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聽了許多年輕人對政府的不滿, 回憶起自己二十多歲時正好遇到馬英九時代,除了到處參加抗議外,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學畢業前夕跟好友在校內散步聊未來。他說,希望畢業後可以拿到一份2萬6的薪水,我說,如果有2萬8就太好了。
那時,馬英九剛推出22K方案,根據主計處統計,那年20-24歲的受僱就業者,每個月收入只有2萬1千多,當時的勞委會主委王如玄針對年輕人低薪的回應是:「嫌兩萬二少?要是沒有這個方案,這些人可能一毛都沒有。」如果你覺得這句話聽起來很刺耳,我只能說,活在馬政府時代你大概會被刺到耳聾。
那時上街抗議的頻率,回想起來也是不可思議,日子大概就是在抗議跟籌備抗議之間渡過,柯文哲現在喊的「把國家還給人民」,我們2013年就喊過。我常想,如果自己晚生十年,青春在蔡英文執政的年代,我還會不會上街抗議?需不需要為了主權、環保、居住正義這些議題跟警察推擠、被水車攻擊?至少從現實來看,這些對抗並沒有發生,所以,我大概也不會花那麼多時間爬梳議題與歷史,只為了強調自己執行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
那沒有這些經驗與知識的我,是不是也會變成一個無法論述,只會在網路上「好的投柯」的行屍走肉?
可能性好像也不低吧?畢竟年輕的我依然會有滿腔憤怒,雖然現在20-24歲的受僱就業者月收入來到2萬9,但時空背景已經跟過去完全不同了。我年輕時失業率是史上最高的6%,台灣產業沒有任何競爭力,只能依靠廉價代工,聯發科的營收只有現在的1/5,台積電只有1/8,當時放眼望去,同齡中幾乎沒有任何成功的人,社會上最好的職業叫公務員,每年有70萬人參加國家考試,比現在的兩倍還多。
所以我剛出社會的年代,是一個所有人都失敗的年代,因此也是台灣民主化後,社會反抗力道最強的年代,我們整個世代、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都同仇敵愾地反對國民黨與中國的經濟侵略。可是現在,即使台灣GDP屢創新高,但這些機會並沒有雨露均霑地分享到各行各業,也許正因如此,某些人的相對剝奪感更強烈,但這些人的數量、力道與正當性都不足以完成一場公民運動,最後只能在同樣缺乏論述的網紅率領下,到處「好的投柯、好的投柯」。
每每想到這裡,我就無法對時下年輕無知的柯粉有太多苛責。80年代的年輕人經歷了美麗島運動與解嚴,90年代經歷了野百合、第一次總統直選與台海飛彈危機,2000年代經歷了第一次政黨輪替、牽手護台灣與野草莓運動,2010年代包含太陽花運動在內,各地社運風起雲湧。這裡頭不乏民進黨的組織,但更多運動是來自是公民團體的自發性,雖然日子過得辛苦,但許許多多的台灣人,正是透過這樣一場又一場的公民運動,學習到如何建立一個良善的、彼此尊重的政治共同體。
但現在,街頭上只剩下謀求政治利益的帶貨網紅,以及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黨,過去的公民社會的理想性不復見,一整個世代反抗的政治論述被網路白蓮教取代。於是這幾年政治騙子橫行,從韓國瑜到柯文哲,政客學習網路行銷的分眾策略亂開支票,沒有讀過政治學的人,以為柯文哲那套亂七八糟的內閣制可行,沒讀過女性主義的人,幫柯文哲那一長串歧視女性的發言辯護,缺乏中心思想的人,還在喊不反服貿只反黑箱、彷彿只要有程序做什麼都可以。更多、更慘的是未經世事的人們,還在相信一個養農地違法收租炒地皮的候選人,會幫他們實踐居住正義,即便這人一下說台灣自住率太高不用打房注定失敗,一下說問題是房價而不該補貼購屋,而自己端出的政策牛肉又是提供9成房貸且政府吸收前三年利息,反正是分眾行銷,只要其中一條打動你,這些言論彼此矛盾又有誰在意。
「這八年來,你過得好嗎?」無論藍白最近都很愛這樣開頭,我個人是過得不錯,去年底去歐洲玩了一個月後,更是珍惜台灣的物價與生活品質(特別是在佛羅倫斯吃了一碗350的滷肉飯),但也更感受到在台灣人國際觀的不足,以及對文化、歷史的不重視,導致我們只能留下徒具形式的資產而無法學習到真正重要的內涵。
例如我們2013年在大埔喊「把國家還給人民」時,反對的是政府聯手財團變更地目來炒地皮,而今喊這個口號的人,自己就買農地炒地皮;就像「台灣民眾黨」直接抄襲自蔣渭水,柯文哲面對蔣渭水家屬跟基金會抗議也無動於衷;又像白紙運動代表中國在威權體制下,人民突破言論封鎖的意志,但民眾黨也可以直接拿來當告白阿伯使用。幾乎所有深刻的、具有特殊價值或精神意涵的東西,到了民眾黨手上都會變得粗俗不堪。這八年來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看柯文哲用個人崇拜摧毀了一個世代好好討論政治的能力,當我們失去了最基本的民主素養,要拿什麼對抗中國?是柯文哲的嘴砲?還是在國民黨過半的國會中強調程序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