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與蒜頭雞 (LE CLOCHARD ET LE POULET A L’AIL) - 第一章 LA RENCONTRE
第一章 LA RENCONTRE （相遇）2006/11/29
人幾乎無時無刻不需要別人的幫助。然而，指望別人出自愛心來幫助自己，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像。唯有訴諸別人的利益，才比較有可能獲得別人的幫助……供應我們晚餐的肉販、酒商或麵包師傅，他們提供產品可不是因為樂善好施，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我們不是訴諸他們的人性，而是訴諸他們的自利考量。
～亞當‧史密斯，《國富論》[1]
那些我們視之為必要的制度，通常不過是我們習慣了的制度而已。
～托克威爾，法國社會學家[2]
今天原來是心情不好也不壞的一天。
最近幾天，如果沒有睡飽，頭就會感覺沈重。不是真的很不好受的痛楚，但就是會感覺沈沈的，不舒朗。感覺應該是綜合情緒的併發症。
一如患癮地，早上起身的第一個動作便是按下電腦的POWER鍵，彷彿進行完此儀式性的動作，太陽才會升起，體內的細胞才會開始活動。一一檢查四個電子信箱，像正式地吸完了鴉片，於是開始「工作」 (法文中，動詞travailler常常用來指學生讀書或寫作業等等)。蒜頭雞著實是那種，不工作則已，一工作就整個人活起來那種典型，下個禮拜法文課的Exposé，準備以「網際網路：無限的希望與無止盡的問題」來個口頭報告，於是，一會兒翻譯中文資料，一會兒在網際網路上查網際網路使用率等等數據。題目太大，只怕會拖得太冗長，不怕沒東西講。
中午跟香港女孩Iris（註一）在Resto Universitaire（註二）用餐，今天的菜色是couscous、燉胡蘿蔔蕃茄、冷掉的串燒和兩道entrée（開胃菜）。
Iris：「妳爸媽…過來…東西…寄嗎？」（註三）
「什麼？」我聽不太懂這句，而且她講得有些小聲。
「哈！」旁邊突然爆出一旁三個法國人匯聚的激昂笑聲。
「妳剛說什麼？我沒聽清楚。」我又問了一次。
「他們應該是在笑我們吧？」
「應該不是吧？我覺得沒什麼好笑啊。」
「因為他們覺得我法文很爛，又愛講法文，然後你剛剛聽不懂的反應很大，他們可能因此覺得滑稽吧？」Iris的臉超苦的。
「我剛剛是要問你，你爸媽會不會從台灣寄東西給你啊？」Iris只好用中文修正問題。
「妳不覺得很奇怪嗎？我們到了法國，英文一定要還不錯，至少在一些場合危急時排得上用場，除此之外，法文一定要講得好，不然別人根本不理睬妳。我之前去辦居留證時，問櫃辦事姐我可不可以講英文，她回答我，你在法國，所以一定要講法文。而老外到大中華地區呢？字不正腔不圓不打緊，只要會講一、兩句，旁人就大聲叫好。」我發了狠用很流利的法文抱怨，故意要讓一旁的那幾個法國人知道，我這個毛頭小子也不是好惹的。
「那你爸媽到底會不會從台灣寄東西給你啊？」
三條線。我又扯太遠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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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乞丐有千百種，但真正讓我能記得住的，還是那個始終坐在六號線上place d’italie站，往Charles de Gaulle方向的年輕人。”J’ai faim”（「我餓了」）那個牌子始終沒有換過，至少超過一個半月了。
那一站並不是我每天上學經過的站，可是因為是大轉運站，也算常常經過，他總是沒有在我眼眶裡缺席，總是準時、乖巧、看不出尊嚴含量地坐在那裡。
好端端的一個年輕男孩。
