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漢唐盛世都不長久？

中國二千多年的皇權專制，曾出現過若干個被歷史評價為盛世的時代，最為著名的就是漢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開元盛世』。但都好景都不長。『文景之治』始於西元前180年漢文帝登基，終於西元前141年漢景帝去世，僅不到40年。西漢共持續210年，『文景之治』約占西漢五分之一的時長。

『開元盛世』則始於西元712年唐玄宗登基，終於西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共43年。僅占唐朝命數289年的15%時長。開元是這段時間唐玄宗長時間使用的年號，歷時29年，故稱『開元盛世』。

所謂『盛世』，一是『天下太平』，但不是說沒有騷亂，只是與亂世比較而言，社會相對穩定，沒有出現大的饑荒和戰亂。

二是社會各階層的生活都有所改善，各行各業欣欣向榮，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老百姓『芝麻開花節節高』，日子有盼頭。司馬遷在《史記·平准書》中極力稱讚『文景之治』的富足，『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意思就是除非遇到水旱災害，老百姓家人口興旺，衣食無憂，天下糧食堆得滿滿的，少府倉庫還有許多布帛等貨材。京城積聚的錢幣千千萬萬，以致穿錢的繩子朽爛了，無法計數。太倉中的糧食大囤小囤如兵陣相連，有的露積在外，以至腐爛不能食用。而杜甫所作《憶昔二首》則對開元盛世的盛況無比懷念，『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小城市都有上萬的家庭，油光光的稻米、白花花的粟米充塞滿了國庫和千家萬戶。客觀而言，司馬遷與杜甫看到的都是局部現象，是富足的地區。大多數老百姓還是掙扎在溫飽線上，糧食也只夠一日吃兩餐。但即便如此，也比大多數餓肚子和游離失所的時期強。

三是開放度高，周圍和遠方的邦國紛紛臣服，萬邦來朝。『近者悅，遠者來』，日本幾次派遣使者來唐朝學習。王維氣勢宏大的詩句『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就描述了當時萬邦來朝的盛況。這還是『安史之亂』後肅宗繼位後的情形，想必玄宗在位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文景之治』和『開元盛世』有諸多相似之處。這或許對我們認識『盛世』產生和消亡的基理有所幫助，對擺脫中國歷史治亂迴圈的週期律有所裨益。

除了持續時間差不多都是四十年左右外，『文景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前置事件非常類同，統治集團都剛結束一系列內部的殘酷權力爭奪與清洗。漢高祖劉邦去世後，呂後專權稱制，代行皇帝職權，殘害劉氏子孫，誅殺功臣，重用外戚，將自己的兄弟侄子封為王侯。呂後死後，周勃、陳平等老一輩功臣又誅殺呂氏諸王和呂後扶持的少帝劉弘，還有他的三個兄弟梁王、淮陽王、常山王；擁立劉邦庶出的代王劉恒作為皇帝，即漢文帝。而『開元盛世』前的政治情勢與『文景之治』非常類似。也是武則天把持朝政，大肆殘害李氏子孫，重用外戚。幾度廢立更換皇帝，最後乾脆自己稱帝。快死了才被迫放棄帝位。後韋氏又專權，唐玄宗聯手自己的姑母太平公主幹掉韋党，擁立自己的父親復位皇帝。然後唐玄宗作為太子又與太平公主又爭權，最後，唐玄宗發動政變清洗掉太平公主的勢力，其父讓位于他，才開啟了『開元盛世』。

所謂『大亂然後大治』也有一定道理。劫後餘生，親眼目睹和參與殘酷血腥的爭鬥後，未免心有餘悸。慘痛的教訓歷歷在目，總能吸取些教訓吧！痛定思痛，在統治上就會採取較為開明的政策。另外一個，經濟上財政上也折騰不起了。於是就採用放鬆控制、休養生息，廣開言路，重用人才的政策。

『文景之治』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漢文帝是老一輩功臣推選出來的，是個弱主。除了漢文帝本身比較謙遜勤勉簡樸外，權力分散客觀上也起到了防止皇帝專權的制衡作用。這與神聖羅馬帝國十世紀的選帝侯選舉產生皇帝有些相似。德意志皇帝死後，由七個選帝侯從他的嫡親中選舉產生新的皇帝，他們選舉的國王再經過羅馬教皇加冕，正式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七個選帝侯包括三個教會主教和四個貴族領主。但德意志選帝侯是制度性的，有相應的理論支持，所以能長久實施下去。漢文帝被功臣推舉出來是偶然的情形，漢初正處於郡縣制的初期階段，分封制還沒有完全被廢除。而中國理論上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權力分散缺乏理論支持。隨著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控制手段的加強，權力越來越多的集中在皇帝手中，就很少有這樣的事例了。

