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們選擇了文學—讀郭強生《作家命》

2002年出版《在文學徬徨的年代》距今近二十年，郭強生又推出了另一本「另類的回憶錄」。鄭博元觀察，《在文學徬徨的年代》的英文書名為「Shifting Value: Cultural, Literature, Criticism」，試圖在政治經濟變動的年代，以文學為自己與讀者找到安身立命之處。那麼《作家命》呢？儘管延續前書「非傳統自傳式編年書寫」的安排，但其中對閱讀文本的回應面向，則更加聚焦於自我的生命經驗。可以這麼說，在這類文學／文化批評的非虛構書寫中，郭強生再一次成功地兼顧文字風格與個人情懷。

以《作家命》回顧郭強生文學生涯的片段，可以依據書中的分輯概略分為四部份：寫作路途生命經歷的「作家命」、關於愛情種種的「當我們討論愛情」、對於閱讀有深刻感懷的「命運的想像」，以及意如輯名的「那些生命中我們不善於面對的」。

「直面自我的寫作」是郭強生省思出的中心思想，他以他的書寫見證這些人、這些事，見證這些手藝的高度、這些生命中的必要之重。對於長篇散文《何不認真來悲傷》，郭強生自認是一個重新「出發」的起點──憑藉著「愛」的能力，他更深層地體會責任與孤獨。畢竟，愛從來都不是平等的。

因為對於文學的愛，所以郭強生深知「擁有讀者」對一位寫作者來說，是一件多麼值得快樂的事，而這或許也是他投身教育體制、和曾珍珍與李永平成為東華創英所「鐵三角」的契機。「我們曾經這麼真實地做過一場夢，只有我們自己知道。」郭強生所謂的「作家命」不只是身分上的志業，同時也是一種精神層次的共振──無關乎他人，只在於我以及我所珍視的這些人事物之間──這該是多麼值得感慨，同時值得欣慰的事。

談及愛情，便不得不提到張愛玲。被許多評論者以「張派傳人」稱呼的郭強生，在《作家命》中反倒以「蚤子」來形容過去的自己。曾經的「天才夢」在時間的淬煉過程裡並沒有消失，甚至在他對張愛玲的觀看、召喚、隱藏、錯置之間，更顯得「夢」的真實，同時彰顯「記憶」的不可信。

藉由和瓊瑤的對照，郭強生直指了愛情的核心：「愛情就是愛情，管你是工廠女工還是校園才女，被甩了的時候同樣難堪，越是在乎就輸得越慘。」怎麼會這個樣子呢？在愛情裡，「在乎」成為了一種詛咒，這該是多麼危險的事，危險到讓所有的人趨之若鶩。除了對於寫作的「命」，郭強生觸及的「愛情」母題同樣龐大，而他也同樣極其精確地道出了癥結點：「愛戀癡纏本就是俗事，除非不沾」。

郭強生寫道，那些自以為可以談出一場與眾不同戀愛的人，以為憑了智慧就可以洞澈情愛，殊不知「情愛與智慧本是背道而馳的兩樣東西」。曖昧和愚昧有著相同的字尾，在「烏托邦」與「現實人生」中折返的郭強生終於感到疲憊──亦或許是一種清醒，讓他終於勇敢地自這群精神革命的人群中脫隊。

無論是探析獲得布克獎的小說家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的後現代文風、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寫作習慣，或是王爾德（Oscar Wilde）的謊言與真實，郭強生皆以富有愛意的眼光與抒情的筆法，延伸、拓展了這些文本原有的面向。

以王爾德為例，作品中的他以天才的形象現身，但卻讓自己的真實生活如同夜鶯與快樂王子般，成為一場實實在在的童話悲劇。是對於愛情的執著？或者是作品具象的生命演繹？王爾德說「樂觀的基礎是恐懼」，郭強生遙相回應：「永遠要戒慎恐懼。除非，你已經認識了真愛。」一切實在是太過困難，誰會知道這份愛是不是真的？我們只知道所有恐懼都是真的。

郭強生寫文學場域的媒介轉變，也寫與其他寫作者的交流，這些對他來說是再平凡不過的事，在他筆下都顯得極為深刻而難得；而正因為如此，才更顯示出「不是我們選擇了文學，而是文學選擇了我們」。郭強生以《作家命》回顧他過去的文學之路，這份誠實而真摯的禮物，不只是送給他的讀者或其他寫作者，更是送給從來沒有放棄這條路的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