未曾像少女般仔細端詳過他，不過看得出來好手好腳，身子勻稱，相貌堂然，為什麼寧願就坐在那裡，荒唐地迎接沒有個准兒的收入？那天看到一個中國女孩，在列車警鈴響的同時，折回他身旁，給了一包食物，再轉身即時擠入電車門半閉的車廂裡。
我剛好在他們中間，目送著他目送著她她目送著他離去。我鼻子一陣酸，卻沒有勇氣跟那個年輕人說點什麼。
巴黎的乞丐很多，地鐵是一個集散地。有中東婦女帶著頭巾挺著大肚子的，有胖胖的流浪漢像台北火車站天橋上那種憑憑磕頭的，也有像上述那一位完全看不出為什麼會沒有頭路的年輕人那樣的型態。
也許是反體制嗎？
我稱為「經典」的，是會在捷運車闔上的千鈞一髮之際，登上車廂的一個年輕媽媽，一個帶著未曾聽聞的奇異口音的老翁或一個看似楚楚可憐的小女孩，就對著那節車廂裡的人，宣讀起了禱告文：「我名叫Balementa，三十一歲，已經沒有工作半載，我一個人撫養兩個小孩，一個三歲，一個四歲，住在不到十坪的頂樓加蓋房間，他們已經三天沒有吃飯……如果你有多餘的零錢，請行行好，給我一些零錢。晚安，旅途愉快。」
那個不知名的乞丐宣讀無論是預先準備好或臨時即興創作的演說時或演說後，我總是會聽到掏零錢的聲音，幾乎沒有一次例外。還有幾次，是乞討者根本還在講話時，就已經有好心人士備好零錢了。有一次，才剛聽到「我叫xxx」時，對面那個女士的兩塊錢銅板已經拿在手上了。當然，不是每個地鐵乘客都有閒錢，有很多人是一看到「疑似」要要錢的人踏上這節車廂的同時，就把眼睛閉上；有些人是全心專注在眼前小說的懸疑情節，一點都未被影響；有些人則是專心地在大腿上放置好白色的煙紙，把煙草整齊地鋪在煙紙上，十分有技巧又謹慎至極地捲煙，呵護與小心的程度像是對待甫出生的嬰孩。
也曾見過一個醉漢結結巴巴地唸完一篇明顯沒有複習或預習的稿子後，直接跟一位黑人女士議價。女士：「我沒有銅板耶，」醉漢：「是喔，真的嗎？那……」結束了跟這位女士的pourparlers，他竟轉而跟恰切在這節包廂裡的地鐵警察要錢。
在法國，體制外與體制內的邊境，早已模糊。
除了地鐵之外，大馬路上也有形形色色的乞丐，比較「有心」的會準備一個紙板介紹自己，前頭當然擺著一個容器，還會帶著大包小包，大概是要證明自己食露珠而寢吧；比較草率一點的，席地而睡，等著人丟錢到他前方的容器裡。
最後一種呢？是跑單幫的乞丐，迎面而來的就像你要錢，這種感覺最不好，很沒有誠意。
巴黎的乞丐多到一個無法無天的地步，但他們畢竟不比扒手可惡，至少是被動地等待施捨。巴黎的乞丐並不棲身在都市的邊緣，而是大剌剌地抓著城市中心每一個客源。然而，同是大城市，巴黎的乞丐似乎又比洛杉磯的乞丐更不可一世一點。李佳穎在《不如去流浪 1. homeless》中描述洛杉磯校園旁的大學街，說：「人們背著商店牆角坐在人行道上，看起來像流浪漢的學生，看起來像學生的流浪漢，每個人開口跟每個人要零錢。他們談笑自若，直視你的眼，無論妳給不給錢都向你道謝。」[3]這樣比起來，巴黎的乞丐大概是全世界臉最臭的吧，即使乞討，混身還是黏覆著由自尊打造的一道水泥牆，冷漠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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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下午，巴黎的天空佈滿了陰雲，絲絲的細雨灑在路人的頭髮、大衣與背包上。
我的心情仍是不好也不壞。
直到從英文老師手中接到第一次英文essai。
「12分是什麼分數啊……」如果現在有一面鏡子，我一定是正字標記的皺眉頭苦瓜臉。在法國，一般而言，滿分是20分，我左邊那位落腮鬍老兄跟右邊那位mademaseille都是14分，視線前方的Eddie大概故意把作業紙的角角揚起，讓我看到他的15分。其實，我早已不是小時候那個會為了國文平常考試100分被老師改成99分，老師好說歹說才把99分改回100分，卻被我發現她沒有在「成績登記簿」上改分數而一哭二鬧三上吊的蒜頭雞，但是看到這種分數，套句俗話，還是有種「擔擔麵的哀傷」（冷～）。
