓跋部）則盤踞於山西至河北一帶，匈奴的沮渠蒙遜盤踞於甘肅北部，各自對著長安，洛陽虎視眈眈。劉裕在消滅後秦後班師回朝，自此之後，東晉就不斷失去位於華北的領土，相較於北方勢力逐漸退居弱勢。最終由北魏於西元439年統一了華北。

劉裕與桓溫在施政方針上亦頗有相似之處。其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就是實施土斷制度。所謂的土斷制度，指的就是讓華北移居江南的遷徙者，以現居地申報戶籍，以利地方官員管理稅賦勞役的制度。隨著西晉的滅亡，許多百姓為了逃避戰亂，自華北遷徙至江南，這些百姓有的向豪族尋求庇護，有的則淪落為無戶籍的流民。為了避免這個情況，東晉在江南設置了與華北相同名稱的州、郡、縣，讓這些流民除了原本的戶籍(黃籍)之外，能在江南也擁有新的戶籍(白籍)。

此時期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可見於東晉末年范甯對時政所下的評論：「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朝，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由此可知自江南陷入混亂以來，已歷經超過一百年的歲月，這些北來百姓經過世代交替，有許多人已開始適應江南的生活。 對新的世代而言，江南就是自己出生的故鄉。自八王之亂、永嘉之亂起，華北便陷入長期的兵荒馬亂狀態。但在鮮卑拓跋部的北魏統一華北之後，華北逐漸趨於穩定，邁入了嶄新的時代。至於江南的東晉，原本以北來貴族為統治階層，在諸般勢力建立起微妙平衡的前提下，以匡復中原故地為基本理念，形成以征戰為目的的江南王朝。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及華北的安定，江南王朝的本質也被迫跟著改變。

西元420年，劉裕接受東晉末代皇帝晉恭帝的禪讓，開創了南朝中的宋朝，是為宋武帝。劉宋最大特徵，就在於組成其政治核心成員並非貴族，而是武將。 宋武帝的在位期間相當短，即位兩年後便病逝了。臨死之前，他下令由皇族或近親擔任北府將軍，並由皇子擔任西府將軍。然而仔細審視劉裕的晉宋禪讓，會發現過程並非那麼順利。有許多貴族不承認劉裕的正統性，因而頑強抗拒。

宋少帝之後，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在位期間共31年(西元424-453年）。宋文帝重用王弘等人，與貴族一同以合議的方式處理朝政，維持了三十年的太平盛世(因年號為元嘉，故後世稱為元嘉之治)。貴族的沒落，也可以透過寒門、庶民的崛起看出端倪。筆者在前文曾提過建立宋國的劉裕，是出身於寒門之家的武將，而武將掌握權勢，正為貴族以外的下層階級崛起開了先例。

元嘉之治的結束，肇因於北魏的南侵。元嘉之治後期（西元450年），宋文帝基於國內安定且獲得貴族支持，大膽地發兵討伐北魏。但當時北魏的太武帝已併吞諸國，於西元439年完成統一華北的壯舉，國力如日中天。過慣了和平生活的宋朝軍隊，對上身經百戰的北魏軍隊，不啻以卵擊石。此次的北伐反而導致北魏入侵淮南，後來雖然化解了危機，但淮南土地因戰亂與掠奪而荒廢，此戰消耗太多人力與物力，此後宋朝國力快速衰退。在此慘澹氣氛下，又發生了宋文帝遭皇太子殺害的巨變。其後皇太子的勢力又遭當時擔任江州（江西）刺史的弟弟劉駿（即孝武帝，在位期間西元453至464年）擊破，皇太子及其四個兒子都被斬首，屍身拋入長江，下場悲慘。孝武帝便是在這種子弒父，弟又弒兄及其家屬的人倫悲劇下登基為帝。一旦發生這樣的悲劇，就連除去了亂象的孝武帝自己，也陷入疑神疑鬼的狀態，導致不斷殘殺兄弟及族人的惡性循環。

而且這樣的風氣，並非只存在於宋朝，就連後來的南齊及梁，也受到不良影響，甚至成為王朝興衰的肇因。舉例來說，孝武帝去世後，原本由長子即位（前廢帝），但後來遭宋明帝殺害並篡位。宋明帝登基之後，共殺害孝武帝的兒子多達十六人。孝武帝剩下的十二個兒子，也在宋明帝的太子（後廢帝）在位期間全數遭到殺害。 像這樣血肉相殘的悲劇不斷上演，最後終於顛覆了宋朝。 一名皇子在臨死之前，感慨萬千地說出「願身不復生王家」之語，道盡了南朝諸國，想要掙脫疑神疑鬼的禁錮卻難以自己的精神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