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影論重點:
如何從中英片名解讀本片
吳慷仁以本片獲金馬影帝的巧妙之處
聾啞的阿邦與<悲情城市>文清的對照
對於一位新導演該有怎樣的期待
我們總能從創作者的第一部作品看出他的質地。如同<愛是一把槍>,影像瀰漫懷舊的氣味,只是意義還在路上,編導李鴻其在討好觀眾或滿足自己之間選擇了後者,試著用「感覺對了」的影像節奏去處理那些生活中的無以名狀,從結果論來看,「這是目前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他的坦白和誠意,給人一種久違的動容。同樣是新導演的作品,<富都青年>卻給人一種重重舉起、輕輕放下的失落感,對細節描繪不足以至於支撐不了編導王禮霖的強大企圖,想要談的很深、很多,但只做到點狀渲染,強說狀態而使人疑惑。
比方華語片名以「富都」這個鄰近馬來西亞市中心卻破落的地域,形成貧富差距的對比傳達現實的殘酷,但這個明喻直白到只有字面上的意思,劇中兩兄弟雖然辛苦,卻仍有衣有食、有棲身之所─即使不是非得三餐不繼、衣衫襤褸才夠殘酷,而是實際上劇情重心也意不在此,真正的主題是英文片名<Abang Adik>、是龐大背景下這對兄弟的關係,官僚體制、社會問題都只剩下形塑人設的功能,真正造成他們悲劇的其實是多面向的「身分認同」缺失,不過,在複雜難解的時代性下,身分認同已不單由環境所造成,因此人物困於處境無法自拔的狀態,流露一種老舊傳統的自溺感。
以小人物反應時代也是常見的文本題材,不過本片對兩兄弟的刻畫仍略顯平面制式,如,開場弟弟阿迪(由陳澤耀飾演)會傾軋比自己更弱勢的非法移民,雖然不是自己的本心,但他的憐憫不忍也僅止一個瞬間,下場戲便將不順遂發洩在看似女友的恩客身上,點到為止的情緒轉折彷彿只為了表現出他出賣別人就像出賣自己的類比,但……也就沒有然後了,可惜了這個可以深化角色的切入點。之後鏡頭立即轉向吳慷仁演出的哥哥阿邦,他在市場打零工,因為無法言語被虧待也只能放棄爭論,畫面中不斷出現砧板上的雞,他機械性地放血、拔毛、清洗、剁塊,被動絕望就像刀俎下的血肉,如此直述他的處境,毫不眨眼地慣性麻木,卻又在後續劇情中成為理所當然的完人?
當時代僅被當成背景,阿邦的過度正向理應對應阿迪或其他角色的惡意,但編導彷彿不敢(或不想)寫壞任何一個角色,兩人的衝突也不過是阿邦不斷試著幫不情願的阿迪走向正途,甚至很明白的要他「做個好人」,就這麼輕易地說出(手語)全片廉價的道德觀,而不是透過主角的抉擇表現出來,讓人很難同理角色真正的掙扎也就難以提昇道德的高度。
因為角色平面,所以顯得其他部分特別用力,比方用雞蛋敲頭的橋段、阿邦與緬甸妹淡淡的情愫、甚至是以money姊這個跨性別的角色凸顯他們的邊緣性都呈現鑿斧之跡,尤其刻意放入兄弟間的「同志情誼」,時不時埋入兩人裸身同睡、彼此凝望的線索,更在money姊生日時設計共舞的情節,背景音樂則是鄧麗君的「千言萬語」,對照他們之間無法言語的什麼,藉著歌詞氾濫曖昧:「不知道為了什麼,憂愁它圍繞著我,我每天都在祈禱,快趕走愛的寂寞,那天起,你對我說,永遠的愛著我,千言和萬語隨浮雲掠過……」不斷挑逗觀眾的遐想,但晦澀不明只是偷吃豆腐而不敢直取禁忌,這層曖昧也再一次在後續的情節裡頓時消失無蹤,更加上劇情未對兩人不離不棄的曾經有多麼深厚的鋪陳,使最終結局處理兩人的羈絆流於草率、輕淺。
同樣描述移民問題的歐洲電影則相當勇猛地直搗社會的痛處,一如麥可漢內克(Michael Haneke)<隱藏攝影機 Caché, 2005>呈現法國與阿爾及利亞兩國恩怨之尖銳,被強壓的傷痛非得透過激烈的行為來控訴,情節鋪陳、角色刻劃的強度溢屏也才有後座力。回看阿邦、阿迪雖然邊緣但仍有很多好心人相助,一如money姊、一如NGO人員佳恩,而沒能呈現出失去身分帶來的痛苦,於是他們最大的困境是「自找的」,失手殺死被強行神聖化的佳恩(同樣沒有好好陳述她為何執著投入社工這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她與阿邦做為現實裡不可能的兩個完人,其一殺死了另一個帶有諷刺意味,也激化無辜、無力、無助的效果,但這樣的安排更大的危機是讓兩兄弟失去了令人同情的機會。
有趣的是,電影中人物塑造的缺失或許很後設地呼應起角色自身「身分認同」的挫敗。
實際上本片的唯一主角吳慷仁過往的演出總是太過用力,此次飾演聾啞角色沒有口白反倒成為一種助力也使慣性的用力變得可被容許,讓他終於透過這部片獲得金馬影帝的殊榮,然而全片最彰顯他演技的段落─執刑前面會和尚的大段對白有著為他抬轎的嫌疑,即使張力到位,但沒有完整人設鋪墊都將變得為爆發而爆發。
這個無聲角色,令人想起<悲情城市>裡的梁朝偉飾演的文清,他在火車上被逼脫口「我是台灣人」的名場面,在本片中,聾啞阿邦拼足力氣「說」出的台詞卻是「我想死」。當然這兩部片在本質上有著極大差異,前者是以一個家族書寫一段(曾經)「不能說的」台灣歷史,情緒與氛圍都相當悲壯,文清的不能言語成為一代台灣人緘默的符號,呈現人們在時代壓迫裡如何奮力喊出自己的歸屬;如前所述,<富都青年>企圖雖大但焦點仍在兩兄弟上,而阿邦外加的、自找的悲憤都內化為個人式的,使得那樣的抑鬱與絕望也將只停留在這個角色身上,無法擴散出更大的影像力。
片尾,阿迪染回黑髮、梳理成近似哥哥的髮型,穿著哥哥買給他的襯衫,從外在形象上變成了「一個好人」,也在哥哥死後,終於願意接受遺棄他的父親的幫助,讓自己有了身分證,這樣的結局,是否想談一種遺憾:人總是在失去一個真心所愛的人,才會知道自己是誰?可惜的是,阿迪只是成為了阿邦希望他成為的樣子,之於個體最深刻的自覺似乎就像虛幻的富都之名,縱然渴望,但仍屬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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