主要是一直有以後要當口譯員的夢想，有要用語言能力糊一口飯吃的企圖，因此，每一次不如意，似乎都是一個小小的打擊，好像好好的一顆洋蔥，不斷被剝掉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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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課後，由於跟YAYA說好不回家打長途電話，索性就到了圖書館。Sciences Politique de Paris總共有三間圖書分館，藏書還算豐富，但是最晚的一間19:30分即關門大吉，比起我親愛的母校政治大學：全天候開放的中正圖書館，真是遜多了。法國學生可能晚上不唸書，都浸泡在pub與pub製造的醉人氛圍裡吧。
「浪漫主義是一種全國性的音樂：一個注定要誕生在所有人中間的音樂。每個人的職業貴賤與品行，並不是最重要的因子。」
「音樂需要詩，正如同詩需要音樂一般；有了音樂的加持，詩的美才能體現地淋漓盡致；同樣的道理，藉由詩，音樂才能傳達準確的靈性。」
這兩、三週，都在研讀「浪漫主義與華格納」的相關資料，是這學期最難的一門課：「音樂、政治與主體性」要做的報告，題目將是「浪漫主義是一場革命嗎？」我才不管，唸這個東西，比較像對自己內在智識的革命。
學弟妹在問我考進研究所的秘訣時，我常常說：「你一定要有理由。一個強而有力，永遠不會被針刺了就洩了氣的理由。」我做很多事，常常會先說服自己為何要這樣做。我把唸的每一份用法文印刷的書、雜誌、報紙，都當作學習法文的恩師。是浪漫主義、歐洲化或荷蘭政府禁止婦女戴頭巾都好。我答應了自己來法國後要大量閱讀法文，就要對得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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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時，巴黎的天色五、六點已經暗了，不比出來乍到時的九月天，動輒八、九點才發現自己已經錯過了晚餐。
今天得去中國城買菜。
收銀台的阿姨應該是溫州人，帶著金邊的老花眼鏡，一邊俐落地掃瞄貼有價格的標籤，一邊跟眼前的婦人聊天，「一輩子做收銀員這種機械性的工作是什麼感覺？」我突發奇想；隊伍的前方，一個綁著馬尾的金髮小女孩動來扭去，粉紅色蓬蓬裙的裙腳不小心勾到一旁的手推車的邊邊，讓穿著連身褲襪的屁股整個曝光，依然動來扭去，應該是還不知道什麼叫困窘吧？媽媽忍住笑容，幫小女孩整理好裙子，充滿愛意地摸了摸柔軟的頭髮；排在我前面一個的老太太，動作遲緩，卻買了一大堆東西。一邊自言自語，一邊低著頭望著地上滿地的塑膠袋與一張張的結帳收據。似乎是有種想彎身下去撿拾，卻連彎腰的力氣都沒有的無奈。
依舊如常地經過Place d’Italie，很YOUNG的乞丐依舊沒令我失望。依舊瑟縮地蜷在很顯眼很顯眼的轉角。我踏下階梯的那一秒，他落寞的藍色眼珠跟我像尋找獵物般的眼神打了個對台。怯生生地趕快把眼神轉向月台上的班次告示牌。
三分鐘。真是長啊。
「怎樣？」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聽錯。
「怎樣？」
轉過頭，我說：「Pardon?」
「我看到你剛在看我，怎樣？」乞丐有著一種志氣不短的聲調。
長得還真的有幾分味道，挑高的眉毛，像是卡蜜兒雕塑出來的鷹勾鼻和寶藍色的雙眸，帶了頂深綠色的尼龍帽，頭髮不小心地從帽子裡滑散出來，但短短地不及耳朵，整個人有些乾瘦卻不至於太營養不良。從同性的角度打分數絕對會高於12分。