第二個重要因素是開放帶來了生產技術的提升。漢朝通西域，通過中亞獲得了更先進的鐵器冶煉技術，再加上效仿，改進和推廣應用，鐵制農業生產工具得到廣泛利用，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和產出。唐朝的開放度更高，與西域在生產技術、商業和文化上的交流更為廣泛。開元年間開始使用更靈便和效率更高的曲轅犁來耕種農田，還出現新的灌溉工具水車和筒車。據信曲轅犁通過西域傳來，莫高窟第445窟中的壁畫上，出現了農民使用曲轅犁犁地的畫面。曲轅犁的使用在中國經濟史上被視為唐宋時期『中古經濟革命』的主要物質基礎之一。

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原創新技術，基本都是外來的。但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新技術的使用比原發地或中轉地更廣泛，加上有些因地制宜的變化或改進，往往就自以為是中國首創了。這有主觀和客觀原因，主觀上當然是為了自我滿足感，客觀上古代資訊記錄手段簡陋困難，資訊有遺漏也在所難免。但現在資訊記錄手段很完備，應該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放鬆控制和開放的雙重作用下，一方面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技術引進帶來單位投入的產出提高，都有利於提高總體產出。

然而隨著經濟增長，生活改善和國力的提高，無論是百姓、官員和皇帝都信心爆棚，自以為天下無敵，對周遭『蠻夷』的優越感日益增強。這是儒家『上尊下卑』價值觀和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天下觀』的必然結果。儒家認為中原王朝的皇帝是天子，是天下所有人的共主。天下以中原王朝為中心，離中原王朝越近的地方等級越高，離中原王朝越遠的地方等級越低。在這樣一種觀念下，只要中原皇帝有了足夠的資本，必然就不會安分守成而忘乎所以，好了傷疤忘了痛；就會向外擴張，力求能直接控制的地盤越來越大。而百姓處於『下卑』的位置，社會地位低下，財產及權益缺乏可靠的保障，經濟利益被剝奪，但通過儒家的『天下觀』和『華夷之辨』得到補償，使其認同即使被嚴重剝奪，作為華夏人也比中原王朝邊緣的『蠻夷』更優越，為此感到自豪。皇帝和官員當然會竭力鼓勵和助長百姓的這種心理，以消解內部矛盾，鞏固和加強其統治。而對外擴張，彰顯出中原王朝的強大實力，越有利於增強百姓的優越感，從而順服統治者。文人士大夫也不甘寂寞，火上澆油，搖旗呐喊，歌功頌德，以求晉升之道。盛唐時節，湧現了一大批著名詩人，王維、李白和杜甫就生活在『開元盛世』。稱頌大唐氣象和開疆辟土是他們詩作的重要內容，描寫邊塞的詩歌非常之多，近2000首，以至於形成一個『邊塞詩派』，著名詩人王昌齡、王之渙、岑參和高適是個中翹楚。著名詩句有，『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李白）；『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參)；『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高適）；『漢家天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王維）；等等，數不勝數。按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詩人就是狂熱的好戰分子。王維甚至還意淫『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

一旦上下形成自大的心理，上下回應形成合力，朝廷的對內對外政策就會出現轉捩。於內由放鬆社會控制轉向加強社會控制以汲取和調動更多的資源，於外由韜光養晦轉向對外擴張。而且在這個方向上越走越遠，刹不住車，更不可逆轉，上下具有相互加強的效應，是正回饋，不斷放大。只有以前積累的資源耗盡或者翻車了才停得下來。

漢武帝即位後，即動用『文景之治』積累下來的財富征討匈奴，共發動了六次對匈奴的大征討。結果搞得勞民傷財，無果而終。從此漢朝就開始走下坡路，直到滅亡，再也沒有回復到『文景之治』時的繁榮。而唐朝為了拓邊，在邊疆設立擁有軍政大權的藩鎮，導致藩鎮尾大不掉，致使爆發『安史之亂』，終結了『開元盛世』。同樣直至滅亡再也沒有回復到『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皆因朝廷的政策日益趨於保守，對內加強控制，對外趨於封閉。在社會矛盾激化的情形下，朝廷害怕放鬆控制和對外開放會造成統治不穩。然而加強控制會導致經濟活力下降，對外封閉則導致生產技術發展停滯。儒家社會本身沒有創新能力，儒家思想鼓勵追求特權，不鼓勵求真。這又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致使朝政和社會進入一個不斷下降的通道。按今天的經濟學理論解釋，就是進入經濟緊縮和社會緊縮期。人們普遍喪失對未來的期望，缺乏可靠的預期，沒有長期的打算和計畫。對未來的預感不好，但卻無能為力。只能過一天算一天，糊弄著過日子。現在流行的說法，叫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

在『歷史的垃圾時間』中，人們有兩種心態。高風險偏好者希望儘快結束，在低水準上重開歷史賽局；低風險偏好者則希望儘量延緩，以期較平穩地過渡到下一歷史階段。而理論和歷史都證明，高風險偏好者更容易掌握歷史的主動權。

2024年7月10日