「沒……沒有啊。」我重新裝置了法文系統，吞吞吐吐地說。
外國的課堂很活躍，每個人都很積極地發表高見，只要一有同學講話，二十雙眼睛準準地都會往那個人射去，眼神中帶有素還真的殺氣。
此刻，我也感覺乞丐與蒜頭雞被丟棄在一個好大好遼闊的舞台上，周圍的人潮都直瞪瞪地朝這邊看過來，弗如我得了最佳爛草莓獎。
「我只是覺得，你怎麼每次都坐在這邊。」我聽得見自己講了很完整的一段話。
「兩個月來，我從來沒有一次沒遇到你。當然我不是每天經過，但好歹一個禮拜有三天會剛好在這個月台上候車，不管是禮拜一早上、禮拜四晚上或禮拜六下午，你從來沒有遲到或早退過。你幹嘛不去工作呢？你才廿來歲吧？」我聽見自己批哩趴啦講了很長的一段話。聽起來蘊藏著斥責的味道。
「25。」
「啥？」
「25歲。你不是想知道？你搞錯了，我不是每天都在這，別誇大了，只是剛好你來時，我都在這兒罷了。我也工作過，三年，夠了，真是夠了，我現在在流浪，流浪也是人生的一個選項，跟乞討一樣。只要我知道自己再做什麼就好，只要我知道自己做到哪樣的程度就會停止就好。」
「你的車來了。對了，有沒有零錢？我肚子餓了。」
一瓶浙江醋1.13歐元、中國梨總共五個，1.88歐元、大白菜一顆1.08歐元、李錦記豆瓣醬1.35歐元、豬絞肉一包2.34歐元、豬排骨五塊3.44歐元、雞蛋一大盒3.65歐元。
提著沈甸甸，塑膠袋上頭印有難看的陳氏商場四個字的兩大袋食材，應該夠一個禮拜吃了。最近買完菜回家的路上，冷風沁上腦門的同時，我時常在想，我究竟來巴黎一年幹什麼呢？知道煮白煮蛋之前先加入鹽巴和醋，蛋熟了之後蛋殼就會好剝的不得了？每天晚上花卅分鐘，尋找免費有傳輸流暢的大陸網路電視？我想，蒜頭雞還要一點時間，才能找到說服自己的理由。
如果能勉強撐得上人生有一點突破，也許就是學會了烹煮肉燥飯、糖醋排骨和紅燒牛腩吧？今天中午端上檯面的，則是蒜頭雞。毫不猶豫地切好蕃茄、馬鈴薯各兩顆、大白菜五大葉與完好蒜頭五、六粒後，便開始煮水。水噗通噗通地沸騰後，先服服貼貼地放入雞骨，再滾之後，放入蕃茄、馬鈴薯與蒜頭，再滾後開始燉煮。起鍋前再放入大白菜。熬煮一小時後，雞骨的精華將湯頭點綴得香噴噴，已經相當入味。秋天的尾巴，一碗熱湯留入心裡，開始有點思鄉的少年維特情懷。
喉嚨裡一邊流入相當懷舊的雞湯，腦袋裡還是渾渾沌沌的。不過，只要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好，只要我知道自己做到哪樣的程度就會停止就好。乞丐說得對。
註一：Iris是香港來的女生，因為有共同的外國朋友認識。頭髮有點蓬蓬的，臉小小的，身體小小的，蠻瘦的，可是卻說來法國後，胖了七、八公斤。今天她走路一跛一跛的，說是為了減肥，昨天去慢跑。我直笑她，C’est drôle （妳很滑稽）。
註二：巴黎專為學生開設的學生餐廳，但也開放予一般民眾，但收費比較貴。
註三：我不會講廣東話，而Iris的「普通話」是看〈惡魔在身邊〉和〈惡作劇之吻〉跟林依晨學來的，自然是哩哩落落，為了練習，我們對話都是捨英文用法文。因此，有時候，她聽不懂我講什麼，我聽不懂她講什麼。
[1] 摘自艾倫‧狄波頓(2005)。〈依賴〉，《我愛身份地位》，頁112。臺北市：先覺。
[2] 摘自〈新時代的管理：由功能分工到策略領導〉，《許士軍談管理：洞悉84則管理新語》，許士軍，頁102，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3] 李佳穎(2006)。〈洛杉磯‧哈夫以爾〉，《不如去流浪 1. homeless》。頁23。台北：自轉星球文化創意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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